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界在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并抢救抢运知名知识分子去台的计划中，由于二陈一胡（陈垣、陈寅恪、胡适）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排重要位置，这三位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 从国府抢运计划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

胡适先生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飞广州客居羊城，辞不赴京。陈垣拒绝赴台，迎接新政权，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建国后合并调整大学院系，出任新调整合并后的北师大校长。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

以看出两位学者的深度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

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

3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大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

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函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到此结束了，而另一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

      陈垣在给胡适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

当时的陈垣大师想 “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

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大概的实际情况为，陈垣口述，秘书与助手刘乃和执笔。

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

但是，现实是骨感的，无论怎么说，也不需要什么辨白，陈垣大师从此转变了，从此，变成了一个在新政权感召下，自愿接受红色革命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彻底将自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人。

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中共中央接纳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垣表态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

对陈垣的转变，陈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生活在北京的人们都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

（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大师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史学界与海外民间依然保留着怀疑质疑的态度，对陈垣大师的这种政治态度的选择一直是很多史学界学者讨论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牵扯面很广，国家 社会 个人 多种关系纠缠着一个时代缩影质疑讨论，是一个近代席卷世界的红色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无论什么样的人，再这样的洪流冲击下，个人在汪洋中所面临的沉沦选择…。

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

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新政权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

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人们看到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

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

续前进》等等，陈垣的后人 历史学家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

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陈垣似乎适应了现实的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了，这就是革命洪流将一位史学大师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对于陈垣与刘乃和的师生情谊，民间有一些八卦流言，但概不具实，孙媳曾慶瑛教授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有說明：

我非常尊敬的广州陈家大哥哥对自己的祖父有非常淸醒公正的认识：

「….说到鲁迅，胡适。鲁迅，怎样评价，已经比较公正了。至于他如果活到解放后如何，我认为，要么象胡风，向当权慷慨陈词，结果被打成反革命，而且牵连一大批革命文人，受冤受害，甚至他们的家属子女。要么象郭沫若，卑躬拍马，紧跟领袖，当然他也命运不济，名声不佳。讲到胡适，现在也比较客观评价他的学术和为人。

这里有段历史同你们讲讲。祖父陈垣解放前同胡适有交往，都是学者文人。解放前夕，老蒋派人要接一批有名人士跟他去台湾，祖父同胡适都在之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祖父目睹国民党当时的腐朽和必败的情势，决定留在北平，并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也劝他留下来，迎接新中国，（这是一封在学界有不同看法的信，但的确是祖父所写，非如外界有人传是由他人代笔）。后来胡适还是去了台湾，结局也不好。祖父留下来后，当年受到毛的接见，毛对当时在座的嘉宾介绍说:这位是陈垣先生，读过很多书，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因为这句话，祖父就一直被后人冠以“国宝级人物”的雅号。作为学者，教育家解放后祖父是受重视的，德国人资助的辅仁大学，1952年要改革合并到北京师大。祖父一直当校长至去世。是近代当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学者。1957年后祖父以七十多高龄，参加了共产党，不管别人对此有什么议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文革开始，他作为北师大的校长，八九十高龄，钦点的国宝，所有公家给予的待遇，如房子，服务员，秘书统统强行撤去。只由亲属照料。后经周总理特批到北京医院，保护起来，免受人格皮肉之苦。最后他是郁郁不得志，也茫然不知为何到此境地而终。他对未来还似怀有某种希望，所以当我女儿出生后求他给命名时，他说:就叫旺吧。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了。文革期间，作为国宝，他自身已不由自主，他的在国内的子女，无一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知名学者，他的一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也算一类典型，既不象胡适，也不同于郭沫若。」

～魁省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