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到1966年期间，印尼华人曾经遭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具体有多少人遇害已经很难统计，有人估计在几十万，有人则估计100多万乃至400万。

当时军方发动政变，随后清洗共产分子。但由于雇佣流氓组织执行屠杀，很多和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产分子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0多年来，这段黑暗血腥的历史被深深埋藏，不但外界了解甚少，就连印尼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美国纪录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拍摄十多年，把当年这段历史拍成了两部纪录片。

其中的第一部叫《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而第二部《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又在今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这两部片子第一次让外界广泛而系统地了解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在印尼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今天想先介绍下第一部《杀戮演绎》。2013年，我在纽约一家艺术影院里第一次看了这部片子。放映完毕，全场静默片刻，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天天气晴朗，可是走出电影院我感到一阵恶心，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都不想踏上印尼这个国家的土地一步。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和诧异的，不是当年的血腥和残暴，而是今天的印尼人对那场惨剧的麻木。

刽子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继续处在社会食物链的顶层，贪污、贿选、勒索、敲诈，无恶不作；纪录片里呈现的印尼，腐败无处不在，流氓被奉为英雄，华人继续逆来顺受备受剥削，整个社会似乎都深陷在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所形成的泥淖里无法挣脱。

奥本海默早在10多年前就决心揭开印尼屠杀的真相。一开始，他把重点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是很多接受采访的人很快受到了人身威胁。后来，其中一个幸存者对他说，应该去拍那些施暴者。

于是，他辗转联系上了几个当年的刽子手。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些杀人者非常热衷于讲述他们自己杀人的故事，乐于吹嘘当年的“英勇”事迹，一点都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奥本海默提出要帮他们拍一部讲述屠杀的电影，请他们在电影里详细地重现当年自己杀人的场景。这些刽子手一口答应，沉浸在自己即将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和喜悦之中。在他们的眼里，这样一部片子将会为他们树碑立传，成为他们的光荣传记。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这些“刽子手”如何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部影片拍摄的故事；而他们绘声绘色得意忘形地描述的杀人细节，恰恰成为了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铁一样的证据。

片子的主角是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他当年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刽子手，曾经亲手杀害了1000多个人。

另一个主要角色是安瓦尔的好友赫曼·科托(Herman Koto)，当年是行刑队长。

对着镜头，安瓦尔讲起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他说，一开始抓到人都是毒打至死，可是因为血溅得到处都是，就算清理干净，仍然留下腥臭的气味。也恒因为如此，他那时从来不穿白色的裤子，甚至不穿白色的衣服，总是穿深色的衣服，“就像是去野餐一样”。

后来，他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受到启发，发明的一种新的杀人方法，就是用铁丝勒住对方脖子，这样杀人很快，因为对方根本没办法抓住铁丝挣扎，铁丝勒进了肉里，根本抓不住。

谈起这些，他没有一丝愧疚。他甚至怀念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叹息“人老了就稳重多了，年轻时要暴虐很多”。

镜头一转，他蹲在地上，教育两个年幼的孙子要对小动物有爱心，不要伤害它们。

两相对照，多么讽刺。

他们还找来群众演员，配合自己表演当年残暴的行径。

另一个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谈起自己杀人的情景也十分自得。他说自己在路上见到华人就杀，见一个杀一个，具体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非常多”。

他还说，“有次在往亚洲街那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女朋友的爸爸。我的女朋友是华人，于是，‘镇压华人’运动就变成了‘镇压女友爸爸’运动。所以我也杀了他，因为他也是华人嘛。他摔进阴沟里，我用石头使劲砸他，然后他就沉下去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车里其他几个人也笑了，仿佛都在夸奖他的幽默。杀了成百上千人，对他们来说，仿佛不过是踩死了几只蚂蚁。

就连很多当年的幸存者，对于亲人和自己的遭遇也非常麻木，仍然小心翼翼地迎合当年的刽子手。

在电影的其中一幕里，安瓦尔的邻居苏约诺(Suryono)扮演受害者被拷问，他回忆说，自己的继父是个华人，是杂货店的老板，自己刚生下来不久就和继父一起生活了。在他11、12岁那年，有天凌晨三点有人敲门，继父去开门就被带走了，第二天在油桶下发现了他的尸体，“从头到脚被麻木包着，就像死去的羊一样”。那之后，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了贫民窟。

他一边说，一边赔着笑，表示自己只是建议把这件事作为电影的素材，“我发誓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

大多数惨遭杀害的华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共产主义分子”只是被强行扣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这是一个大出版商，叫易卜拉欣(Ibrahim Sinik)，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问嫌疑犯。导演问他，审问时都问些什么呢？ 他说，“不管问什么，我们把答案改一改，这样人们就会憎恶他们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憎恨这些共产党。抓到这些共产党后，我们会把他们打得不成人形，然后才会交给军方。”

当年组成行刑队、参与镇压和杀戮的，大多数是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成员。1965年，他们屠杀了甘榜格南村(Kampung Kolum)的大量村民。

“剧组”找了今天“五戒青年团”的成员和贫民窟的居民，重现当年甘榜格南村烧杀掳掠的场景。由于暴徒的表演过于逼真，扮演群众的贫民窟居民都被吓住了，拍完以后仍然久久回不过神来，而孩子则被吓得大哭。

当年参与这场屠杀的一个行刑队员说，“如果她们长得漂亮，我会把她们都强奸了。我就是法律。尤其是遇上14岁的少女，实在是太享受了……在你们看来那一切像是地狱，但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美国人来拍电影纪念“镇压共产党事件”的消息也传了开来，印尼国家电视台专门请了安瓦尔和其他剧组成员来做了一期访谈节目。

面对电视镜头，安瓦尔介绍了自己用铁丝勒人的“发明”，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是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现场响起了掌声。主持人对着镜头微笑地赞扬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更加人道，避免了死者的痛苦。”

主持人问，“一共有250万共产主义者被清洗，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来报复呢？”安瓦尔说：“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能，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杀光了。”

现场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请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变态扭曲的国家？！

时至今日，“五戒青年团”仍然在印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300万成员，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

在印尼语里，“流氓”这个词是Preman，来源于英语里的“自由人”(freeman)。印尼人对“流氓”这个词，显然有着不同于文明世界的理解。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Jusuf Kalla)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说，“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会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

纪录片里有一段团长雅培托·苏洛苏马诺(Yapto Soerjosoemarno)的训话，他说，“所有五戒青年团成员都是英雄，铲除共产分子不仅是军队和警察的责任，我们五戒青年团也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有人说我们是流氓，如果是流氓的话，那我就是你们的流氓头子。”

还是这个团长，在打高尔夫的时候对女工作人员大开污秽不堪的玩笑，“你下面肯定长了颗痣”。

在纪录片里，还有几段五戒青年团的成员收保护费的镜头——不是表现当年的情景，而是现在发生的事。几个被收保护费的华人老板，全都敢怒不敢言，乖乖地送上钱。

“你运气已经很好了，要是别人我都是先揍了再说。”

苏门答腊省议员玛朱吉(Marzuki)，亲口承认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非法捕捞、非法砍伐、收保护费、夺取土地”。

当年的行刑队长赫曼·科托，雄心勃勃地准备参选市议员，他到处走访民众，许诺只要给他投票就能收到礼物。他还说，这样的贿选非常普遍，参加竞选集会的人也都是花钱请来的。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时宣扬的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乐在其中，但其实都很不屑，在心里说去他妈的。”

对着镜头，他开始畅想当选市议员、成为建设委员会委员的好处，“如果我能成为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那我就能从每一个人哪里赚到钱了。比如说一栋楼比设计得少了10厘米，我就可以下令拆掉，然后他们就会说，别上报这件事，这些钱您收下吧。就算房子盖得没问题，我也可以吓唬他们，那他们照样会给我钱。”

然后他开始计算能拿多少钱，“仅仅是在一个小社区就能拿10万美金”。

就连当年杀人如麻的大魔王安瓦尔都评价说，“市议员应该是社会上最高身份地位的象征，但他们根本就是带着领带的强盗”。

纪录片里的几个人，对于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有着不同的态度。

主角安瓦尔手上沾着上千人的鲜血，大部分时候他看起来无忧无虑，对自己做的事深感自豪。

他喜欢电影，喜欢猫王，“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奴，都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再算上演西部片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拍电影是他内心的一个梦，所以他非常起劲地配合电影的拍摄，每次拍戏都非常认真地挑选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说自己年轻时看了很多暴力片和西部片，但自己比电影里更加残暴。 

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渐流露出了心虚和恐惧。他说自己经常会从噩梦中惊醒；为了让自己快乐一点，他试着喝酒、听音乐、跳舞、抽大麻、吸食迷幻剂，寻求内心的解脱。

他说，“我不断地被噩梦折磨，或许是我用铁丝活活地勒死他们。这一切都会回来折磨我。”

阿迪·祖卡德里则丝毫不感到愧疚，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是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政府允许的，被杀死的人只能接受被杀死的命运，别无他法。

他说：“我们用木棍捅进他们的肛门，直到他们痛苦地死去。我们用棍棒打断他们的脖子，绞死他们，用铁丝勒死他们，砍掉他们的脑袋，开车压死他们。政府允许我们这么做，我们杀死了这么多人却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就是证据。”

他说：“也许这样说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好受一些，但这奏效了。我从未觉得愧疚，也从来没有情绪低落，没有做过噩梦。”

这样冷酷无情的人，却是妻子深爱的丈夫，女儿慈爱的父亲。

即使是安瓦尔的悔恨看起来也是那样的不真诚，他只是用后悔来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疚，让自己好受一些。

在纪录片里，他来到自己当年杀死很多人的地方，说，“这里一定有很多鬼魂，他们本来都是活生生的人，到这里后一顿毒打，然后就死掉了。”他蹲在地上，感到一阵恶心，终于没忍住吐了很久。

他并不是真的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只是在害怕那些鬼魂回来寻仇。

所以在那部他参与导演拍摄的电影里，为了给自己一些良心的安慰，他在末尾安排了一个恶心的情节：当年被他杀死的人，和他一起进入了天堂；其中一个受害者，给他戴上了一个奖章，对他说，这是奖励你处决了我，把我送入了天堂，我在心底感谢你千遍万遍。

现实的荒诞在这里达到了顶峰。而荒诞感，正是安瓦尔刻意让自己拍摄的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效果，他特地搭建了这样的场景。

纪录片拍摄完成后，导演奥本海默迅速离开了印尼，并且听取人权专家的建议，不再回到那里。

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参与拍摄的几十位印尼籍工作人员不敢署名，在片尾字幕上以“匿名”(Anonymous)代替。

这一个个anonymous，象征着5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挥之不去的荒谬和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

但是神奇的是，这部片子在印尼并没有被禁，奥本海默讲述了当时自己所采取的策略。

就这样，数百万的印尼人观看了这部片子，终于了解了自己国家这段残暴血腥的历史，同时第一次开始公开讨论这段历史。

但印尼的血腥史又何止这一段？历史上他们多次对华人进行过屠杀和镇压。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1998年的5月，三天的时间里数万华人受到有组织的攻击和杀害，而印尼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和纵容的态度。

《杀戮演绎》在世界范围内120多个国际电影节播放，拿了30多个奖，并且在2014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它的巨大影响力，最终让印尼政府的态度产生了松动。

上个星期，印尼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在国际媒体的报道中，这个会议只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其实这个研讨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历史上印尼政府首次批准对发生在1965-1966年的反华运动和大屠杀进行公开讨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尼这个国家的良心已经苏醒。因为在会上，印尼安全部长明确而强硬地表示，将不会对事件展开刑事调查；他甚至拒绝用道歉这个字眼，只是说会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语言”，对当年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遗憾”。

也就是说，当年的刽子手永远也不会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而那些无辜送死的百万冤魂，将永远死不瞑目。

唯一让我们稍感宽慰的是，因为奥本海默，和在他激励下的那些勇敢的印尼记者，这个国家黑暗的一页不至于被历史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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