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整人与惧怕历史(上)

2016-02-02 06:42 

 单少杰（人民大学副教授）

 

吴越按：单教授这篇文章，网上流传颇广。本博也曾经转载过删节文本。这次转载的，是全文。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无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充当打手；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毛泽东若是决意整治一个人，就会责令手下人都要掺和进来，都要一起来对这个人说绝情的话、做绝情的事，都要一起来朝这个人吐雨点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头。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邓子恢等人发难。全会计有248篇发言，内容大体一致：一方面高调拥护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指责后者“右倾保守”，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等等。

在这248篇发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邓子恢自责自贬的发言：痛说自己“抱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检讨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

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裹挟着整个中共中央向彭德怀等人发难。据李锐先生记述，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被印发下来后，多数与会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认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7月26日，毛泽东又发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事隔二十余年后，李锐先生忆及当时的心情：“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毛泽东注视下，除陈少敏一人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赞成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赞成“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诚然，在这许许多多举起的手中，有的是出于主动的，有的则是出于被迫的；但就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主动举起的手，还是被迫举起的手，都无一例外地击打在刘少奇的身上，尽管击打的程度轻重不一，因此，也都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刘少奇身上的血，尽管沾上的份量多少不一。

毛泽东在纠合其党徒整治其政敌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不愿掺和其间的人，一些不愿与他同趟浑水的人。他都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人，或是当即予以呵斥，让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后算账。

在“庐山会议”上，当朱德批判彭德怀不力时，毛泽东当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讥刺得这位总司令“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大多数中央委员不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积极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当时隐忍不发，只是对他们做了说服争取工作。可是到了会后，他就默许乃至纵容“造反派”去冲击他们，去责难他们冥顽不化地犯了“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其中许多人还被开了批斗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以及游街，蒙受种种羞辱。

不过，这些被批斗者的结局不完全一样。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属刘少奇嫡系人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就被打倒，乃至被关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耻辱地熬着活到了毛泽东去世后，亦是“文革”结束后。

至于其他人的结局，则视其对毛泽东的认错态度如何而决定其能否再获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写出了痛骂自己糊涂的检讨书和痛责刘少奇歹毒的批判书之后，或说是补做了毛泽东先前布置过的整人作业之后，获得宽大处理，补考过关，遂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恢复组织生活，重返领导岗位，并在一段时间内作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状，以报主席的“知遇之恩”。

可见，在毛泽东不断发起的整人运动中，毛泽东手下的党人，尤其是高层党人，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去积极掺和其间，而都必须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的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他们自己也会被整，也会被众人狠踢猛踹，以致遍体鳞伤。

毛泽东的这种整人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

1987年整胡耀邦时，中共高层开了所谓的“民主生活会”，其间绝大多数与会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种从先主席那里学到的整人伎俩：联手围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肆揭老底，硬是把这位“红小鬼”出身的总书记整得凄凄惨惨乃至“失声痛哭”。

1989年整赵紫阳时，又有许多中共高层人士故态复萌，纷纷表示要与现任总书记划清界限，并一致声讨他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硬是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一个鸹噪四起、格调低下的批斗会。

直到十六年后赵紫阳去世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心怀禁忌，不敢去赵家灵堂吊唁，不敢去八宝山告别，不敢去为他们的这位老同事、老领导送最后一程路，硬是把绝情的事做到了底。

毛泽东数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也就是这位党主席身边的那些党中贵要，大都做过这种落井下石的事、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尤其是毛泽东执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成员的道德水准，大都低于常人的道德水准。这正是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个党的高层成员不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仅大都曾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被整过，整得检讨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来、邓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还有一些人如刘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说，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经历，既有过作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经历，也有过作为告饶不止的挨打者的经历。他们既做过“胯夫”，也做过“胯下之夫”、毛泽东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这个党的高层成员大都有过双重的耻辱，既有过作为凌辱者的耻辱，也有过作为被凌辱者的耻辱。他们都几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过毛泽东所给予的耻辱。

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横道”这个古语，不能不认为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生态，是相当险恶的，也是相当丑陋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国共两党高层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简要比较。

当蒋介石决意惩处确有反意的国军元勋邓演达时，一批与邓演达有着数年袍泽情谊的黄埔将领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如陈诚在获悉邓演达被捕后，立即致电蒋介石，予以力保；随后在获悉邓演达被害后，再次致电蒋介石，提请辞职，声言：“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而当毛泽东决意整治并无反意的共军元勋彭德怀时，一大批与彭德怀有着数十年战火情谊的红军将领纷纷围上来朝他吐唾沫、泼脏水，东拉西扯、无限上纲，还翻出一大堆陈芝麻烂谷子，气势汹汹且婆婆妈妈，一如街妇聚骂之行状。他们还一致举手赞成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并给他安上了两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一个是类似于“汉奸”罪名的所谓“里通外国”罪名，一个是类似于“结党谋反”罪名的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罪名。

蒋介石将张学良监禁后，仍有许多国民党大员去看望他。其中张治中将军三次专程探视囹圄中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凤凰山（1938年），一次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1947年）。他次次都与这被监禁者长时间地促膝谈心，还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这被监禁者给蒋介石捎信或捎话。

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后，则见许多中共大员纷纷变脸，对落难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庐山返回北京时，除张爱萍将军外，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

又当毛泽东将彭德怀只是闲置京郊吴家花园而并未监禁时，就没有多少中共大员去探视他，更不要说去与他促膝谈心了。彭德怀曾对不期而遇的谢觉哉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在吴家花园，只有总司令（即朱德——引者）来看我，找我下棋……还有帅大姐（即帅孟奇——引者）来看我……”

不过，彭德怀自己也曾“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因为，他背的毕竟是“组织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至于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不都是绝情者。李志民上将就曾暗中派其儿子避开吴家花园门口岗哨，翻越围墙进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无疑会给落寞将军带来一些暖意。

彭德怀被正式收监后，除提审人员外，就没有任何袍泽故旧来探视他了。

又当彭德怀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提出要见毛泽东、周恩来时，仍没有任何中央大员来看望他。

落难将军不胜悲鸣：“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有谁来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1999年12月，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将其伯父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归葬湖南湘潭乌石故里。这一迁葬实属孝举，合理，合情，尤合他们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么薄情，我又何必死后硬要与你们挤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与你们拉拉扯扯，死后也孤傲，羞与你们同葬一处！

一些半路结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国民党人士在涉身毛泽东整人运动时，也似乎显得比许多老中共党人更讲义气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当许多中共大员纷纷指责彭德怀伪装艰苦朴素故而是“伪君子”时，前国军上将张治中站出来说话：若说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搞伪装，还能够说得过去；但若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搞伪装，就很难说得通了，一个人“怎能伪装一生呢？”

颇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也曾高度评价过张治中的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从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似应为‘文化大革命’——引者）时，有次（似应在1967年国庆观礼时——引者）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张治中任职国民党时曾数度谏言蒋介石，离开国民党后则从不批评蒋介石，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他结盟中共后，又能在毛泽东如日中天时当面向其谏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过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很过火（“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说出了当时所有中共高干都不敢说出的话，故又再显古士之风。

据一个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目回忆：在当年被他们抄家的那一个个名人政要中，绝大多数者都对他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点头哈腰，低声下气；只有两个人不买他们的账，非常硬气，令他们感到很是威严。在这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张治中将军。

当许多老红军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时，原为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国军第111师333旅旅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万毅，先是在庐山上为彭德怀说话：“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继又在北京城为彭德怀说话：“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这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让他批去吧！”

又当许多老红军纷纷举手赞成开除黄克诚的军籍、党籍时，原为西北军军官学校出身的国军第26路军排长后为解放军中将的李雪三，“就是不举手”，“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许多年后，黄克诚回忆了当时挨整的情景：“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我是怕死鬼，那个说我是杀人犯。”但是，“也有几位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的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当许多新中国的新贵们附和着那个新中国的新主子而一窝蜂地去围斗梁漱溟先生时，原国民党高层人士何香凝、陈铭枢则为挨整者说了公道话。

何老太太在那个一边倒的会议上，“唯一”发言肯定梁漱溟曾经反过蒋介石，从而回应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泼骂：“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骂声中，仍然称挨骂者为“梁先生”，令这听用者久久不能忘怀。

陈铭枢则在会上逼毛泽东表态：梁漱溟问题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费舌耗时”；若是后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渐醒悟”。毛泽东答复：“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

当老共产党人贺龙落难而其子女无处可躲时，老国民党人何香凝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藏在周恩来严令不许任何人冲击的地方—— 何老太太自己的卧室。

当刘少奇已被公开批判而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唯恐避之而不及之时，宋庆龄仍给刘少奇子女寄贺年卡，并向刘少奇夫妇赠送《宋庆龄选集》，还在书上写着：“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发后，“文革”酷烈形势有所缓解，刘少奇子女“给他们熟悉的叔叔阿姨”写信，请求把他们“要求见爸爸妈妈”的信转交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寄给其他人的信有什么反应不得而知，寄给宋庆龄的信则如愿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案前，并获其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的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有何意义呢？能获得什么样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这一整人手法能够获得现实与历史两方面效用。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现实效用，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能够造成人人喊打的声势，既鼓励打手，又震慑对手。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不仅战功赫赫，而且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且口无遮拦，如敢于在中南海高层会议上疾言指责毛泽东：“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如敢于当面斥责周恩来：“老奸巨猾”。这就使得许多中共高层人士都很忌惮他，忌惮他直言骨鲠，不留情面。

显然，要整治这样一个令许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这许多人都发动起来，相互联手且相互壮胆地去围斗他。其间，人越多，势越大，收效也就越显著。毛泽东自然深谙此道，自从下决心整彭德怀起就不断扩大整彭规模：先是在庐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扩大为所有中央委员出席的整彭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继又在庐山下，把一百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扩大为一千余位将领出席的整彭会议，即是把全军每个师以上单位的两位正职首长统统调集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围着彭德怀大吼大叫，将星灿烂且唾星四溅。

彭将军身经各种恶战，却从未遭遇如此狂乱的口水战，惶惶然而无所措，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却，写出违心检讨：“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毛泽东见此检讨即做批示：“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够测试手下人对他毛泽东的态度，犹如赵高“指鹿为马”，视顺应者为可用之材，视不应者为必除之敌。

毛泽东在其整人过程中，特别在意手下人的“立场问题”或“态度问题”，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他毛泽东一边；而不问他毛泽东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即在意他们是不是把对他毛泽东的忠诚置于对事实真相的求证之上。

在中共党内，彭德怀曾一直被公认为是一个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个爱国、爱党的人。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一点，并明白其他党人也明白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偏偏要指控彭德怀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反党分子，偏偏要把“鹿”说成是“马”，并严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态，说一说这“鹿”究竟是“鹿”还是“马”？

随后，他放过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说成“马”者；而揪住那些异议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鹿”者，将他们也一并打倒，也一并指“鹿”为“马”，指控为彭德怀同党分子。

据刘少奇的一个卫士回忆，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长散步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许多中央首长都有些怕彭总，他想知道彭总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刘少奇告诉他，彭总并不可怕，彭总实际上是一个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党性极强的人。

然而，正是这位曾经赞言彭总“党性极强”的刘少奇，上了庐山后，就附和着毛泽东，硬是把彭总说成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分子，硬是把“鹿”说成是“马”。他甚至到了数年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是在彭德怀庐山谏言已经被事实确证后，还附和着毛泽东，继续朝彭总肆意泼脏水，继续把“鹿”说成是“马”，竟能够煞有其事地大谈彭总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所谓“组织阴谋小集团”问题，并藉此宣布“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上将邓华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写出检查；

中将万毅拒绝批判彭德怀，并解散由他分管的那个批彭小组（由出席会议的总参谋部人员和军委办公厅人员组成），随即被当做“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

少将钟伟忍无可忍，大吼出场，指责批彭者“无中生有，造谣惑众”，随即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话音落下不到五分钟，就被急冲进来的荷枪实弹的卫兵戴上手铐，架出会场。

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经超过了史上赵高的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儿，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账，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就和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

其间，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邓小平为“反右”运动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辩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在这段辩护词中，第一句话为整个运动定性，随后几句话都是为第一句话做论证；最后一句话仅七个字，承认这场运动有扩大化错误，意思是说原本一件好事被搞得有些过头。

整段辩护词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八个字：一句是“基本正确”，一句是“有所不足”。也就是说，其正确的方面是其“质”的方面，其不足的方面是其“量”的方面，故在总体上应予以肯定。

邓小平的这段“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成了执政党给“反右派斗争”定性的“最权威的说法”，成了官方定论。

不过，这个“最权威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既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问题，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扩大化”？这个“扩大化”究竟扩大化了多少呢？

按执政党自己提供的数据，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中，竟有五十四万多人被“改正”，只有五千人或尚待甄别或维持原判。能被执政党“坐实”为“右派”者寥寥无几，其中全国知名者仅数人。

显然，用这个涉及寥寥无几的人的“罪名”，来为那个涉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大案定性或冠名，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这就如同把一张只有三五个“黑点”的白纸硬说成是一张“黑纸”一样，已经近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了。这不仅违反了普通人所具有的加减法常识，也违反了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质量互变规律的学说。

在这段辩护词中，邓小平还做了一些论证，一些很难站得住脚的论证。

论证之一：之所以要反击“右派”，因为，“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反对“三大改造”，反对“社会主义”。

可问题是，后来邓公自己所力倡的“改革”，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三大改造”，至少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经被“三大改造”否定了的东西。

例如，他支持“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经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即是把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分给农民“单干”。

同理，他赞许“个体户”和“民营企业”，也可以说是在试图恢复某些已经被“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否定了的东西。例如，他所力保的安徽“傻子瓜子”，若是搁在五十年代，则不是属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就是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

显然，邓小平这是在搞双重标准：只疾言批评“右派”对“三大改造”的否定——限于言辞的否定；而并不妨碍谈自己也将对“三大改造”予以否定——付诸行动的否定。

另外，邓小平还曾坦承：自己过去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按照理性主义的理路，邓小平的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的认识，不足以使他能够十分确定地断言：赞成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正确的，反对社会主义就一定是错误的。可实际情况是，他对这个他“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却做出了他已经完全确定的结论：先一口咬定“右派”就是“反社会主义”，就应予以“反击”，再据此咬定五七年“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显然，在这看似完全确定的结论里，是有许多臆断成分的。

论证之二：之所以要反击“右派”，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若说五七年的秀才们言辞激烈，尚为可信；若说他们“杀气腾腾”，就有些夸大其辞了，甚至是在搞栽赃陷害了。例如，当时被认为是最显“杀气”的大右派葛佩琦的言论，即“要杀共产党人”的言论，就是经“断章取义”且“横加篡改”而炮制出来的。

“右派”们即便真的说了“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话，只要不付诸行动，不搞杀人放火，不搞武装暴动，也至多是思想问题、言论问题，故不应受到法律意义上的惩处。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就把他送交国际法庭予以惩处。

同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只是说了他“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话，就把他打入社会底层，剥夺他们的一系列公民权利：或批斗他，剥夺他的人格尊严；或开除他，剥夺他的工作权利；或流放他，剥夺他的居住权利；或拘押他，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甚至将他拘押致死、剥夺他的生命权利。而这一系列的“剥夺”，正是邓小所断然肯定的那个“反击”的实际内容。

论证之三：“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言下之意，反击了“右派”，我们就能前进。

可是，事实又是如何呢？事实是，“反右”一年后，我们就“前进”到“大跃进”中去了，进入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此之后，通过继续“反右”，我们又“前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陷入了祸害整个民族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本人也在此“浩劫”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先是受创沉没，继而蒙羞浮起，终又受创沉没……

显然，邓小平的这段为“反右”运动辩护的话，是强词夺理的，并且已经强词夺理到不顾及基本史实的地步。这个所谓“最权威”的结论语，实为最蛮横的狡辩词，并很有可能作为最经典的荒唐话而载入史册。

人们不禁要问，邓小平这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为什么会说出如此胡搅蛮缠的话呢？

一个可能、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在于邓小平因为自身与这场运动有很大干系而难以客观地正视它、评说它。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该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的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

一是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所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二是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赵紫阳还说：他(指邓小平)这个人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凡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是坚决不做的，即使这件事是正确的，也坚决不做。

赵紫阳还多次谈到：邓小平定下的事，你就得执行，不能反对。他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在笔者看来，赵紫阳所谓邓小平的“这样性格”，颇得毛泽东的某些遗风，即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遗风。

他为了保证那场曾由自己直接领导的“反右”运动“还是要肯定”，就硬是不给几个人平反，再用这几个人的案情，去给那整个涉及几十万人的大案定性。

结果，这就使得许许多多“右派”在蒙冤受屈二十余年后，至多只能获得“改正”，而不能获得“平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获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人者所应给予的道歉，以及整人机关所应给予的赔偿。邓小平如此行事很难不让人理解为：他宁可不给蒙冤受屈二十余年的数十万人彻底平反，也不叫“自己的形象”受到任何损失。

其二，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涉身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史实进行掩饰。

因为，为毛泽东掩饰，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掩饰。毛泽东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的详情，他们也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的详情。他们与毛泽东已经近乎结成某种保密同盟，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一点。

1959年出席庐山整彭德怀会议者计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参与整人者，即对被整者多多少少做过诛心之论者，当有一百五十余人。到了1978年彭德怀案获得平反时，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彭德怀的人还健在，但其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详说庐山整人会议的真相，详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维护毛泽东形象、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体失语。

所幸在被他们参与整治的人中，还有一些幸存者，并且在这些幸存者中，还有胆气犹存且笔锋犹健者，还有一个叫李锐的人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版、二版、三版，将当年“庐山会议”上的许多隐情、许多嘴脸，逐次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结果，庐山上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虽为其间的整人者所掩饰，却为其间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宁说所指控。史网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锐写出这本书曾获益于胡乔木：一是成书前曾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二是成书后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胡乔木)此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得很“左”，遭人诟病，被戏称为“左王”；但在支持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史实这一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应予肯定，否则有失公允。胡乔木毕竟出身学堂，并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还怀有中国书生通常都怀有的那种敬畏历史的情结。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

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经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经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后评价的，毋宁说也是抱有春秋史观的。他既畏惧于历史，“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也寄希望于历史，“希望有个平反结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曾将这有关“史笔”的想法征询李锐先生本人。李锐先生当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也的确把他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

毛泽东的上述手法，即通过让手下人都参与整人而使他们日后“失语”的举措，在今天也能见到与之相类似的版本。

中国世纪之交第一刑事大案，当属“张君集团”案。该集团有一帮规：“杀人入伙，歃血为盟”。其用意就是要通过让入伙者“手里沾点血”而使他“封口”，不敢说出集团内情。他若是要揭发别人，也就等于揭发他自己。他若是要置别人于绝境，也就等于置他自己于绝境。

例如，张君为了真正能把李金生拉入伙，就对他说：“搞个人来给你杀，你敢吗？”李金生答：“我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通过要我杀人试我的胆量，封住我的嘴嘛！”

2000年8月20日，张君指令李金生枪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李金生也因此而铁了心加入张君的团伙，成为其骨干成员。

又如，张君为了能把其情妇全泓燕拉入伙，也让她“手里沾点血”，让她于2000年5月的一天，枪杀了一个“身着白色T恤衫的二十几岁的矮个子男人”。

毛泽东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使自己隐身幕后，而把别人推倒前台去大打出手。例如，整刘少奇时，他把周恩来推到前台去主持其事；到了整周恩来时，他又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去做重量级打手。

他这样做究竟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有什么样的后果，则是确定无疑的：即能让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位于前台的人替自己分担尽可能多的整人责任，并因此而能为自己的身后事埋下许多伏笔。

这个党若要继续维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得设法掩饰这些人曾如何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同时也会连带着设法掩饰毛泽东曾如何指使这些人去积极参与整人的史实。

这就会淡化乃至抹煞那段历史，那段由毛泽东领着这些人共同创造的十分丑陋的历史；同时也会模糊乃至掩盖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这些人在中共高层政治角逐中不时作阴阳变色的真实面目。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

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李锐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

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可惜啊，这两份原稿都给烧了，没有啦！

李锐先生还谈了有关这件事的背景情况：当年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结束后，两案专案组机构随之撤销，而原本由两案专案组搜集并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就转到我们中组部保管。

在这批资料中，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既有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上述他给刘少奇做结论的原稿；也有涉及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如他们背地里相互打小报告、相互揭老底的原稿。

邓颖超深知这些资料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在前文，笔者曾引李锐先生话：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

到此处，我们则看到：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许多属于自己的墨迹，却留下了许多属于别人的墨迹，比如上述那个属于周恩来的墨迹。毛泽东这是让手下人替他背黑锅，一是不留下他干坏事的纪录，二是可防范手下人说出他干坏事的真相。

可以想见，周恩来即便是死在了毛泽东的后面，也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人的许多详情，尤其是不会主动去披露他曾助毛整刘的这一详情，相反倒会竭力去掩饰这一详情。

不过，周恩来本人固然死在了毛泽东的前面，其遗孀却活到了毛泽东的身后，并做起了周恩来假如还活着也一定会去做的事，即一定会去竭力掩饰他所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其中就包括那些他替毛泽东当打手背黑锅的事。

可以说，其遗孀邓颖超做得很努力，也很成功，不辱夫命，真的抹掉了许多有关周恩来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的历史记录，至少销毁了上述那份由周恩来亲笔拟定刘少奇罪名的原稿。

2002年10月11日上午，笔者在拜会年近九旬的杜润生老先生时，拜识了他的年已七旬的老秘书姚监复先生。中午，姚先生请笔者在其单位食堂就餐。席间，他谈了许多他亲闻亲见的事。

姚先生问我：小单，你知道1973年毛泽东整周恩来这件事吗？

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太清楚这件事的内情。

姚先生说：你猜猜看，在当时整周恩来的人中，谁是最重量级的人物？

我在揣摩他的口气后说：这肯定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

姚先生答：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常人不会想到的人。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姚先生继续说：毛泽东知道，要整像周恩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仅靠“四人帮”那些人是压不住台的，也得要有与之相差不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于是，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邓小平，投向了这个他不久前才从流放地江西召回北京的原“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自然深知毛泽东的用心，深知毛泽东这是既在起用他也在考验他。于是，他为了毛泽东，也为了他自己，断然出手，将整周恩来的事做得尽职尽力。

姚先生说：这些情况都是纪登奎亲口告诉他的，纪登奎本人就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纪登奎还告诉姚监复：他保存着他与毛主席五十次谈话的记录。中央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能把他所亲历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谈出来。他表示，如果把这些事情都谈出来的话，不仅会有损一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形象，还会有损一些还活着的人的形象，所以，还是不谈出来为好。可是，胡耀邦坚持要他谈，并承诺把他的这些谈话记录封存起来。他这才答应谈。中央有关部门随即派专人来和他谈，关起门来谈了三天。

显然，在纪登奎当时不愿谈的那些他所亲历的事中，就包括1973年毛泽东主使中共高层整周恩来的事；在纪登奎当时很顾忌的那些还活着的人中，就包括邓小平。很可能这个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就是纪登奎当时最顾忌的还活着的人。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对于“文革”抱着这样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讳莫如深地总不让彻底搞清“文革”。因为，他在这场运动中，既受过严重的伤害，也有过不良的言行；既做出果敢的举动，也留下耻辱的记录。所以，“文革”问题在其治下，也就既不能作为传媒深入报道的话题，也不能作为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到了一九八九年后，这一情况愈益严重。传媒几乎不登有关“文革”的深度报道，学界竟然有学者因研究“文革”问题而遭拘禁。

这似乎再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种怪现象：过去，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抗日，另一方面又制造抗日有罪冤案，如彭德怀因打“百团大战”而遭本党恶意指控，并为此而备受折磨；如今，又有当权者一方面高调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制造研究“文革”有罪冤案，如上述那位学者的遭遇。

1996年，正值“文革”开幕三十周年、闭幕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在吴稼祥先生的家宴上，遇见一位来自中央文化监管部门的司长。他告诉我们，上面有“话”：今年要严格控制有关“文革”的报道。他还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以白纸黑字的文件形式下达的，而是以电话通知的口头方式传达的。

这位司长透漏出有关“上面”的两点信息：一是“上面”很蛮横，竟要封杀历史，封杀“文革史”；二是“上面”很胆怯，敢做不敢当，不敢留下有关蓄意封杀“文革史”的文字材料。

他们似是知道封杀历史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所以，一方面卖力地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又尽量地少留做这件事的记录。可问题是，不仅他们封杀不了历史，而且他们试图封杀历史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历史，也会成为封杀不了的历史、欲盖弥彰的历史。无庸置疑，他们将会为此而遭到历史的双重鞭挞：一是鞭挞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二是鞭挞他们还要试图掩盖他们试图封杀“文革史”。

今年，恰值“文革”开幕四十周年、闭幕三十周年之际，想必“上面”又有话，又要封杀“文革史”，同时又在创造那种封杀“文革史”的历史，那种欲盖弥彰的历史。

 

 晚年毛泽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整人的事，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整人的污泥浊水中，“不亦乐乎”地感受着他“与人斗”的肮脏与恶臭。

并且，他还把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执政党高层大员们，也都拉下这污泥塘中，陪着他一块儿嬉戏打闹，闹得一个个都成泥猴模样。

不过，他老人家并不总是浸泡在这污泥塘中，有时还会爬上来坐在岸边，一边喝着茶、抽着烟，一边半是欣赏、半是监督地看着这污泥塘中的人是如何在嬉戏打闹的。

先是看着刘少奇是在如何往彭德怀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继而看着周恩来又是在如何往刘少奇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再而看着邓小平又是在如何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抹污泥的……

他看着看着还会不时发出喝彩声和呵斥声，喝彩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最欢的人，呵斥那些在这污泥塘中闹得不太欢的人。

正是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构成了晚年毛泽东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并因他蓄意拉人下水而又连带地构成当时整个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污泥塘中的狂欢，又因其非常丑陋而成为毛泽东刻意设局加以掩饰的历史迷案；并又因其负面连带效应而又成为此后历届中共高层都要想方设法加以掩饰的历史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