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中共七大、八大與九大的輝煌時刻】

～𣁽省山寨

（1）七大：烽火延安的團結與啟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的烽火歲月中召開的中共七大，是黨的歷史上一次承前啟後、開創未來的盛會。它不僅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國凱歌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更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從艱苦鬥爭走向光明前途的轉折點。這次大會的決議，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成為新中國成立的藍圖雛形。

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總計755人，代表著當時全國121萬黨員的意志與期盼。在這50個春秋般的日子裡，大會不僅是莊嚴的議事殿堂，更是充滿生機的革命樂園。代表們的業餘生活輕鬆而富有詩意：體育賽事熱烈展開，電影晚會、歌劇與話劇輪番上演。會議間隙，有人倚院牆閒聊時事，有人揮拍擊球，乒乓球與康樂球的脆響迴盪在黃土高原。尤其是每個星期六的夜晚，舞會成為延安的璀璨星辰——中央領導同志與代表們身著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桃林的青草地上翩翩起舞，交誼舞步中融匯了戰友間的深情厚誼，映照出革命者對勝利的無盡憧憬。

文藝活動更是七大的精神盛宴。除了舞會與話劇，大會還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經典影片。有些影片已配中文字幕，未譯製的則由留蘇歸來的同志現場口譯，銀幕上的革命火炬點燃了每一位代表的熱血。就在這段峥嵘歲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硝煙瀰漫：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盡；5月8日，德軍無條件投降，協議在柏林郊區簽署。斯大林在莫斯科廣播中宣告勝利，消息如春雷轟鳴，傳入延安，頓時全城沸騰。七大代表們歡呼雀躍，抗日勝利的信心如黃河奔騰，激蕩心田。這一刻，不僅是國際格局的巨變，更是中國革命與世界進步力量同頻共振的歷史交響。

6月10日晚，全體代表齊聚觀賞大型歌劇《白毛女》，會場氣氛如火山爆發般熱烈。這部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集體創作的革命經典，源自河北平山、阜平一帶流傳的“白毛仙姑”民間傳說，由王昆飾演女主角喜兒。劇中，貧苦農女喜兒在惡霸地主黃世仁的壓迫下飽經凌辱，飢寒交迫中頭生白髮，化身“仙姑”；直至共產黨領導的翻身農奴在暴風雨中衝破枷鎖，奪取新生。鮮活的藝術形象與淒婉動人的故事，深刻揭示了階級壓迫的殘酷與革命解放的必然，喚醒了無數人心中的覺醒之火。作為工農兵藝術的典範，這部歌劇不僅是向七大獻禮的文藝瑰寶，更是中國革命文藝的里程碑，融合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永載黨史華章。

此外，大會期間還上演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的專場大合唱《中國共產黨頌——獻給七大》，由部長蕭向榮與李鷹航合作創作。這台節目以鏗鏘的歌聲頌揚黨的領導與革命豪情，贏得代表們陣陣掌聲。閒暇時分，代表們或執子弈棋，或揮棒擊球，延安的黃土地上，到處洋溢著祥和、團結與喜悅的革命氣息。這一幕幕，不僅緩解了戰時的緊張，更凝聚了黨內力量，為即將到來的解放戰爭注入無窮活力。

（2）八大：領導體制革新與時代轉折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大，是新中國成立後黨的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戰爭年代邁向社會主義建設新紀元的關鍵一步。它不僅確定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方針，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更在黨的領導體制上進行了大膽革新，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制度啟迪。

八大的政治報告，首次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就與未來藍圖，預見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艱巨任務，這一遠見卓識，深刻塑造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

八大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便是領導體制的調整，尤其是總書記一職的重新設立。新黨章規定選舉總書記一人，但與五大時的“黨最高領導”不同，此時的總書記專司黨務執行，而黨中央主席則為最高領導。這一變化，體現了權力分工的智慧：八大黨章明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而未將其兼任書記處職務，從而實現政治局（決策機關）與書記處（日常執行機關）的真正分離。這種“集體領導、民主集中”的體制創新，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強化了黨的科學決策機制。更有深意的是，書記處權力廣泛，甚至高於一般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亦須接受其領導。這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更為社會主義建設注入了制度活力。

毛澤東的這一佈局，蘊含深遠考量。他曾風趣地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就是跑跑龍套工作的。”他有意培養年輕幹部，讓鄧小平先任中央秘書長，後轉任書記處書記。1954年，鄧小平已出任黨中央秘書長，主持頻繁的秘書長會議，研討黨政要務。毛澤東曾明確指示：“你們是幹事的，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個人頭銜。”醞釀八大中央名單時，鄧小平卻謙辭總書記一職，擔心“不順”——一是與副主席劉少奇（接班人）資歷懸殊，二是與同輩周恩來黨齡、威望均在其上。毛澤東親自做工作，幽默道：“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央的秘書長。”他還強調：“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可達十幾人。”一番說服後，鄧小平欣然接受。

八大選舉鄧小平為總書記時，他年僅52歲，正與毛澤東在七大時的年齡相同。這不僅象徵黨的領導梯隊更新換代，更預示了鄧小平日後在改革開放中的歷史角色，為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埋下伏筆。

（3）九大：鐵幕下的秘密召集與歷史警示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開，這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一次特殊盛會。它確認了“文革”的“偉大勝利”，將林彪寫入黨章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卻也成為黨史中充滿爭議的篇章——代表產生方式偏離民主傳統，多依“協商推薦”而非選舉，反映了時代的動盪與教訓。

 九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它鞏固了黨的團結，卻也暴露了極左路線的隱患，為後來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深刻鏡鑒。

這一年，中蘇關係已惡化十年之久。20世紀50年代末的裂痕，演變為1969年春天的邊境危機：蘇聯邊防軍多次以坦克、裝甲車和直升機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引發流血衝突。中國邊防軍被迫自衛反擊，逐退入侵者，事件迅速升級為中蘇邊境武裝對峙。蘇聯隨後在中蘇、中蒙邊界“陳兵百萬”，戰爭陰雲籠罩。毛澤東與中央判斷國際形勢空前嚴峻，戰爭一觸即發。為防蘇聯突襲與“階級敵人”破壞，九大採取了史無前例的保密措施，堪稱黨史上“滴水不漏”的鐵幕之作。

事先未公布開會日期，三個月前，代表們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封閉學習，切斷外界聯繫。除少數高層外，一律禁足，隨時待命進京。由於代表多基於“文革”表現“協商推薦”，文化素質參差不齊，鬧出不少“笑話”。如廣東韶關一位瑤族代表，年關將近無進京消息，便背起小包要返鄉，哨兵攔住問：“你不想去北京見偉大領袖毛主席了？”他委屈道：“眼看過年，我家就我一男人，不回去，豬誰來殺？”這雖是小插曲，卻折射出基層代表的樸實與時代的荒誕。

終於，代表們分批抵京，入住北京飯店、前門飯店與京西賓館。賓館如戰時堡壘：大門緊鎖，代表禁外出，室內電話全撤，靠街窗戶嚴禁開啟，夜晚須拉簾遮光，防“敵人”窺探。4月1日下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為避人耳目，秘書處策劃精密：各團乘專用大巴，每車45人，定車定人。賓館大廳列隊，車門對樓擋視線，外人難覷。車停即開門，代表疾登，每三四分鐘兩輛車輪番出發，半小時內清空賓館。路線亦曲折迂迴：北京飯店距會場僅一公里，卻繞東單、崇文門、前門大街兜圈，終由側門潛入。會場內，厚重深色簾幕遮蔽門窗，燈火人影盡隱。這種周密部署，不僅防範了蘇聯情報，更體現了黨在危機中的危機意識。

事後，領導人一度分散辦公，防核襲擊。

4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鏗鏘聲調宣告九大開幕，國內外方知端倪。外媒驚歎保密之嚴，毛澤東與領導人如慶大捷般欣慰。這一幕，不僅是黨的智慧結晶，更是中國在冷戰風暴中自保自強的歷史縮影，警示後人：和平來之不易，團結方為不朽。

（𣁽省山寨汇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