吴莉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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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和美女翻译吴莉莉打得火热，引发贺子珍大闹窑洞，惊动中共高层。此后贺远赴苏联，而吴莉莉则下嫁国民党军人张研田，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张研田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台糖董事长、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逝于一九八六年。《开放》二ＯＯ七年第一期刊登署名朱汉生的文章《吴莉莉后来的故事》，揭秘这位最令毛泽东满意的美女被送出延安之后的归1937年3月底，吴莉莉（右一）给采访毛泽东、朱德的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担任翻译。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直到“文革”末期，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把他释放出来，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月薪三十二元。后来经过我们子女上诉，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在一九八○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定这是一起错案，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月薪五十六元。
父亲回到北京时，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和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实在无法容纳父亲。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我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供他解闷度日。平时我每周骑车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如饺子、红烧肉、炸酱面等，给他解解谗，再陪他聊聊天，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
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后，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爸爸，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吴莉莉何许人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还记得你张伯母不？”
“记得，当然记的。她不是妹妹的乾妈吗？小时候，因为她长得美极了，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
“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她特别喜欢，就收下做了乾闺女。你母亲病死后，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所以你张伯母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父亲说的张伯母就是吴莉莉，毛泽东的情人。
我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母的形象。
张伯母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么样？”
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干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研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后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后，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着《母亲》，引起了轰动。
后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后，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漏子。
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后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于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后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后，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后，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研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研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研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后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研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后来张研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研田到台湾一个月后，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后，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后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后，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后，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我听了父亲的这段述说，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我确信吴莉莉和毛主席谈过恋爱这是事实。但说是因为周恩来把吴赶走，并由此结下毛、周之间的个人恩怨，以至“解放”后毛不断地整周，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党中央的集体决定，而毛批判周，是出于政治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怎能为个人情爱而和亲密战友结下死仇呢？另外，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泽东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简直是荒诞不经。
我当时就和父亲争论起来，说他这完全是唯心史观，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父亲感叹道：“你小孩子，懂得甚么？”
“我都三十多岁了，经过这么些年党的教育，我是个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
父亲苦笑了笑，再没说话。
吴莉莉与丈夫张研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研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研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后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研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于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甚么，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注：贺子珍大闹窑洞，是否要用枪击毛与吴这一情节，系吴本人所言，恐为片面之词，为准确起见，建议读者参阅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二OO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