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这儿是蒋先生的病历。因为他不讲英文，我们无法得到他的家庭及社区记录。他好像连家庭医生都没有，2年前看过一次急诊，胃出血，血止住后就出院了，当时病人的费用是自己用现金付的。”安娜匆匆讲完这些，把病历放在我手里，就离开了。

没有身份的病人，自费付款,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他们不懂英文，没有工卡，只能打辛苦的现金工。担心被遭遣，不敢去银行开户，也只能用现金。不敢开车，不愿参加社交活动，他们通常过着没有休息日，沒有家庭，没有朋友的隐形人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我接触过的每一个没有身份的病人，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蒋先生，应该也不例外。

详细阅读他两年前的病历，我得知，两年前，他在餐厅打工时，突然吐血，被老板和工友送入急诊室。用了止血药后，出血停止。本来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对症治疗，但是他却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第二天自行出院了。后来，社工打电话去他工作的餐馆，想安排进一步的随访，被告知他已辞去餐馆的工作。餐厅老板对他的情况知道甚少，听说来自上海，已婚，妻子和女儿在上海。  

我再次进入蒋先生的病房时，他已恢复正常。没等我开口，他就对我说：“能陪我聊一会儿吗？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人。"

蒋先生是2004年从上海以商务考察的名义飞来多伦多的。当时，他40岁，刚从工作多年的一化工厂下岗。以他的年龄和工作经验，要想再找一份工作，是不容易的。恰好此时，他的一移民加拿大的同学回中国探亲，告诉他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加拿大人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加拿大有免费义务教育，学生可以免息贷款读大学。他就动心了，为了他的唯一的女儿的未来，他决定设法移民加拿大。

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一家移民公司。移民公司信誓旦旦承诺，只要缴3000美金代理费，就可以把他办去加拿大。在当时，3000美金是一笔巨款，好不容易同亲戚朋友借款才凑齐的这笔钱。3个月后，他得到去加拿大商务考察签证。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告别了他的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10岁女儿，他如愿从上海虹桥机场飞抵多伦多。

按照移民公司的教导，在多伦多皮尔逊飞机场，他销毁了中国护照，然后在机场申报了难民。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中国飞来加拿大报难民，成了一道风景线。事实上，从2004年到2013年，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难民来源国。申报的各种理由都有，象民房拆迁中遭到公安粗暴对待，躲避生二胎，宗教信仰不自由等等，不一而足。现在，这些听起来都是贻笑大方的理由，然而，早期由于加拿大对中国了解不全面，加上移民公司的包装造假，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因此得到加拿大政府的庇护。随着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不断加深，中国人难民申请的通过率逐年下降，很多人最后被拒绝和遣返。可是，移民公司为了赚钱， 报喜不报忧，只告诉他成功的案例，却向他隐瞒了许多被拒的实情。所以，蒋先生当时是充满自信的，以为只要辛苦熬两年， 拿到身份，一家人就可以在加拿大团聚。 

难民申请递交后第三天，时差还没倒过来，蒋先生就开始找工作，他想尽快挣钱还债。他先是在一家上海人开的小餐馆打工。5加元一小时，包吃喝。小饭馆不分什麽工种，见了活都得干。端盘上菜，撤碗抹桌子，反正店里的事得一手包揽。单身汉喜欢找饭馆打工，至少一日三餐有依靠。蒋先生也是这样思考的。可是，餐馆的饭不是好吃的。吃饭不定时，饿的时候没法吃，要服侍招待客人用餐。等到用餐时间过了，没人了，才有机会坐下扒几口饭。此时，却没有了食欲。这样长时间没有规律的用餐，对他的胃伤害很大。不久，开始有隐隐的胃疼，但是，他并没有重视。

后来， 他又找了一份在唐人街的一个海鲜批发店里做发货员的工作。这份工作，早晨5点就要开工，还要不停地进出零下20多度的冷冻库。一般人是不愿意干的。蒋先生却是欢天喜地接受了这份工。按照他的说法，吃苦他是不怕的，只要能挣到钱。冷冻库10点就关门，不耽误他11点去小餐馆做工，这样的工作他是求之不得。

靠着打两份工，凭着勤俭节约，蒋先生还了借款。贷款还完的那天，他特意请了2个小时的假，去了唐人街附近的湖边沙滩。每天乘车从冷冻库去小餐馆，都要经过这片沙滩，常常看见同他女儿一样大的孩子在湖边玩耍，每次心里都涌起一片涟漪。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看着一群群的游人，坐在湖边长椅上的蒋先生想到了上海的家人，也幻想了有一天他和他的妻子，女儿能够行走在这片沙滩上。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愿意付出一切。

但是，造化弄人，在辛苦等待2年后，他等来了一份难民申请被拒的通知。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目前的中国没有战争，宗教信仰也是允许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申请人的通过率必然远远低于来自战乱国家的申请人。

拿着被拒信，蒋先生又去找移民公司，在移民公司的忽悠下，他又化了5000加币聘请了律师同移民局打官司。官司打了2年多，钱花了无数，结果却是败诉。至此，他就必须回中国了，否则，就是非法滞留。非法滞留人士，一旦被政府发现，是要立刻被遣返，并再不允许进入加拿大。他走投无路，只能又花钱找移民顾问。这回移民顾问给他指明的一条路是，“非法留下来，继续打工赚钱，过几年，办人道移民。”蒋先生能有什么选择呢？一步错， 步步错。现在回去，一事无成， 一无所有。继续留下来，起码还能挣点钱，也还有一点希望。他只能黑了身份，继续打又苦又累的工，还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怕被警察发现，怕被遣返回国。

随后的日子，对蒋先生是一天比一天难熬。他的胃痛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就去唐人街的中药铺买一瓶中成药吃吃。晚上，常常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一个问题:自己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有家难回的境地。

最近，他发觉自己消瘦了许多，胃痛也越来越严重，吃唐人街买的药也不管用。昨天他疼得实在不行，就来医院看急诊了。“看来我要死在这里了。”最后，他幽幽地说。

听完他的最后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问他：“你想回家吗？”我没想到自己会问这个问题。对他这样一个没有护照，病入膏肓的病人，回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中牵涉到许多问题，都不在我的能力及职责范围。可是，如果他愿意，我想试试。我要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个可怜人回到他梦魂牵绕的黄浦江畔，回到他日夜思恋的亲人身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