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近来迷上了打保龄球，常常喊我送他去保龄球馆打球。

一上车，又是老调重弹，“安全带！”诺亚马上可以开车了，却还老要提醒系安全带，道理全懂，但就不当真，可你又不希望他实践出真知。到了这个年纪，个子长，脾气短，一说就走火。我用柔软的声调包裏着不耐烦说，“诺亚，你知道，你是在犯法呢！”

他今天心情特别好，笑嘻嘻地说，“妈，你知道还有谁也犯了法吗？”

我怕为了这些无谓的事辩论，但又不得不奉陪，“谁？”

“马丁·路得·金博士！”

我忍不住笑了，“嗯，那你最好在警察拦住我们之前排练好你的梦演说！”

到了保龄球馆门口，我说，“记住，不要跟陌生人，尤其是成人搭话！”我想象这种保龄球馆里全是一群来路不明，粗声大气的街痞子。我承认是偏见，但却是一个担心的妈妈的偏见。

“妈，我看着象个傻瓜吗？”他说的话如今常常带着倒刺儿，我当真，就是他太没教养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训斥他，然后两败俱伤。但如果我知道这只是他还未成熟的“酷”，也就可以气平。然而一想到我要见证他未来的老板和丈母娘面前温文而雅的那个男人的前身--凶神恶煞，我的气儿又不平了。

儿子的青春期也是我痛苦成长的过程，从前那个心肝宝贝一夜之间长成个高大的陌生人；曾经，我是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儿全知道，而如今还没插嘴，就被一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顶回来。

曾几何时，我是最酷妈妈，至少自以为酷，在孩子群里一向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后来有一天，忽然大彻大悟，我不过是戴着妈妈假发套的司机，厨子，保姆和长腿的钱包，有时如能启动隐形功能最好。领悟的那一刻，我恨不得找墙撞头。

记得儿子七岁时，我问他，“你认为谁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儿啊？”我想看他是选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或者班上的哪个小女孩儿。他眼都没眨地说，“我妈妈。”

我当时还在用英文写作，要记录孩子们的童年，等着跟他们未来的家人分享。我流着泪把这段故事写下来，准备留给自己八十岁时看。当然，还没爬到八十岁的半山腰，便大势已去了，我早成了啰嗦迂腐，皱皱巴巴，而且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盒子里的巫婆。

有些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失去了儿子。后来，我在一本叫作《牧养你的孩子的心》的书中读到，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财产，你只是在为上帝代管，抚养他长大，有一天，他跟你一样是个独立的人，而那一天并不远在二十一岁生日。他需要主权和空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个十四岁的毛小子，每天头上顶着个火山，原来只是因为要有决定自己干什么，不干什么，包括犯什么错误的权力，而我，挡在了他的路上。

十点，儿子来电话叫我去接他。车一停下，呼啦啦上来几条大汉，瓮声瓮气跟我打了招呼，坐定，儿子说，“妈，把手机给我，我把我朋友的地址输进去，你可不可以把他们先送到家。”当然，这不是个问句，也显然没有不可以的选项。

我若无其事地爽快答应了，然后上路。

把朋友们一个个送到，他们谢了我，然后跟诺亚再见，“See ya tomorrow, man.”我听见诺亚回，“Tomorrow man.”

我心中轰然震颤，我的小宝贝在别人眼里已经是个大男人了，而他也坚决要世界如此看他。

一路无话到家，在车库里下车时，诺亚低声说，“Thanks, mom.”

我温柔地笑笑说，“Sure，宝贝！”天哪，这个词儿怎么又溜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