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之我见：过去、现状以及未来
大牛-131 08/30 74124.7/3 
Oskarlre
纵观人类历史，资本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传统。 中国春秋战国就有很多有名的资本家（子贡，吕不韦等）希腊罗马历史上也有大资本家和大贸易商，但是这不能说古代就是资本主义，因为无论贸易多么发达，其建构仍然是在农业和小手工业为基础的，并无法根本性的超越基础单位生产效率。 这种社会运转中，资本增值只是社会运转的部分之一。并无法控制政治。而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及产品粮食）的封建贵族才是社会的主角。 古代中国更为典型些，商人和资本家富得只剩下钱，并无法直接涉入政治（只有耕读之家才可以）也无法成为社会的决定性力量。 甚至商人力量过强并与士绅结合则是中国这种农业大一统国家衰亡的基本（因为商业活动抽走了大量属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金银，别告诉我商人不会逃税。。。加上中国不是产金银大国，通货紧缩导致国家提税，进一步压迫农民变流民，一旦遇到天灾就是彻底的恶性循环，明朝就亡于此）。
而随着科技手段（指南针等科技通过中东传入欧洲）造成的交通逐步便利(地中海航运发展)，从而导致了贸易兴盛。 与此同时欧洲封建体系下以城邦乃至城堡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及相对落后性，使得欧洲各国中商人的生产效率逐渐兴起并逐渐超越了传统贵族。（因为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从不属于与欧洲的区域如北非，中东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调集大量物资如粮食，香料，丝绸，金银等）最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对美洲的奴役和金银掠夺性开采使得欧洲各工业化国家得到了充足的资本（当时金银为货币情况下）应对扩张。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到来就是历史的必然。所谓历史必然性，讲的是随着社会矛盾演进、经济结构变化，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相对必然态势。
而随着科技的成熟加上资本刺激下，先发国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生产效率非常高的工业（相对传统农业来说），那么在传统农业体系下建立的封建王权由于没有控制新出现且效率更高的生产资料必然陨落或者达到新的妥协。 而工业革命的生产效率飞跃，必然进一步加强资本家的力量，并真正意义上控制国家，并进行垄断性输入—殖民。 这也是资本主义历史核心因素—垄断（不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市场的垄断。 （而真正意义下的市场应该是自由，开放，完全竞争的）。 无论是过去的殖民，还是今天的专利权，都是垄断的不同表现而已（所谓知识产权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通过技术标准和专利，大资本控制了绝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准入门槛，而不是交给市场）。
这里多说一句：我个人不同意“进一步讲，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带来现代共和制度。”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兴起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农业传统势力的对比以及周边环境的压迫中有非常不同的变化，而对传统做妥协也是常事，看看沙特阿联酋，也挺有资本主义部分的，妥妥的封建王朝甚至更落后的土邦制度罢了。而欧洲乃至日本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制度也能看出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妥协。
这里所说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讲的是不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群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来源于利益的变化。不是说一两个人想要改变，就能改变的。其中的内因在于，多数人都会遵从利益行事。换句话说是，之所以“不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群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因为这些人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仅仅是少数，而因为利益的演进，那种“必然的历史”才是多数力量想要的。也就是说，所谓历史的必然，其实是因为多数人或多数力量都想要实现，才成为必然的。总的来说，之所以多数人想要实现，是因为切身利益的关系。而之所以少数人无法改变，是因为第一，少数人的利益无法与多数人抗衡；第二，即使存在不顾自己利益的理想主义者，绝大多数人都还是现实主义者，都会按照利益驱使行事。
那么就在这里结合上面的分析说说中国近现代史，看看里面的一些相对规律吧。
对于清朝和以前的王朝来说，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来看实际上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即使科技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耐寒稻种还是各种农业工具，无非是扩展了播种面积，而不是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效率。简单来说：农忙期间，全社会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农民的劳动力和时间都会在农田里，在这期间的任何征发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不义的—因为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储备。 而农闲期间这些被空闲的劳动力则会从事于依附于农村的简单手工业和运输业，或者参与一些政府组织的社会性工程（徭役）。等农忙后再次投入农业生产。如果没有外力破坏，随着土地兼并的逐步增加（资本的集中特性）发展出一个畸形的商业繁荣的末世（刚开始一部分失地农民会进入服务业，劳动力的低成本会刺激商业商业发展，但是一旦失地农民数目超过商业可吸纳数目的时候，就会出现流民）然后被无数饥民和流民的暴动中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资源重新分配，人口减少，使得土地资源再次相对富裕，新王朝只要给予休养生息政策，一个新的轮回就会开始。 在这个循环中，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经济活动的农民，不但是农产品的生产者，也是依附于农村的小作坊劳动力的提供者。很多地主不但是地主，也是小作坊主，小运输主。
但是清朝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海外资本主义先行者的影响，东南沿海少数城市开始出现了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作坊。而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技术，使得这些作坊的生产效率远超传统靠农闲运行的小作坊。甚至这些小作坊就是出高价把农忙的劳动力调入也无法和这些新作坊竞争。 于是在新作坊区域内的传统作坊纷纷破产，新作坊获得更多利润，产品向更遥远地方扩张，更多的旧式作坊破产，由于农业的传统束缚则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过于远离家乡，当不能再附近作坊打工，越来越多的自耕农开始丧失购买力，从而破产。 而他们所在的农村区域开始了急速的衰败。
从广义来说，历史上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来看，地主要向资本家转化，或者民族资本家淘汰地主，需要一定时间。地主积累资本，进行投资，获得收益，然后逐渐转型更需要时间。但一旦完成了转型，当国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财团势力后，与政治结合就可以向外争夺资源了。（欧美是自然培养，日本是兴殖产业，国家力量培养财阀）要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下，中国民族资本面对的是欧美已经完成工业化后的商品倾销和资本挤压。 既然没有数量和和技术优势，那么为了生存，挤压价格优势是唯一选择，如何产生价格优势？更残酷的内部剥削，从而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破产。在这个不断恶化的漩涡中，中小地主和作坊主的子弟们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憎恨。 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憎恨是无法成事的，毕竟欧洲也历经了这个过程（羊吃人）但是欧洲在扩张过程中大量吸纳了这种子弟成为中下层殖民地官员，银行职员，乃至军官 – 这些子弟有一定教育，有一定组织能力，并有一定领导力，这些都实际可以转化成资本扩张中的动力及中下层骨干力量。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的政府足够强硬，能够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系统进行转型，那么这些憎恨的力量完全会变成兴起的力量。
可惜的是，他们遇到的是没有任何能力保护他们的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尤其是依靠外国援助起家，买办资本为底的民国和北洋恰恰没有能力建立保护性的关税制度，（清朝后期更像破罐子破摔，宁与友邦，不给家奴）这就没有给中国地主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资产转型。而日本入侵更加剧了这一点。于是小地主纷纷濒临破产，更加严厉地压榨农民以求生存，而不能转化为资本家。这个链条的打断，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因为地主阶层濒临破产，所以加倍地压榨农民阶层。农民因为农闲时无法从事手工业盈利，所以不但负担重了，而且收入降低了。这是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总崩溃。不是上海滩的花花世界大发展能够扭转的。
于是这种憎恨变成了一种破坏体制的单纯暴力，因为对整个世界绝望，就希望毁灭这一切，仅此而已。 于是清朝在位，这些青年就投身炮党，进入新军推翻清朝，北洋在位，这些青年就投身国府，进行北伐，民国在位，这些青年就投身TG，推翻民国。 只要不能真正保证这个阶层的利益，他们就会不断的破坏他们眼中无法解决问题的“旧秩序”。而这些青年并不是什么TG的高级领导人，而是千万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而舍生忘死的基层指导员们。 （其实今天看看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就大概有了解）。
所以说，GMD的统治，从经济角度来说，412后就是江浙买办经济/资本主义逐步代替传统自然经济的过程。 而恰好是这个过程在摧毁传统士绅阶层为代表的自然经济。 从而为TG提供了大量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们。。。他们家庭种粮竞争不过美国面粉和东南亚大米，开工厂不是在低关税下倾销的洋货的对手，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所以只能破产，破产越多，愿意追随TG的人越多。 甚至可以说，国府从建立的那天起就决定了，它必然要被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政权替代。如果不是CCP，也会是一个能够发动民众，有效对抗外国，强化关税制度的政治力量。
有人问，国府能不能完成转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两个事实。
一个是412清党事件，412其实是GMD内部依靠买办资本和大地主一派与中小地主和民众一派的总对决，GCD不过是依靠低层民众一派的代表罢了。 （GMD左翼是中小地主派）我们可以看到GMD在412中杀掉自己党员比GCD还多，所以这并不是两党的对抗，而是两种路线的对抗。 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以来的贫弱造成了中国各种救国思维纷起。实业救国、思想革命都是存在的。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审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需要改变。这是一个必然。文化运动的根本在于改变民众的思想。所以从文化运动出发，切实改变民众思想是一种必然。改变民众思想，必然涉及改变底层民众思想。然而，底层民众的奴性思想一方面不利于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却保证了剥削的严重地主-农民体系的正常运转。所以破除底层民众的奴性的代价必然是导致这个体系的松动。所以地主阶级必然反对、压制。而412发生期间还属于革命早期，农民思想并没有改变多少而地主阶级仍然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阶级。中小地主开明派知识分子是和自身阶级利益相背离的，本身就是少数派，所以失败是概率很大的事情。
二个是国府在抗战后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放在今天，那是美国的卖国条约，但放在那个年代，确实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更进一步方便了美国资本家摧垮中国经济体系。那么为什么国府会签这个约？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为了让美国帮助国府打内战”。实际上，即使没有CPC，国府的经济总崩溃也足以让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崛起。中国的农民、中小地主、小资本家在全部破产之时，必定会产生强烈的反噬。国府所能凭借的，只有因它而受益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买办。这些人的实力不足以压制中国的农民、中小地主和小资本家。所以国府必然要被迫引入外国力量，来对抗本国此起彼伏的抗争。那么国府对外国商品和资本的抵抗能力就会进一步受到削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国府的基本盘使得其本身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国府倒台几乎是一种必然。
这其实也是中东地区开明派遇到的问题， 亲西方派有知识分子，有理念，代表了比较先进的一方。但是他们空有情怀，手中无枪，也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基本上只能依赖外部力量干预。但西方干预中东，一定不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 所以说就呵呵了。
这里多说一句，中国改开后的沿海工厂也是靠价格优势与外国竞争，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这是因为78年改开的中国相比清朝和民国有了强大的关税保护能力。 即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关税保护，甚至行政保护来逐步开放商品种类，控制外部商品进入中国的数量。这样将冲击周期拉长，冲击力度减小。而适当的冲击则是给中国资本锻炼，发展乃至模仿的成长机会。 如果从宏观看，任何一个时间段内收到冲击的中国企业和商品都是相对少数。这就给与了中国经济系统足够的转型和发展时间。即使今天，改开30多年后，中国在很多商品领域仍然进行关税甚至行政保护（典型如汽车业和粮食）这里可以假设一下，78年如果学习民国，不进行任何关税保护，那么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营可能会瞬间被国外资本冲垮，兼并（就像俄罗斯和南美企业一样）而大量的美国廉价粮食会瞬间冲垮中国农村的粮食产业，那么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民变四起，恰好和民国一样。
不少人认为国府可以治理好台湾所以一定能治理好大陆，其实不然。
第一．
国府带走了中国大陆的资产，在台湾搞了土改，这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地主阶级通过赎买有了足够资金转变为资本家（这个赎买资金则是以大陆带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为底子）二是农民受到的剥削变轻了，不会有严重的对抗心理。尤其是国府在台湾属于“外来政权”其军队和行政部门和当地地主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其推行的一些严重伤害地主阶层的政策就可以通过武力为基础成功。 这点上看减租政策就很明显，国府在台湾搞了减租就能成功，而抗战期间在大陆搞就彻底失败。因为其军队和行政部门与地主阶层联系过于紧密（中低层军官和行政人员来源就是地主阶级），于是根本无法下手。
第二．
美国出于冷战目的，没有进一步对台湾进行资本入侵，甚至通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给与一定的资本扶持。所以台湾的资本家获得了足够的时间发展。完成了转型。这个条件是大陆不具备的。 台湾的经济规模只够塞牙缝的，所以美国资本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权衡后自然选择了政治利益（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有更高优先级）大陆那么大的市场，美国资本是不可能放弃的。
所以说没有底子的市场经济是不会比TG现在做的更好的，这个我们可以再说说世界范围内后发工业国的发展历史。
一切的基础：基础设施是怎么来的-- 没有基础设施，就没有经济发展。稳定而充足的供电和供水、便捷的运输、完整的公共设施体系，这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上来钱最慢、对投资规模要求最高的投资方向（之一）。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基础设施水平而没有办法实现更高速的增长。但是中国却以另发达国家都感到咂舌的速度不停地修建着更新、更高端的基础设施。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中国这里又修了座桥、那里又修了条铁路。但是当把这种基建规模放在世界范围内一看，那真是前无古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中国的基建密度。基建都是要钱的。美国今天大量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却没有钱进行更新。那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怎么能够负担起这么庞大而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呢？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经济体系中去。
资本主义的逻辑：投资与收益
我们处在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尽管我们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但是一切仍然可以用资本来解释。所以本文不涉及共产、社会、资本主义的分野，而仅用资本的分析角度来讲述整个问题。
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是资本。资本的发展方向是增值。资本的增值的核心途径是通过投资获得回报。一个国家要发展，就要把资本不停地投资出去，获得收益，然后继续投资。通过不断地成功投资，才能扩大本国的财富总量，实现发展。投资，就要钱。中古时期资本发展纯粹基于资本家个人拥有的资本。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棒的机会，而且你也能纠集起一批人来做这件事情，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先期所需的设备和土地。这怎么办？这就要去借。只要投资获得的收益率高过贷款的利率，那么这个投资就是好的。这个借贷-投资-收益-还贷的过程自资本主义兴起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中世纪意大利权倾一时的梅迪奇家族，其实就是靠金融发家的。那么借的钱又是从哪里来呢？这些钱都是来自于其他人的闲置资本。一开始只是某贵族自己攒的钱。后来就出现银行，把更多人的积蓄（换句话说就是闲置资本）集中起来，方便借贷。到现代金融业就更灵活了，大笔闲置资本可以敏捷地进出不同的产业和方向，实现更高效率的投资。
说中国以前说说世界，现代世界强国都是工业化起家的，而工业化恰好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其中的核心—军事工业更是一个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军事过程（所谓军国主义化么），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所以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 除非用产品去占领殖民地或者打败其他国家（还得打赢），才能有经济意义的正向回报，否则都是负的，不仅生产是负的，保养也是。。。当然，这有防止他国侵略的意义在，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里，都是出去抢的。（对内和对外，对内是羊吃人，对外就是华工黑奴，印第安人和对美洲金银的掠夺性开采及殖民地）。
这样后发的国家就遇到一个问题，1. 他们没有起码的工业基础，2. 要进入工业化就现要有大量的资本，而他们面临的是先发国家的剪刀差，很多时候是资本的极度稀缺。而且你要抢还不一定能抢的过先发国家（德日试了多少次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同国家走的路是不同的。但是总的来说有两种。
第一个是先发扶持： 例如日本是靠给英国打工（对抗俄国）获得的技术， 然后甲午战争的赔款加对国内重税进行兴殖计划建立的资本。 中国是通过朝鲜战争获得苏联156工业项目打底，然后靠户籍制创造剪刀差发展工业。。。后面再说。
第二个就是现在经济学家说的引进外资，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 问题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 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0的发展中国家瞬间变为外债负担： 如果像中国这种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 因此在20世纪8，90年代，世界上主要债务国是希望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负债进入工业化。 这种现象上看是用自己工业品出口形成贸易盈余，然后还债的国家成功的国家到今天还正向发展的。。。几乎没有。 巴西勉强算但是基尼指数0.7以上（中国才0.4） 印度和中国都有底子，不算完全引进外资， 俄罗斯。。。本来就是发达国家，民主后成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世界上国家190多个，大部分是二战后新独立的。 大都没能进入工业化， 不仅如此，引入外资还变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 于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崛起之路。 科技那个部分已经说了，中国是靠156项目搞定了工业化入场券，然后中美蜜月期进行的升级换代，通过山寨整合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之路。 这里单说资本。
1949-1978：经济冷启动
前面说了，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力量是十分微弱的。这是因为民国中后期由于民国政府受制于外国而不能建立有效的关税壁垒，导致清末至北洋时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大量覆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清末、北洋时期中国能造的东西，到抗战前后逐渐都不会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大量资本家反对民国政府，甚至有很多资本家子女投身共产党搞革命。而国府在转移过程中带走了当时中国不多的共性资本（黄金白银外汇等）。
所以，到1949年时，中国要想进行投资是非常困难的。要从几乎为零的资本起家，对整个经济进行冷启动，将发展引入到投资-收益这个正循环中去，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好在中国人民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能够忍耐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投身整个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使得中国逐渐积累起一定的资本。通过朝鲜战争投名状而得到的苏联援助的156工业项目，也免除了中国引进技术的巨额成本。在资本国有化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统一计划投资并统一获取收益，再统一计划投资，这样就保证了获取的资本能够以很高的效率进入投资-收益的正循环当中去，而避免了“资本家跑到国外买拉菲喝掉”这种浪费本国资本的情况。此外，政府控制资本，进行统一投资，这也保证了，在没有现代金融体系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的资本能够得到最大效率的集中运用。
所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一个国家资本极度稀缺的时候，采用公有制进行统一计划投资是非常高效的。因此，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仍然是很快的。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有一年6%以上的增长率。 同时更是从无到有的建立了一整套工业体系，（先进与否是量变，有无与否是质变）。
但是随着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中国不是韩国、日本这样的小国，不可能依靠几个产业、几十个大企业就富裕起来。中国要富裕，必须依靠极端大量的产业和极端大量的成功企业。到了这个程度，由国家统一进行投资并获取收益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整个经济的复杂度了。
尽管国家统一投资时，能够避免因缺乏现代金融体系而导致的资本分散闲置的问题，也避免了资本家追逐个人享乐而浪费本国资本的情况，但是一旦发生错误投资，资本的浪费将会更大。而经济如此复杂时，经济计划者要正确的投资决策是非常难的。此外，到了经济非常复杂的时候，官员自己浪费资本寻求私利也越来越难以监督了，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以为只有资本家会去买拉菲。继续维持当年的经济体系，将拖慢国家发展（事实上当时已经开始拖慢了）。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引入了市场机制，不再统一计划投资，而把投资的能力下放给了资本家。整个经济、金融、政治体制都有相应的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的痛楚。
尽管现在经济发展的复杂度已经超出了任何个人能够掌握的范围，但是在很多方面，政府仍然能够明确地看到一些需要投资、却不会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愿意投资的领域。其中一个核心方面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东西是个外部性非常强的投资方向。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其产生的对于全社会的正面/负面影响无法直接反映在其直接收益当中。举个例子，稳定的电力供应，会挽救很多病危者的生命。但是病危者会额外为每一度电交更多的钱么？所有的外部性高的产业，一般都需要由政府来通过税收、补贴等途径来平衡其产生的额外正面/负面效应。
私人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由于其不能因基础设施的外部性而受益，所以就具有较低的积极性。而这些有益的外部性，对于政府来说，都可以通过税收来获得收益。因此，政府在兴建基础设施时天然就比私人资本具有更高的积极性。
90年代初的时候一批经济学者在研究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时，认定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是每一个公民平均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每个人的产出都增加了，大家也就富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就更强了。中国农民的数量，到现在都是严重过剩的。这样的条件，一个农民的产出肯定是远远比不上一个工人。因此，要提高中国民众平均生产效率，就必须进行史无前例的城市化，把农村劳动力极大地引入到城市里来进行工业、商业劳动。
这个城市化，绝不是拉美那种贫民窟。贫民窟民众的产出一点都不比农民强，还引发大量公共安全、教育、卫生问题。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方向，显然不是向着贫民窟挺进。那么多的人都要进城，就意味着：
1，基础设施要能容纳这样的人口。要有足够的居民区，进一步讲就要有更多的医院、学校、供水体系、垃圾处理体系。
2，这些人要进行更高的产出，就要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工厂区、商业区，还要有更好的物流体系——更多、更大的火车站、汽车站、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码头、地铁。
所有这些都需要投资。
如此惊人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令发达国家都目瞪口呆的投资额度。即便到今天，政府的税收收入都根本负担不起那么多基础设施建设一起投资。
怎么办？
于是一切都回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投资过程：借贷-投资-收益-还贷。但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税收增加，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中国不想要那么缓慢的发展。资本只有高速循环才能实现高速增长。于是为了国开行发明了一种高速城市化的方法。因为在中国，政府控制所有的土地。还贷不必等待慢吞吞的税收增长，可以直接通过变卖（当然实际上是出租）增值后的土地获取收入偿还贷款。尽管相对高速，但实际上贷款周期也经常是5年、10年，所以可想而知单用税收收入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慢的令人发指了。因此，这个过程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借贷：中国银行控制着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存款。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没什么钱，也投资不了什么东西，但是合在一起就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贷款就从这里来。
投资：将贷款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收益：促进工商业发展，使得基础设施周边地价上升。通过卖地获得资金。
还贷：用卖地获得的收入偿还贷款。
说到这里就明白开发区附近地价为啥涨的快了 。
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中心动力。有很多不懂行的人以为房地产为当前GDP发展贡献最多。其实房地产本身不过是这个机制上的一个齿轮。更好的基础设施带来更多的产业，更多地产业带动周边地价上涨。 卖地偿还贷款后就可以贷到更多的钱，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吸引、建立更多的产业。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这种不断反哺自身的高速城市化。
那么为什么房价降不下来？这不就很明显了么？除了开发商谋取的暴利之外，就是高昂的土地使用费用。你所看到的新建的立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机场，就是房价中很大一部分的去向。实际上就是通过剥削城市新移民，来帮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而当政府在刻意推高地价的时候，要压制开发商的利润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不要羡慕那些靠卖地一夜暴富的城乡结合部人员，当年深圳的原住民现在能在富豪榜上的还有几人？
他们一无在城市里生活的经验，二无系统性融入城市社会的资源，所谓几十上百万的钱，在这种系统化消耗面前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情。
中国目前城市化比例大概是53%左右，过去10年每年城市化速度大概是1.35%。美国城市化比例为82%。（O注释，实际上美国更多是城镇化吧，从中国人口密度与美国人口比来说，中国大城市化人口密度远高于美国） 按中国这城市化的速度，高房价的情况，除非遭遇经济衰退，否则我们恐怕还得忍受二十年左右。我觉得比起经济衰退，高房价也就那么回事了。未来中国产业布局还会继续调整，收入低的产业很多会逐渐迁往新兴城市。大概月收入和房价的比例不会变得太过悬殊。除此之外，只能指望希望有力的公民运动能使政府在卖地财政的同时注意一点小民的感受了。
另外，不要觉得未来中国人口减少会对中国房价有致命打击。中国人住的房子都还比较小，照美国家庭看，中产条件下一个家庭最少也是三室两厅两卫，130平米。每家肯定至少要有一个车位和储藏室。几十年以后肯定会有一波拆旧房盖大房的开发风潮。
当然，说房子只是说财政来源，其根本还是配套工业。如果没有产业，基础设施再好也是不能使地价上升的，只会形成一片鬼城。
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法、德等后发工业国纷纷建立国家开发基金或国家开发银行，来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只有如此才实现了高速的工业发展。这个地方说件小事，工业革命初期，德国是后进国家，产品质量很差，以至于英国通过法令要求德国产品必须打上“Made in Germany”的标记，从而能够与本国的产品区分开。所以不要因为中国现在产品质量不佳而妄自菲薄，后发工业国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国开行是各个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开发银行。华为和中兴向外国通讯运营商供货时，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同步提供整套信贷解决方案。低廉的信贷利率、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就构成了中国出口的强大动力。华为15年间从无名小卒上升成为世界通讯产业第二大企业，奇瑞从英国的二手生产线起家，发展到现在每年出口十几万辆汽车。这并不仅仅是经营者、研发者的优秀，更是有一个强大的政府金融集团的支持。这条路其实就是当年日本走过的兴殖之路的中国版而已(看看丰田，本田，三菱等发家史就知道）。
不过中国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国企，这样保证了这些做大的企业不会反过来用资本力量反噬政府。
只有同步构建起越来越强大的产业，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得到充分运用，经济发展才能持续。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在不停地寻找新技术的突破口。有的获得了成功，有的则不免失败。比如最近的太阳能产业就比较惨。不过从太阳能产业的情况仍然可以看出，只要这个新型产业就有实际的市场，中国政府的就协助打造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诸如京东方等企业，还在续写政府协助发展产业的成功历史。
中国的产业需要海量的资源。因此中国政府也要积极保障资源的供给。凡是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的区域，中国获取资源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如铁矿石。因此，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发达国家还没有有效控制的区域，这就是非洲。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主要做法就是“贷款换资源”。其流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提出一套资源产业发展路线，贷款给该国建立各种基础设施（有些与资源无关，纯粹是民生或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时合同规定该国要把一定量的资源卖给中国公司从而偿还贷款。而这些基础设施，则主要由中国公司负责修建。同时银行也积极帮助中国企业向这些国家拓展生意。这样个做法的最新例子是委内瑞拉，现在国开行给委内瑞拉政府、企业以及中资企业的贷款至少有900亿美元。这些贷款一些是保障石油供应，一些是方便国内产业向外拓展。因此委内瑞拉未来政局发展对中国经济有不少的影响。当然，这并非中国首创，这是仿效西方国家中后期的做法，只不过中国的贷款和援助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已。这有三个好处，第一是名正言顺地给中国公司带来生意（毕竟中国的基建价格和发达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帮助民众看到中国来的钱都用在了实处。第三是当对方政府政变后，比较不容易宣称这是恶意贷款，堂而皇之地赖账。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总要和这些不太稳定的国家打交道。这是因为稳定的国家的产业和资源都已经被发达国家咬定了。我们是很难虎口夺食的。而中国的资源需求又不那么容易满足，因此，这也没有办法了。
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自由市场无法发展中国。
在过去，发达国家的资本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自己就可以开疆拓土。政府只要守好门就行了。因此发达国家向所有国家宣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抵制政府干涉经济。在这些条件下，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力量自然能够击垮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资本。而中国恰好就是那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本土资本。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供应量越来越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变得越来越“廉价”。收益率高的产业早早就有人投资了。很多资本不得不走向收益率很低或者风险很高的行业。当局面恶化到一定程度，资本就有停止投资进入积压的可能。如果资本开始积压（也就是说具有购买意愿的社会购买力变得小于社会商品总价格），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有滑向经济危机的危险。为了帮助资本进行投资，就必须把投资产业所具有的有益外部性也一起拿过来，平抑资本的投资风险、提高资本的投资收益。而能够转移外部性收益的，只有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干涉经济，尤其是政府干涉投资、信贷，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已经明显使用担保等手段降低资本投资风险，之前也有通过补贴、免税等手段扶助产业成长。未来我们还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再往下发展，一个社会只有三种走向：资本积压带来经济危机、盲目投资带来金融危机、政府大力涉足辅助或控制资本投资。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构成了大一统帝国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这个时代，外国资本的竞争压力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外部压力。在资本竞争中失败就意味着国内工作减少、经济衰退、国家不稳定。而现在中国的民间资本再强大，也强大不过美国民间资本。唯一能在力量方面超过发达国家民间资本的，只有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主权资本。因此，未来中国也不会放弃大政府的经济策略。政府主导的超高速城市化的方向已经走得比较顺利了。未来的问题是如何更高效地孵化新的产业，并加强已有产业的竞争力。后者大概是要靠私人资本，但是前者，必然是要依靠政府的措施。
有人讲中国的发展模式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大政府肯定发展不过小政府，因为一些经济学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实际上，经济学是解释性的学说。经济学家总是从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总结原理、进行推理，然后试图应用到其他国家身上。一个新的成功的国家发展模式将产生新的经济学说。那些扎根于19、20世纪欧美经济发展模式而不知变革的学派，诸如奥地利学派，将不可避免的日渐式微，而基于大政府发展模式的新兴经济学理论将走上前台。中国的现实已经说明，大政府的力量运用得当，将使国家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只不过中国现在还没有走到世界的最前列，所以以中国为蓝本的经济学说还没有建立起来罢了。
可以这样说，未来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各国政府干涉经济的能力。具备高明经济策略、掌握更多主权资本的政府，就能打败不甚高明或弱小的政府。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早已过去，从中国和美国的轨迹来看，未来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决的纪元。
当然，大政府的政策风险也越大。的确，大政府一旦政策失误，其负面效应显然要比小政府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退回到小政府，这甚至不意味着能够退回小政府。失败的大政府是速死，小政府是等死。只有成功的大政府才能在未来生存。所以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让大政府更好地施政。这个问题就牵扯到民主决策和民众监督的问题。而如何实现经济领域的良性决策与监督就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只能以后再讲。
最后说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数据：
1、现代的工业体系中，所有的工业总共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完整的工业体系更注重的是大而全，而非高精尖。
2、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如果一家制造业厂商在中国打半小时电话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到其他国家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搞定。这点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做到（包括美国）。
3、完整的工业体系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竞争力和国防军事力量。因为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更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加强国内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很多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从国外进口比国内生产更有优势，所以保持一个完全100%的工业显的没有必要，反而会加重产品的成本。这就是除中国外其它国家工业体系并不绝对完整的原因。（O注释：这也是西方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根本所在，不只是金融的，也有工业系统进行配套）而一个100%的工业体系，其最大价值体现在战争中，能够自主生产一切战争产品而不会被外国卡脖子。在小国和大国的战争中，大国完全可以以少数尖端的产品就消灭小国，但是在大国之间的战争，尖端技术的差距还没大到一方完全无力反抗，所以在这种时候，能否大批量快速的生产中端武器，比慢慢生产少数昂贵的高端武器更有现实意义。
完整工业体系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意义非常显著。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威胁该国，他们都没有能力通过贸易禁运就打垮该国的经济体系。这使得一个国家在国际冲突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由于一国产业比较齐全，外国投资时，很容易就能从本地找到生产厂家，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成本（从外国进口零件不但需要支付运费，往往还要支付关税）。这使得中国即便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产业还是不得不留在中国（当然，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但对国家安全有好处，还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助益。中国最早的完整工业体系，是在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上建立起来的。这使得，即便中国和苏联、美国同时交恶，本国经济体系也不会崩溃。
由于中国现在还在遭受美欧的大量禁运（光涂料就有140余种，自由市场。。。呵呵），所以中国的逻辑是这样的，中美产品质量差100年，那是别人吃肉中国喝西北风。差60年是别人吃肉中国喝剩汤。差10年，中国还是喝汤，但欧美也只能跟着喝汤了。一样好的时候，就是中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而这一切，是靠“自由市场”无法达到的。所以我结论是，自由市场无法使得中国发展的比现在更好。
如何看待中国规模庞大史无前例的大投资？不少土洋经济学家快疯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崩溃，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要重写。关于投资规模，社会熟知的概念是“投资占GDP的比重”，中国超过了50％，太大了，“过度投资”了。正常经验数据是，发展中国家20％到30％，发达国家15％到20％。中国从2005年47%到现在高于50％，常年在所有国家中最高，再没有第二个，接近的都没有。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个国家连年投资占比40%，最后危机了。克鲁格曼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闯出名头靠的是1994年预言了这次危机。当时亚洲经济发展很好，日本要争第一，四小龙，东南亚小虎。克鲁格曼却说，亚洲国家搞数量扩张，轻视技术创新，所谓“亚洲奇迹”一定会破灭。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连日本技术创新都不行。亚洲（其实特指东亚和东南亚）经济高速增长，显著的特点是高储蓄率、高投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以及后来日本、东南亚危机的事实，得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结论：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这哥们最近又来预言中国经济奇迹破灭了，说法是“撞墙”(Hitting China’s Wall)，算是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会有大危机，甚至盘算中国大危机对世界会有啥影响。知道来龙去脉就不会奇怪了，这是他思路的自然发展，对中国从来不看好，越看越象东南亚。就算比东南亚强点，技术创新总强不过日本，中国注定大危机。
吊诡的是，中国政府从言论上看，可以说是这个“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忠实信徒。政府宣传对“自主创新”无比推崇，常年自认“不可持续”，各种自我检讨。常见说法有：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经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盲目投资、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物价上涨、消费力下降、深层次结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与资源密集型投入推动、高能耗、高污染、技术含量低、科技创新能力差、缺乏核心技术、科技实力不容乐观、差距越来越大、人才匮乏、制造业竞争优势水平低下、制造业危机四伏。。。这些真的是政府工作报告的常见词汇，不是敌对势力的唱衰，唱衰文一般还整不出这么多词。这些自我检讨是符合经济学家们的理念的，某些词可能就是他们编的。但是，让经济学家疯掉的是，检讨到这份上了，却浑身是劲在折腾。中央政府保八不行就保七，地方政府超级投资计划往外端。“不可持续”好几年了，投资计划越来越吓人，中央四万亿，湖北五万亿，浙江十万亿。大投资弄得“高储蓄率”都不够了，货币体系大扩张，M2高速增长，银行贷不动了就搞十万亿“理财产品”绕过监管。搞到“钱荒”都出来了，还加大投资保经济增长，下限7.5%、底线7%。
一边认真检讨，都承认“不可持续”了，一边却仍然违背经济学常识地瞎折腾，看来是精神分裂了。
中国政府在“大投资”问题上的精神分裂，由来以久，不止这一件事。它代表了一个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哲学问题。这个哲学问题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很好的、所有人都崇拜得五体投地、没人不同意的理论。然后你有发展经济这样的问题要解决，你把这个理论用上去，发现没有出路，怎么办？比如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这个很好、得大奖、所有人都同意、都崇拜，以此为据轰轰烈烈地自我批评。但是“技术创新”很难，真的很难。难到只有世界第一的美国人算好，连曾经世界第二的日本人都不行。一个想发展经济的穷地方怎么办？要不先凑点钱拉些投资瞎搞搞？这个很好的理论又说，“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现在结局很清楚了，穷国发展经济肯定会不可持续。如果去看克鲁格曼一系列文章，会发现这是的他核心思想。因为技术创新厉害，美国就是第一，连美联储印钱都比中国央行印得漂亮。这类“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不少，它们的基本模式差不多都是这样：如果不按成功的人的方法做，就会象那些失败的人那样失败。N个成功的国家以及M次危机可以证明。要民主，不民主会失败。要放松政府管制，砍掉所有纠缠在一起的老鼠尾巴，扶持民营经济。要“科技教育福利”地可持续发展，不要“成本环境消耗”地竞次。要靠技术创新，不要搞不可持续的大投资。政府宣传一直说，这些理论很好，我们同意，要民主、要发展民营经济、要科技教育福利、要技术创新。我们还不民主、政府干涉经济太深、教育落后福利差、技术创新很差。全都承认，全都认怂。可以一句话总结政府和经济学界都认同的“理论成果”：不要象中国现在这样搞经济。但从“不民主技术落后”的现状，怎么发展到“民主社会可持续大搞技术创新”的神仙境界？有没办法？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坚定地回答说：你还是得搞民主社会，搞技术创新。民主社会才有技术创新机制，这是经济理论证明了的。可惜你没有这些东西，技术创新不行。你不可持续，只有先崩溃，然后再看了。仔细一琢磨就知道，这其实是说，现在的状态就是要完蛋，以后的事再说。再多套些话，人家也不遮掩了。你不民主社会动乱要崩溃、大投资不可持续，我们干脆加把劲送你上西天，只是现在不方便。。。所以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来给中国找出路的，而是用来说明中国经济的极端不合理、预测中国经济的不可持续和崩溃。因为中国和西方不一样。。。
当理论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想办法。这些办法就不是经济学家愿意看到的了，历史上想出来的各种办法，基本全是看上去很邪门的东西。大投资就是一种“办法”。它不是一个经济运行模式，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比较吓人的一种。“办法”会带来更多问题，就又想其它办法去应对。
基本我们都是认为国家主导资本主义会是21世纪的主流碰撞。所谓的小资（类似美国现在搞的这种)会在斗争中逐步处于下风。
中美两国的根本区别是： 中国资本是权力的狗，在美国权力是资本的狗。
中国是后发国家，所以除了买办以外 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很长时间内会符合中国需求。美国则不然 主要作为现在的第一 美国失去了发展方向。各大财团实际上利益不一致。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而政府只能起到救火队员（救市）或狗（打仗）的功能。
国家资本主义是按照国家可见的发展总计划，要求所有行业进行配合 并给予政策配套。资本控制国家则是追求各种利润点，而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则另外一说。美国45年前还有明显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而现在是各种离岸逃税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