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传说，傅斯年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时，曾打毛泽东一耳光。

传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不仅被上司张申府训斥，还被当时的学生傅斯年打了一记耳光，说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泽东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

张申府是谁？即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手，毛当时是图书馆见习书记（抄写员）。章立凡曾引用张申府的说法：“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那么，傅斯年到底打没打过毛泽东一耳光？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否真的源于这个耳光？

我觉得不大可能。

的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已被划为自己阵营的、八杆子打不着的鲁迅，当毛的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后来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毛也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惊得罗稷南先生出了一身冷汗。

毛恨知识分子，这是有原因的。后来毛和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起当年自己在北大图书馆时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一句“不把我当人看待”，道出毛心中对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总体印象。

而这些，都是有记载的，但傅斯年打毛耳光，却只是传闻，没有记载。

依毛泽东的个性，他是个不怕死的、桀骜不驯的、敢把天戳破的人，个子又高大，若要打起来，个头比他矮小的傅斯年根本不是对手，他也不会任由同龄人傅斯年打而不还手的；再者，毛泽东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甚至眦睚必报，这从他掌权后的种种作为上可以看出来。如果傅斯年打过他耳光，这等耻辱他必然会记得，不会轻易忘记。

但是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褚辅成、黄培炎、左舜生、章伯钧、冷遹一行6人，却乘专机去过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晚上毛泽东还设宴款待。

此时，傅斯年是以一个策士身份去求见一个正在夺取天下的大人物的。因他俩有北大那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和傅斯年纵论天下大事，没忘夸奖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而傅则谦虚地回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对傅如此得体的、双方都不失面子的比喻，毛非常高兴，慨然允诺傅的题字请求，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七月五日

又题唐人诗章碣《焚书坑》里的四句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孟真”就是傅斯年的字。毛泽东如此厚待傅斯年，哪像曾挨过傅一耳光的人？如果傅打过毛的耳光，他还敢去延安见毛吗？

另一方面，毛泽东自谦“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因为在大知识分子傅斯年的面前，或是不认同傅斯年的比喻，总之，毛的心思很少人能猜到。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毛泽东，对傅斯年应该说还是寄予希望的。

毛对傅的失望，应该是临近自己夺取政权前夕。1949年1月，李宗仁决定与中共和谈，企图保住半壁江山。李特地给已赴台接任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发电报，请其助一臂之力。傅斯年不仅一口回绝，而且在复电里坚持其反共立场。他与胡适一样，不买毛的账。8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对傅斯年以及自己的“老师”胡适等3人公开点名抨击，说他们已走到人民的反面：“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此时的傅斯年这才成为“反动文人学者”代表的。

综上所述，所谓“当年在北大傅斯年曾打毛一耳光”，纯属不切合实际的传闻，不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