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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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民軍隊忠於黨

「事件摘要筒介」

邱会作（1914.4-2002.8），开国中将，长期担任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曾被周恩来誉为“历届后勤部长做的最好的一位”。邱會作在“九一三事件”后作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6年，判刑后保外就医于西安，服刑期满后就地安置。邱会作晚年著有回忆录，在回忆文革部分时，邱會作对徐向前元帅颇有微词，邱會作在總後被批斗迫害，生死關頭是全軍第一個高級乾部向林彪偷送求救信，被林帥解救。这件事也让邱会作對徐帥一直耿耿于怀。

1967 年 1 月初，全军文革支持對總政派進造反派對邱會作進行群眾批判，徐帥電話命令邱會作回總政接受群眾的批判。

邱会作因为生活作风不好，在总后民愤极大。“文革”前，罗瑞卿曾专门开会要处理他，是林彪把他保了下来，并告诫他“玉不琢,不成器。不要因小失大” 。1966年10月，“文革”开始后不久，邱会作在总后便受到群众的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当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邱会作在总后被批斗40余天，成为军队系统中挨批斗最严重的领导。连续的批斗让他感到身心疲惫并一度昏厥。于是他向“林办”求救，但叶群当时并不想管：“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因此“林办”也就没有向林彪汇报。邱会作为躲避批斗，他就以养病为名，在叶帅的帮助下躲到西山军委前指避难。

1967年1月初，总后造反派组织发现邱会作失踪，立刻召集数千人围住了三座门（上个世纪军委所在地），要求邱会作回总后接受群众批斗。刚刚就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电话命令邱会作回总后继续参加“文革”。邱会作回到总后，即被造反派关押于总后卫生部大楼。此后，造反派批斗邱会作更甚，批斗致使邱会作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右肋骨断裂并横出，并导致其多次昏厥。1月24日，邱会作用烟盒向毛、林、周写了一封求救信：“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此信由其警卫员送到其妻胡敏后转到了林办。

林彪当晚听闻此事后，迅疾与周恩来通电话，得知毛泽东保邱过关态度后，让叶群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立即放出邱会作！”的手令，接出邱会作并交给叶帅保护起来。邱会作对林彪派叶群去解救他非常感激，专门写了《零点得救》的日记。3月，林彪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继续保邱会作过关:“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邱会作在对林叶感谢同时，对徐帅则心生怨气，并表达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徐帅让他离开西山接受群众批判是让他去虎口送死。1月27日，总后造反派数千人在三座门静坐，要求把邱会作归还给造反派。邱会作又认为全军文革組長徐向前支持了造反派这次行动，對徐帥误解更深。

邱會作中將的反思小引：

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过去都说主要有如下三个问题：斯大林逝世的影响；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刘少奇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是否就是毛主席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有符合的地方，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斯大林逝世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把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三件事，使毛主席对斯大林是敬重的。建国初期，我们决定向苏联学习，重点学习三个问题：

第一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学习苏联的核心问题。

第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

第三是，国防工业问题。苏联是把国防工业放在国家整体建设的首位，我们先后也成立了几个工业部，都是搞国防工业的。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一举动，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搞了对国内、国外影响很大的三手：对外和帝国主义搞和平主义，对内搞反斯大林运动，对中国搞大国主义和分裂活动。赫鲁晓夫背离了共产主义的轨道，打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路线。

由于苏联搞修正主义，改变了我们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不得不把防修、反修的斗争放在重要的日程上。毛主席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路线的，毛主席不但亲自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会议，我党还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方式，阐述了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前后发表了九篇评论，这些做法在国际上起了重要作用。简单地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从学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开始，到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而告结束的。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反对修正主义是提得很高的。但时间不久，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就把「革命」的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反修防修」就成为口头禅了，打倒刘少奇就是目的之一了。

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其他人说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毛主席心里知道。八届十二全会，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真正相信的人并不多，但又都举手拥护毛主席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举手打倒刘少奇的，除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被列入另类外，其他的人不但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李富春、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蔡畅、邓颖超等，还有身后也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粟裕、张云逸、萧劲光、徐海东、王树声、滕代远、王震等人，这样问题就不简单了。

五十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很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来即提出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也不能没有缺点。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三面红旗，对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对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进行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鼓起干劲。

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毛主席虽然也谈笑风生，但第一次感到了「政治压力」，幸有林彪的讲话压阵，坚决拥护毛主席，维护党的团结，扭转了会议的形势。毛主席对林彪是赞赏的，也是感激的。可以说，军队的干部大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毛主席对刘少奇、彭真是不满的。毛、刘之间在路线问题上确实有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至少对毛主席是这样。后来，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七千人大会的账，毛是不会忘的。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罢免了彭德怀，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是统领和管理部队的能手。他提出在人民解放军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主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林总提出要「复古」（按「古田会议」的革命精神建军），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军、治军方针，如「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苦练200米硬工夫」，「提倡勇敢不怕死，敢于刺刀见红」等等，把人民解放军造就成为一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对此，毛主席大为赞赏。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后来，毛主席依靠解放军搞文化大革命，夺刘、邓司令部的权，这步棋毛主席是早就看准了的。

林彪号召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主要是为了部队的建设。林彪的想法和做法是健康的，是「无意」的；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却是有心的。几十年以后我才感觉和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主席早在发动文革以前就想扳倒刘少奇，不过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刘少奇那时掌握着党的领导实权，这种领导实权也已经运行了多年，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拥护者和追随者。当时，毛主席不要说扳倒刘，就是对刘有批评，也未必能完全贯彻下去，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领导，都是刘、邓的人，实权在刘、邓手上，邓倒向了刘。

毛主席要下决心搞掉刘少奇，拥护解放军、赞赏林彪是他长期的重要战略准备。这种准备，长期以来只有毛主席有数，其他人长期以来没有数，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也未必有数。当然，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决定解放军派出大量干部支持地方工作，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主要领导都是军队派来的干部担任的。

——在六五年，毛主席让江青秘密组织班子，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击右倾翻案。

——在六五年，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卿」。

——在六六年初，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支持，搞「部队文艺座谈会」，以此为武器，向文艺黑线开火。

——文化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决定成立了有江青参加并掌实权的中央文革，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毛主席很快就把中央文革这些人演变成主持全国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实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

——到六六年，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以上这些都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准备，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端掉刘、邓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雄才大略的准备。发出了《五一六通知》，两个司令部就真正开火了。

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情况我不了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和回到北京后，六六年三月又召开会议继续批罗，我是从头到尾参加了。

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情况我知道一些。这个座谈会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召开的，不是林彪委托江青而开的。《纪要》的名称中原来根本没有「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江青那么傲气，谁敢加这样的抬头，「林彪同志委托」这个冠名，是毛主席定的，并亲自加上去的。至于林彪有奈也好，无奈也好，当时林彪没有反对毛主席这样做，也算是对毛主席的支持吧。

其实，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毛主席让江青去请林彪这个「尊神」，人民解放军这个「尊神」。也就是毛主席为了打刘、邓司令部这些「鬼」，借助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这个钟馗罢了。

平心而论，对文革来说，毛主席认为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是「革命」，而不是「运动」。毛主席自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就是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的调整、撤换干部。如果从「革命」二字出发，回过头来再看看文革，或许能想通一些过去想不通的问题。毛主席说文革「三七开」，文革就是「七三开」，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们党历史的一部分。文革既然已经存在了，就要认真地总结教训，不能简单地用所谓「彻底否定」去了结，去鞭笞。文革有深刻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原因，有党内路线斗争的原因。具体地说，也有长期以来，首先是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把毛主席拥戴到党和国家之上，把党内生活的平台变成斜坡，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约，促使产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局面，而且党内最高和较高层面上的领导同志自己也在起劲地拥护文革，因历史上的的恩恩怨怨在文革开始时打击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对文革产生怨气。现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毛主席是要负主要责任），并推给林彪、江青以及黄、吴、李、邱去承担责任，没有多少人把文革作为「党的历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担一些责任。不是栽赃他人，就是推得干干净净。

附：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估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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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回憶錄：

～造反派的刑法

几个刽子手凶狠狠地来到了我的跟前，他们是来执行法西斯的八大刑法的。

（1）向毛主席请罪。这要两腿并拢，两手垂直下伸。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一块二十多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疼得难以忍受。这还不算，刽子手还要把铁丝左右拉动，每三、五分钟拉一次，铁丝嵌到肉里鲜血直流。开始拉铁丝的时候，疼得难忍，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知道痛了。

（2）向「造反派」认罪。这要双脚跪下，两个人将我双手反撑，头低下，挂在脖子上挂的那块大铁牌子，下端还不准挨地（因为铁牌子挨地重量就轻了）。在难以忍受时铁牌子自动落到地上，他们就会把我的头发向后一揪，牌子也就离地了。

（3）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这一刑法要六个人协同动作，四个人把我的四肢各持一肢，抬到空中起来，前面站一个人揪着我的头发，后面一个人推着屁股，揪头发的人叫出口令：放！六个人协同一致地把我向前一抛，整个人猛地悬空落在地上。

向「造反派」致敬不容易做好，指挥官是总后政治部文化部俱乐部主任申茂功，他们为了达到应有的效果，在武斗之前曾经领着打手练习过多次。

其他的刑罚还有：

（4）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

（5）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打倒「反革命分子」。

（7）「造反派万岁」。

（8）向「革命」群众请罪。

这次武斗，从开始到结束在四小时以上。「红纵」对我执行每种刑法之后，刽子手们都要对着我喊三句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会作。

在对我搞了三次喷气式之后，我也就昏厥过去了。他们把我拖到后台，我醒来后，他们叫来事先在后台值班的三〇一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宛给我做检查，黄摸了我的脉搏和听了我的心脏，我当时眼睛直盯住黄宛，向他示意：不管我的心脏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面对残酷的武斗，你只要说声「有问题」，我也得救了。我毕竟是你的部长呀，你们这些专家是我费了多大的劲，才要到总医院来的。但我的想法落空了，黄宛竟说了两个字：「无妨」。这样，我又被拉上台，继续向我进行武斗，我很快就又不知人事了，待我清醒之后，是躺在地板上的。我不能动了，「红纵」的三、四个人把我抬上一个三轮板车，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三楼。

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我遭受最大灾难的日子。

二十四日上午在总后大操场的武斗，基本上同头天下午在礼堂上是一样的。刽子手给我剃了一个阴阳头。这一刑法，除了丑化人之外，没有增加疼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管我的人，又在用上海话在互通情报，我能听懂一些。一个人从门外气冲冲地进来说：「李部长批评我们只是打人，不注意扩大政治影响。今天连夜要把广场上的舞台加大，要斗得像个样子。」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知道一场更凶残的武斗明天就要来了。

本来，我对生死根本就无所谓了。但二十四日下午一个人躺在地板上，思绪万千，我突然悟到了：「我现在死了就是做了野心家的牺牲品。我要争取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同他们斗争到底！」为了活着，当即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向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求救；二是争取晚上回家一趟，设法搞点防身的用品。

当时，我是由总后保卫队的战士看管的，看管我的造反派从外面回来时，看管我的战士回去吃饭了，他看到只有我一个在房子里，以为保卫队把人撤了。于是，他们立即打电话到总后保卫队，要派人来值班。保卫队的人真是聪明，他们派的人，恰好是我的警卫员蒋平安，我告诉小蒋，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小蒋很机灵，他在楼道里转了一会，找来一个大前门的烟盒和一个铅笔头。我的右手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左手还勉强可以动一点，于是，我用左手给毛、林、周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每天对我武斗。明天死活难测，请救我一命，我会同过去一样，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信写好之后，小蒋立即把信藏到棉帽的夹层里，他回去换班时，跑到我家里把信交给我的炊事员刘玉胜。刘在解放战争中就是我的炊事员，我们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他立即把信交给我的两个小儿子光光和毛毛并叮嘱他们把信转送到通信兵部胡敏那里去了。

我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多次并被霸占，成了「全军批判彭、黄、贺、罗造反联络站」的办公室。胡敏被赶到通信兵去了，她当时是通信兵卫生处处长。通信兵与总后是一墙一路之隔，总后武斗现场的大喇叭不断传出揪斗我的情况，胡敏心急如焚，不断到处打电话求救。当时通信兵主任江文同志，通信兵后勤的郭政委，军委一号台的同志们，还有胡敏的两个助理员，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胡敏。

胡敏首先打电话到杨成武处，他知道我和杨关系很好，但赵志珍接了电话给推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杨还没有听到毛、林、周的声音，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胡敏只得把电话打到叶帅处，值班秘书很负责、很着急，叫胡敏不要放电话，立即用另一部电话找叶帅，但一时联系不上。胡敏又打电话到京西宾馆的黄永胜处，警卫员说：「首长在上厕所，请等一会再打。」黄听到后，没有上完厕所就跑出来接电话，胡敏说：「能不能请黄司令给徐帅求求情，叫造反派不要把邱往死里斗。」黄说：「徐那里我不便去，去了也未必能讲通。你不要急，我马上想办法找到叶帅，并亲自到叶帅那里去。」黄果然找到了叶帅，叶帅当机立断，一方面命令卫戍区准备抢人，同时火速到毛家湾向林总报告。此时，我的求救信也到了胡敏手上。说来也巧，我的信到时，胡敏刚好要通了林办的电话，林办秘书郭连凯一面安慰胡敏，一面说马上派人去取我的信。这样我的信送给林彪办公室了。

叶帅到了毛家湾向林彪一报告，林大为震怒，立即说：「备车，我要去接邱会作！」叶帅和叶群一听就急了，好生相劝。叶群马上要通了总理，总理甚为着急，他说：「我正在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完了就误事了。我让伯达同志立即赶到毛家湾。」周总理在大会堂就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我是保邱会作的！」总理心里就更有底了。

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叶群正在途中，叶帅派去救我的卫戍区指战员早就赶到了总后机关侦察情况，准备抢人。

零点得救

为了应对更大的武斗，我要求回家去了一趟，擦擦有血迹的身子。晚上警卫员扶我回到家里，令我惨不忍睹的是，我的家已被造反派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全家的东西被抢劫一空，房子被造反派霸占了。全家的人，两个小男孩光光和毛毛由老坎事员带着躲在灶房，小女儿被老战友接走了。我看到家里这种情况，更加鼓起了我的斗争勇气，我决心争取活下去。为此，我要阿姨用小孩的旧棉裤给我做了两个厚的护膝，还增穿了棉衣。这是为了保护心脏和膝盖骨所采取的措施。我临走时，两个小男孩躲在灶房里跑出来，叫我爸爸，造反派挡住不让我们父子相见，我也只有忍心走了。

我回到卫生部三楼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活动，争取睡好，以应付明天的苦难。在我睡得尚好的时候，有人用急促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并说：「快起来，有急事。」

「到哪里去？现在就去批斗场吗？」

「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接你来了！」

当我听到毛主席、林总派人来接我这句话时，十分惊喜。我当时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是卫戍区两三个战士把我由三楼背下去的。当时，在一边扶着我下楼的战士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奉叶副主席的命令，在这里几天了，是在这里保护你的。」我只有向他们点头致谢！我上了汽车之后，先是顺着太平路一直向西走，兜了个圈子，再向东把我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去了。

到了五号院之后，叶群已经在那里等候，叶群向我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现在，我完成了光荣的任务！」叶群又说：「这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你现在就在这里休息。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已有安排。」我只有点头致谢，心里感激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不久，卫戍区的干部和总参管理局严俊政委的夫人丁超到通信兵把胡敏和我的大儿子路光接来了；紧接着路光又带着卫戍区的干部及几个战士偷偷摸到总后保卫队把冒着危险给我送信的警卫员小蒋也接了出来。

二十五日上午，杨成武夫妇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杨成武在楼下就「老邱呀！老邱呀！」喊我的名字，我身子动不了，我躺在床上也激动的喊：「老杨呀，我在这里。」他们上楼后，杨扑到我的面前，抱着我边哭边说：「老邱呀，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我向杨指着我的伤，并指着我被剃的阴阳头，杨气愤地说：「一群暴徒，一群暴徒！！」他们为我流下了满腔的热泪，向我表示了真实的感情，我是永远感激的，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上，叶副主席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杜海舟科长带了三辆汽车来把我接回西山去了，我住在21号。我们的车还没有到，叶副主席、聂副主席和西山的工作人员，已在我住的房子等候我。当把我由车上抬下来之后，有的工作人员哇哇地哭起来。叶帅摸着我的手（伤势过重，不敢拉手）向我慰问，一直把我送到床边。聂帅一个劲骂造反派：「法西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这是革命家庭的温暖，这是首长对下级的爱护！这也是长者对晚辈的关心。

二十六日下午，刘伯承副主席、汪大姐来看我。刘帅的眼睛不好使了，只能听我讲和用手摸我的全身。当摸到我身上的受伤处我有反应时，他把手势放轻，并边摸边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毛主席察觉到了问题，断然派人去抢救你。这既是对你的关心，也是对部队干部的关心。」接着，萧华、刘志坚、黄永胜、陈锡联和正在叶副主席处开会的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都来看我了。

二十七日，叶帅亲自叫来了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医生、护士给我治病并亲自主持议定对我的治疗方案。叶副主席自己用的一点人参、三七药也给我用了。以后，叶帅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来看我一次，有时来几次。我被打得伤残，是在叶副主席的关心之下，得到了及时治疗的。

更为可贵的是，叶帅每天都会向我传达中央的一些时政消息，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毛主席、林总、周总理、叶帅救了我一命，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的！

片段·摘自《邱會作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