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伦多飞往上海的班机在虹桥机场缓缓降落。与以往匆匆忙忙地转乘飞往故乡的班机不同，这次，我要在上海停留一天，去见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蒋先生的女儿。

在多伦多的一个综合医院做社工(social worker)多年，接触的病人众多，蒋先生是我最难忘记的一个。

那是一年前的一天，我刚跨进急诊室大门，当班的护士长就招呼我说，“快，快，  9号病房有一讲普通话的病人，情况特殊，医生真急着找翻译，你赶快去吧。”我所在的医院靠近多伦多唐人街，经常有不会讲英文的同胞来院就诊，我也常常被抓去帮忙翻译。

在病房外面，病人的护士，也是我的好朋友安娜勿匆匆忙忙地告诉我:病人蒋先生因腹部疼痛来院急症，己查出腹部巨大肿瘤。他在加拿大没有亲属家人，也没有医疗保险，因他是非法滞留加拿大。更糟糕的是，病人已经是癌症晚期，没有任何成活的希望。医生的建议是实施临终关怀治疗。

作为一个社工，我知道临终关怀治疗对一个病人意味着什么。事实上， 这种治疗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减轻疾病症状的缓和疗法。它主要针对无救治希望、存活期限不超过3到6个月的临终患者。在这种情形下，无力回天的医务人员，不必仰赖医疗技术和大量财力，被动地延续患者的生命; 而患者也可以按照自我意愿，无痛苦，有尊严地渡过生命的最后时光。通常，这些病人会被安排进政府或慈善机构办的临终关怀病房。如果病人和家属愿意，病人也可以回家，政府会派医护人员去病人家里定时探访。

要对在加拿大没有身份，没有亲人的蒋先生，设施临终关怀治疗将是一件艰居的任务。我要全面了解他的社会家庭背景，根据他的愿望和需求，利用院内和院外的社会资源，为他找到一个合适地方，让他平安，详和地走完生命的最后里程。

打开病房门，我心里一震，与想象的不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清廋的中年男子。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 ，两道粗黑的剑眉紧锁，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小公文包。

刚同他打完招呼，医生就拿着病历进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接下来的谈话是残酷的。因为加拿大注重病人的知情权，不管是多么严重的病情，医生都不会向病人隐瞒。果不其然， 医生一开始就让我告诉他，CT检查在他身体多部位发现肿瘤，癌症晚期。

听完翻译，将先生很冷静地对我说：“ 请你告诉医生，给我积极治疗，开刀化疗我都愿意。我有钱，我可以自己付费。”说完，他从文件包里拿出一把现金。

把他的话传译给医生后，医生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太晚了，现在做什么都太迟了。”医生接着说，“请你转告病人，我很抱歉，不能为他做任何积极地治疗。现在除了给他止痛药以减轻他的痛苦外，我别无他法。”

我慢慢地尽可能地使用委婉的话语把医生的答复转述给他。看着他越来越凝重的面容，越来越黯淡的眼神，我的心一阵阵酸楚。慢慢地，他转过身体，用被单蒙住了脸，我能看到他的不停的颤抖的双肩。

我和医生退出了病房，医生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说，“芸，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去处，你知道他这样的病人不可能待在急诊室等。 如果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