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董志雄同志給陳雲同志的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 𣁽省山寨·推荐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１９８４］２号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

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

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

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

”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

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　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

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末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

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

“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

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

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活动、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

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

”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

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礼

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中央领导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二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人物简介：

孔丹（1947年5月生，江西萍乡人），出身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弟弟孔栋。他是北京四中高材生，文革前获北京市“优良奖章”，任校团委副书记，北京第一批中学生党员。

文革初期（1966年），孔丹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该组织由西城区31所中学红卫兵组成，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约束红卫兵过激行为（如文斗不武斗），发布十余道通令，对初期文革有较大影响，但被视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与激进派对立。

 西纠成员包括陈小鲁（陈毅之子）、秦晓等高干子女，孔丹任司令，其弟孔栋任纠察连长。组织获周恩来支持，但遭江青点名批判为“黑后台”，孔丹两度入狱（1966年12月及1967年），母亲许明自杀，父亲被关押多年。1967年4月，毛泽东指示释放，孔丹获释。

文革后期，孔丹下乡陕北插队6年，1967年后创办《解放全人类》报，再遭隔离审查。

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师从吴敬琏），1981年毕业，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秘书。

1984年，其申诉获陈云等批示认可，“西纠”不属“三种人”。

1983年起从事金融国企工作：光大集团副总、总经理（1996-2000年，处理140亿亏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2000-2006年）、董事长（2006-2010年），将中信带入世界500强。2010年退休，为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孔丹晚年著有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反思文革经历，反对党内变质，强调制度防文革重演。

（𣁽省山寨·致敬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