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魁省山寨·推荐（回顾历史）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指1967年中國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

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 命集团案》。这桩公案起源于“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

笔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恩来总 理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

“五一六兵团”要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大约发生在 1967 年 8 月上 旬。最早发现这件事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 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 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钢铁学院“五一六 兵团”是一个很小的群众组织，它的行动尽管影响不了大局，但却代表了当时 的一种极左思潮，他们想充当攻击周恩来的急先锋。

“五一六兵团”公开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正是迎合了江青一伙的心里 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是这些红卫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造反”未成，却成 了反革命。

据当事人回忆：“五一六兵团”策划攻击周恩来，要公开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会议和准备 过程被这位通讯员全部掌握。据说“五一六兵团”开会时他也在场，所以“五 一六兵团”的行动计划，包括贴大字报的时间、地点、行动步骤，大字报的标 题等，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的四、五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 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 ，有充分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放纵，怂恿这个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事后，江青却把这个罪责一古脑儿地栽到即将打倒的过去的同伙的身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 年 8 月上旬的一个晚上 9 点左右，中央文革记 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 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策划了一起 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零时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 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出去张贴。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 确的，“五一六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大会议室开会。

按谢富治当时的身份，戚本禹让谢富治去处理，似乎也顺理成章，谢富治 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 。从我把电话记录放在谢富治面前到“五一六兵团”张贴反周恩来的大字报， 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可是直到 12 点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散会，办事组值班 室一直等待处理这件事情的批示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 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 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午夜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事 件终于发生了。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是 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 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为了证 实邵崇勇所说的情况，第二天早晨，办事组的矫玉山和姜材熙乘车去“五一六 兵团”贴大字报的地方转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央文革放纵的结果，以当时中央文革在红卫兵心目 中的地位，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到钢铁学院找到“五 一六兵团”的头头打个招呼，谅他们也不敢一意孤行;如果真的说服不了，还 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它的发生，这在过去是有先例的(如对外语学院的刘令 凯)，可是中央文革不管，把这件事推给谢富治去处理。据我的了解，谢富治虽 有那么多官衔，但在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上，他绝不敢作决定，他要看中央文 革特别是要看江青的脸色行事的，他的不作为，也不足为奇。

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 组对周恩来的态度的一次表演而已。据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的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面上似乎对周恩来是尊重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这只是 现象。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要依靠周恩来管理八亿人口的国家，更主要的是周 恩来在党、政、军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碍于这些，即使江青一伙对周恩 来心怀不满，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作，保证人民的衣食住 行，周恩来日夜操劳，同时又要同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的“造反”，“打倒 ”一切，保持协调。中央文革在文化革命初期，只要开会通知周恩来参加，他 都到会。1967 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关逐步瘫 痪，能出来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寥寥无几，周恩来的担子就越来越重。 这时中央文革地位却日益升高，它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中央向全国发文件把 中央文革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使中央文革变成了有实权的政治 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主要集 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央文革要“造反”，要“打碎旧机器”，“破四旧” ，煽动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破坏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周恩来必须维护国 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和正常的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中央文革或明或暗地到处 煽风点火，周恩来只好去出面救火，去说服红卫兵造反不能破坏生产和工作， 而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江青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当着工作 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呀!”二是中央文革煽动 红卫兵打倒和揪斗大批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保护老干部 ;江青一伙认为，周恩来是“老保”，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周恩来和中 央文革江青一伙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因此，江青一伙在内心 中从不把周恩来当作“无产阶给司令部”的人。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1967 年 2 月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编辑一种叫“打倒一 切，怀疑一切”的资料，企图说明主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不是中央文 革，而是那些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在这个材料中，作为正面 学习的文件中选了毛主席、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要讲政 策，不主张打倒一切的言论。而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的则选了陶铸、王任重 、陈毅、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讲过的个别过头话或错话。这两方面的言论都没有选周恩来的言论，但是最后却送周恩来批发这个材料。

另一件事是 1967 年 6 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一个外事口的大专院

校各派红卫兵大会，这个会原来的目的是叫中央文革出面批评外事口大专院校 少数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企图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思潮，然而在大会上， 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言不及义，不着边际说一通，没有一个人 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可能批评了某些 派别的极左思潮。他讲完后，江青讲话可能刺了一下陈伯达。陈伯达吓得六神 无主，惊慌失措，竟然从主席台上跑到后台来回踱步，他看到我，马上把我叫 到后休息厅门口问我:“我的讲话你听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答复说:“我没 听出来。”后来他又问了我一次。唯独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叶群，可能没摸 准江青的脉搏，讲了两句话:“林彪同志是很尊重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嘛!”以叶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讲话起的作用有限，因 为她不算中央文革的人。这个会周总理值班室有赵茂丰等三位同志参加并作了 详细记录。江青一伙在这样的会上不讲保周恩来的话，必然给那些反周恩来的 思潮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五一六兵团”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 反应。大约 8 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 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王道明按戚本禹的布置，先找记者站的 几位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记者站有个别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 有的记者同“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王道明 考虑到这种意见，但并没有中止记者站调查组的调查，只是又重新组织了办信 组的几个人，另搞一摊同时进行调查。经过几天的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两 个调查组要求向王道明汇报调查初步结果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调查“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王道明亲自抓的，我一直没有参与，而王道明 在去记者站听两个调查组汇报前，一再让我同他一起去听汇报，帮他出出主意 ，我只好从命。汇报会是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开的，参加汇报会的主要是调查 组的同志，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也一起听了汇报。据我回忆，汇报主要谈了以 下内容。

一、所谓“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他们号称“兵团”带有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达到迷惑 群众的目的。其实参加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数连一个排也没有，地地道道的“ 一小撮”。

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五一六兵团” 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能够那么准确及时地掌握“五一六兵团”的动向，肯定 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否则很难了解到这种核心机密。

（来自《誰是「五一六」的后台》）

按:文革中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祸及千万人的大冤案，十分 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法无天和草菅人命。仅仅其中 一个谁是“五一六后台”的问题，他们就可以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翻云覆 雨，随意构陷。

周恩来 1969 年 6 月 28 日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 的讲话中说:

姚文元 9 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 8 月份就抓住了，主席 看的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 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两次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1969.06.28)

江青 1969 年 8 月 14 日接见文艺口同志谈话中说: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

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 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

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57（中发[1970]20 号)中称: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

《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几次谈话〔摘录〕》中，1970 年 11 月 4 日的 讲话里说:

1968 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傅。

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纲》(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批判陈 伯达说: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 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 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

(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概要􏰂， 1971.01.26)

1971 年 6 月 30 日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陈伟在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 的讲话中说: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 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

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 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1972.07.01)中说:

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 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 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 知及附件材料》，1972.07.02;中发[1972]25 号)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一九八○年九月 二日)中说:

在追查所谓“五一六”后台时，谢富治宣称，“五一六”的黑后台“是刘、邓留 下来的，军队就是杨(成武)、肖(华)、还有叶(剑英)、徐(向前)”。一 九六八年二月，赵登程和“五一六”专案组长陈伟，按照谢富治的这一授意，在 绘制的《反革命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组织系统图》后台栏里，填写上了“叶、徐 、杨、肖”。(《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 审查报告》，1980.10.16)

源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谁是“五一六”后台》作者：王广宇）

按:作为文革中一个最疯狂的整人运动，清查“五一六”之所以会打击、伤 害那么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恩来提出的“重罪行”而不重形式(是否 填表参加组织)的清查方针。他在这篇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是不是参加组织， 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这一方 针的提出，为清查者滥打无辜大开了方便之门。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 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谈话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 11 月 1 日、9 日、18 日、20 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

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 1970 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出清查“五一六”。1 月 24 日我们才讲的，其

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 3 月 27 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 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 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 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 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 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 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

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 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

，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注:指中央文革小组)里有一个人出来

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聿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 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 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 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 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 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 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 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 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 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

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

，“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 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

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注:曾任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杂志代理主编，学部文革负责人)，在“五一六”

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注:北京外

国语学院红卫兵，红旗造反团负责人)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

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 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 。“五一六”就是利用《5.16 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 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 )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

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

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按:当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清来清去到底什么是“五一六”始终没人说清 楚。但是人们逐渐发现这个清查的矛头是对准造反派的。各地遭到清查的对象 主要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特别是其中比较激进的一派。读这篇中央专案组 联合办公室清查五一六负责人陈伟的讲话，就可以明白，原来他们打击的对象 就是造反派，讲话中列举的所谓“五一六”的“阴谋与罪行”，实际上全都是造反派 大张旗鼓的公开活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自己鼓动、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下此狠 手?这是个需要另外研究的课题。

“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节录)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当局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 ，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毛译东。”杨小凯还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毛泽东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 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毛泽东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魁省山寨·回顧歷史-摘自相關資料、回憶、文章整理汇編）

我為什麼對請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場運動較為關注，個人認為它們其實有利於解開文革十大謎團之一的「周恩來在西花廳被紅衛兵組織圍困兩天兩夜事件」。

 周恩來文革在西花廳被圍困，一直是現在公開資料中沒有提及，當事人和官方都有意迴避或者說隱瞞這件事，一般的人已經不知道不認為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 據稱，文革初期紅衛兵組織在西花聽圍攻周恩來，名義上是讓周恩來說清歷史，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誰，在觀點、群眾組織上進行辨論，輪流上陣不讓周恩來休息，沒人出面，上層有意讓周孤立無援，沒人出面制止。周恩來陷入十分危險境地，這時有軍頭發怒，直接帶兵進城不顧一切搶救周恩來，帶部隊直接開槍將周恩來從紅衛兵組織的圍困中搶救出來。 

這一重大事件官方從來不提，鄧穎超回憶錄也不提，似乎有意隱瞞讓它成為一個八卦流傳的故事。而事後周恩來在接見外賓埃塞俄比亞皇帝時，談到文革被圍困攻擊時，提到這一事件，周說我被圍困衝擊，有人知道後，帶兵進城解救了我，開了槍死了人。 

 這里就引發一系列的疑問： 

 ～毛與中央文革為什麼沒有追究息事寧人了？

 ～什麼人膽大妄為可以帶兵進城而且開槍死了人？ 

～官方為什麼要隱瞞，所有當事人都隻字不提，讓它成立一個江湖八卦流傳？ 

～如果是有人造謠，官方完全可以在相關文革文件中進行避謠，卻聽之任之。 

～這是周恩來與文革小組（毛澤東）文革角力中，毛與文革小組唯一退縮退讓的一次，周全身而退，沒有任何人遭受處分追責。 

～而1970年毛澤東中央文革簽發「清算516反革命集團」運動，更是周恩來大獲全勝的注腳。 （～魁省山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从极“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革”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并认为“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 

组织成立后，他们把组织头目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之后这些反周的兵团合流，成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這些行動的背後都有王、关、戚的影子，纵容支持的後后就是文革小組，就是江青，而江背后是誰，非常明確，已經不用說了。

 1967年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与此同时，当时发生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红旗》杂志刊发了经关锋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号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 王力、关锋、戚本禹同“五·一六”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唯一能对造反派组织发号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反周恩来，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 1967年戚本禹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而这也显然是有後台的。

有人說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之后王、关、戚被当成“五·一六兵团”后台抓起来。不久，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此后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而這一高超的手法也只有才有偉大領袖才具備這樣的謀略。

我想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出當年的鬥爭谋略，雙方互相推手角力的衡量，看官自然會有各自清醒的思考與認識。

 我的零星記憶：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時間跨度很長，根據現在公布的資料顯示，這完全就是挑動群眾斗群眾，借機迫害整人的政治運動，它波及全國，造成的迫害與冤假錯案甚多甚廣。

 「文革時期」我已記事，見證了批斗會，群眾造反派雙方武斗場景，甚至有一次被困在我母親單位現場，親眼目睹武斗現場的片段，有一次鐵路大樓被突然围攻，整個武斗攻防大摟里就我一個小孩，躲在一邊角落偷偷看，現場大樓里平時我眼中的伯伯、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們，這個時候是為了自我保護與自衛，他們的勇猛團結精神，互相配合保護戰斗的精神，從小就深深植入了我的腦海。這也是鐵路情結的由來，文革時期鐵路子弟抱團對外風氣，可以說是鐵路子弟學校的「校風校訓」，我們的大哥大姐就是這樣帶著我們走進江湖，而我們走進社會后，也同樣是這樣的態度保護我們的鐵路小弟弟小妹妹們。 

       我對「五一六」運動的記憶，是印象中某一天晚飯爸爸比平常回來的要晚，因為爸爸不回家，我們是不開飯的。爸爸回家后我們围桌吃飯，就聽爸爸對媽媽說，誰誰誰、鐵路地區各段都宣布抓「五一六」分子，地區總部、工務段、電務段，車務段、機務段某某某都被抓了，是「五一六」分子，因為提到的某些人名，媽媽很吃驚小聲說：怎么他也是？提到的人我也有印象，也来过我们家吃过饭，小孩也不敢多問，但印象深刻。」 

 ～魁省山寨·魁省老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