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汉族，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大師。

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主要的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主席称他是“国宝”。

《中国青年》1961年8月第十六期出版北師大老校長陈垣大师讲话纪要：

 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陈垣与北师大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谈话纪要

【“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陳垣】

我早就想和大家谈一谈，但是由于时间和身体的关系，今天才得如愿。你们毕业后是去做教育工作，又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和你们真正是同行。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研究历史也有几十年，时间很长，但是时间长，并不能说明问题。解放前在旧中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己思想的局限，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所以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不像你们处在这样好的时代。你们大多数人在全国解放时，不过才十二三岁，或者更小，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今天的社会处处都为青年着想，告诉你们应当怎样走，告诉你们为什么应当这样走。党和政府给你们尽量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就看自己是不是努力了。只要努力，比起从前来就能事半功倍。    

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说，但也不能一下都谈到，今天只谈谈有关读书的一些问题。这可能对你们毕业后在工作中自己进修时有所帮助。先谈一下我个人读书的经过。  

十二岁以前，在学馆读四书五经，只是呆板地死背，不能背就挨打，只有用逃学一法来躲避。  

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书中列举很多书名，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是谁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觉得这是个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  

十五岁广州大疫，学馆解散、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打下初步基础。  

十八岁入京应试，因八股不好，失败。误听同乡一老先生的劝告，十九岁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有人问我当时读书是用什么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法子是很笨的，我当时就是“苦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专心致志，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科举废后，不受八股文约束，倒可以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当时读书，就是想研究史学。中间有几年还学过西医，办过报纸，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好几遍。可惜《四库提要》所著录的书，许多在广州找不到。   

辛亥革命后重入北京，时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京师图书馆，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有所著述。

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有两点经验，对研究和教书或者有些帮助:

一、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

二、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经部如论、孟，史部如史、汉，子部如庄、荀，集部如韩、柳，清代史学家书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等，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可见我们专门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这就是有博，有约，有涉猎，有专精，在广泛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又对某些书下一些功夫，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研究历史科学，需要知道的知识幅度很大，要了解古今中外，还要有自己较专门的学问。如果样样都去深钻，势必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反使得样样都不能深，不能透。但是也不能只有专精，孤立地去钻研自己的专业，连一般的基础知识都不去注意，没有广泛丰富的知识，专业的钻研也将受到影响。学习历史也是如此，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不了解世界历史，学中国史就必然受到限制，就不能很好地懂得中国。研究宋史，不知道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则宋史也学不通。研究任何朝代的断代史，都不能没有通史的知识作基础，也不能没有其他必要的各方面的知识。 

不管学什么专业，不博就不能全面，对这个专业阅读的范围不广，就很像以管窥天，往往会造成孤陋寡闻，得出片面偏狭的结论。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解决问题。不专则样样不深，不能得到学问的精华，就很难攀登到这门科学的顶峰，更不要说超过前人了。博和专是辩证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要很好的结合，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在专精的钻研中也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中国历史资料丰富，浩如烟海，研究的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但不能不知道书的概况。有些书只知道书名和作者就可以了，有些书要知道简单的内容，有些书则要认真钻研，有些书甚至要背诵，这就是有的要涉猎，有的要专精。世界上的书多得很，不能都求甚解，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也一定要有“必求甚解”的书。   

同学们毕业之后，当然首先要把书教好，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另外，在自修的时候，可以翻阅一下过去的目录书，如《书目答问》、《四库总目》等。这些书都是前人所作，不尽合于现在使用，但如果要对中国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看一看也还是有好处的。

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的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如果连遗产都有什么全不知道，怎能批判? 怎能继承呢? 萧何入关，先收秦图籍，为的是可以了解其关梁厄塞、户口钱粮等，我们作学问也应如此，也要先知道这门学问的概况。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的找到了。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

现在青年，有很好的机会，就是有参加实际锻炼的机会。四年来，你们在党的教育下和实际锻炼里，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分析问题，可以更好地明辨是非，又得到书本上得不到的活的知识，这都是最重要不过的。

有人说，有些青年基础知识差，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在校四年虽已经打下一些基础，但我们要更高地要求自己，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注意。基础知识好比盖房时的地基，地基不打结实，房子就会倒塌。我国各行各业都有注意基本训练的优良传统，拳术、武术，初学时要花很多时间练好一招一式；戏剧科班，光学唱做念打，先练基本功。读书更是如此，古人读书，先背诵一些基本书籍，写字先学会拿笔和写字姿势，讲究横平竖直，作诗先学作联句对句，学习诗韵。研究一门科学，基本知识更是起码条件，不打好基础，就好像树没有根。当然前人对基本知识的要求与我们现在不同，但尽管有不同，而基本知识总是应当注意的。如学习历史，就必须学会阅读古文，要至少学会一种外语，而且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在哪些方面还没学好，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努力。

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钻研和努力，没有现成的。只要踏踏实实地念书，就会有成绩，不要以为学问高不可攀，望而生畏，但也不能有不劳而获的侥幸思想。

不管别人介绍多少念书经验，指出多少门径，但别人总不能替你念，别人念了你还不会，别人介绍了好的经验，你自己不钻研、不下功夫，还是得不到什么。而且别人的经验也不见得就适用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今天，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

读书的时候，要做到脑勤、手勤、笔勤、多想、多翻、多写，遇见有心得或查找到什么资料时，就写下来，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时间长了，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有时把平日零碎心得和感想联系起来，就逐渐形成对某一问题的较系统的看法。收集的资料，到用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源，非常方便。

学习是不能间断的，更是不能停止的，要注意学习政治，学习经典著作、毛主席著作，并要经常学习党的政策。要不怕艰难困苦，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谦虚，不要以为自己是北京师大毕业就看不起人；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大学毕业，学习得就已经够了。毕业只是在学校学习阶段的结束，更长期的新的学习阶段，还是刚刚开始。我已八十二岁，越学习越觉得自己不够，你们连二十八岁还不到，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要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刻苦钻研，努力读书，时不待人，到了八十二岁再学，总是太晚了。古人传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这毕竟是极个别的事情，你们不要等待，观望，要趁着年轻，脑力、体力都好的时候，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待人。

參考文獻：

～《中國青年報》第十六期（1961年）。

～陈垣：《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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