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体制使得衰败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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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

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

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

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严重在几十年间迅速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主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 汉禄三世”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并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 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 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起衅战争的原因。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所以在中国的国力发展到已经完全超出华尔街的遏制能力范围之后,在中国的军事能力已经让美国无法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为了保证自己继续执掌世界金融霸权,一个对华尔街且仅对华尔街而言可行的方案就是: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也有可能是金融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扼杀别国的民族势力崛起于萌芽之中。

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华尔街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体做准备——当然,欧洲的衰变也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