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的崛起與墜落】～ 𣁽省山寨
张春桥同志的革命生涯简述：
～張春桥同志，山东人，愛好文學，文艺青年，青年時與友人人發起組織文學組織「華蒂社」，並在《華常》雜誌發表文章。
～張春橋年輕時就有挑戰名家的特點，對著名作家如戴望舒、老舍、藏克家等人均受到過張春橋的文學評論的批評和攻擊。
～張春橋在上海加入「左聯」，響應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以筆名「狄克」在左翼報紙上發表文章，由此引發了和魯迅先生的評論爭辯與較量。
～1936年4月張春橋加入中共預備黨員組織。
～1937年張春橋以其弟張秋橋，從山東前往延安，並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陝北公學任宣傳部長。
～1942年張春橋分配晉察冀邊區任宣傳幹事，並逐漸出任《晉察冀日報》《石家莊日報》的編輯，後出任社長，並以此皆識石家莊市長柯慶施，並受其的直接領導。
～ 49年進入上海任新華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副局長。
～五七年张春桥擔任上海市專職常委，並成為市委第一書記柯庆施的高級秘書。
～五八年張春橋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引起毛澤東主席的注意，並大為讚賞。從此張進入了毛主席的視野，並逐步地參與到中國政治鬥爭的最高層，成為毛澤東倚重的所謂「四人幫」裡面的實際的核心人物等同軍師。達到人生巔峰。
中共元老康生臨終向周恩來揭发江青、張春橋，毛主席聽後說：我知道。指示不要再查了。
1937年8月，江青到了延安，与主席交往确定关系后，江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在党内高层确实有议论，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而她还有一个黑历史，1933年2月江青加入中共。在上海时，她也参加了中族地下党的活动。但在1934年9月，她被抓捕、被关押两个多月后，才被释放。
然而，江青的山东老乡康生一手促成了毛江婚姻。江青到延安三个月时，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江青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康生见江青年轻漂亮，便想到利用江青，为自己搭建晋升之梯。江青在上海的绯闻及被抓捕情况，在延安高层有不少人知情。所以对于毛、江结婚，当时中共党内有不少人反对。而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毛。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毛的住地。一来二去，江毛感情升温，1938年11月，45岁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娶了24岁的上海演员江青。
时间一晃到了文革。康生一路成为中共集团的迫害狂。文革后期，康生突然找人向毛泽东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康生原本是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为何临死前要急忙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
1974年12月，周恩来即将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已经病入膏肓、惯于投机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十分急迫。康生对她们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
当着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的面，康生一再责备自己，说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一年之后康生便病死了。
康生原本是江青“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文革期间，康生一贯支持江青。然而，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是“北京一霸”。
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对于康生这样一个中共情报头子，党内运动的主刀人之一，晚年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突然就开始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还讬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这里确实是引发人的推测和联想。
康生在中共内部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对于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
尽管有康生的揭发，后来江青仍当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对于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中共的政治需要，就是标准。
张春桥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中共历史记述中，张春桥被认为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是外表阴沉的“野心家”、“阴谋家”，意图“篡党夺权”。在中共元老派眼中，张春桥被认为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在担任政治局常委后，张春桥亦曾对女儿张维维说过：“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场战役是我打下来的？”作为“四人帮”核心成员之一，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攀升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巅峰，最终又因四人帮倒台而下狱，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一生充满了倾轧博弈，展现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与复杂。拨开历史迷雾，追溯张春桥从“崛起”到坠落的政治生涯，有助于揭示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内斗的真相，张春桥在这场政治漩涡中的角色与命运到底如何展开和收尾的？
革命生涯的起點：從文藝青年到左翼鬥士
張春橋青年時期便展露出文藝才華與銳利的批判精神。他與友人創辦文學團體「華蒂社」，並在《華常》雜誌發表文章，試圖在文壇闖出一片天地。年輕的張春橋以挑戰名家著稱，著名作家如戴望舒、老舍、臧克家等均曾受到他的文學評論批評，顯示出他不甘平庸的個性。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動盪時期。左翼文學運動在上海蓬勃發展，吸引了大量知識青年投身革命文藝，為共產主義理想宣傳。張春橋的文學活動，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青年知識分子激進化的縮影。
從邊區到上海：政治敏銳性的初顯
1942年，張春橋被分配至晉察冀邊區擔任宣傳幹事，後逐漸出任《晉察冀日報》和《石家莊日報》編輯，並最終成為社長。在這一時期，他結識了石家莊市長柯慶施，並在其直接領導下工作，積累了重要的政治資本。1949年中共建政後，張春橋進入上海，擔任新華社華東分社副社長和華東局宣傳部副局長，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宣傳領域的地位。
1957年，張春橋成為上海市委專職常委，並擔任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高級秘書。這一職位使他深入了解上海政壇的運作，為其後來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礎。1958年，張春橋發表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提出反對特權、追求平等的觀點，契合了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理念，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讚賞。此文成為張春橋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使他進入毛澤東的視野，逐步躋身中共高層政治舞臺。
1950年代末的中國，正處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毛澤東試圖通過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實現快速工業化，並在意識形態上清除「資產階級」影響。張春橋的文章迎合了這一時代需求，成為他獲得毛澤東青睞的關鍵。
文革中的急速升遷：從筆桿子到「四人幫」軍師
張春橋政治生涯的真正飛躍始於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這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為張春橋提供了歷史機遇。1966年，他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成為毛澤東文革理論的積極推動者和執行者。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江青是實際負責人，而張春橋則是其得力助手，兩人形成了緊密的政治聯盟。
張春橋在文革初期主要負責理論宣傳，撰寫大量文章為文革提供意識形態支撐。他的文章往往是毛澤東思想的注腳，幫助毛澤東在理論上為文革正名。例如，他參與修改《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五一六通知》等重要文件，奠定了文革的政策基礎。1966年8月，張春橋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參與批判劉少奇，並指示清華大學學生領袖蒯大富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展現了其在文革中的激進角色。
1967年初，張春橋在上海發動「一月風暴」，與姚文元、王洪文聯手推翻了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建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並自任主任。這場奪權行動被毛澤東譽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成為全國造反派奪權的樣板，進一步鞏固了張春橋在毛澤東心中的地位。
文革初期的「一月風暴」標誌著造反派從批判走向奪權，打破了原有的黨政結構。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和文化中心，其奪權行動具有全國示範意義，張春橋因此成為文革派系的核心人物。
權力巔峰與內部矛盾
隨著劉少奇、鄧小平一批中共元老被打倒，文革派系在中共高層的影響力迅速擴大。1969年中共九大上，張春橋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3年中共十大，他更成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達到政治生涯的巔峰。此時的張春橋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並稱「四人幫」，掌控全國的文化、教育和宣傳領域。他們通過壟斷《紅旗》雜誌等核心媒體，推廣樣板戲和革命文藝，實施信息過濾與思想整肅，將「階級鬥爭為綱」確立為主導敘事。
然而，張春橋的權力之路並非坦途。他與林彪的暗中較量成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挑戰。林彪對張春橋頗為警惕，認為其野心甚大。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毛澤東問及林彪對張春橋的看法時，林彪直言不諱，暴露了雙方的緊張關係。隨著毛澤東與林彪矛盾的加劇，張春橋站在毛澤東一邊，成為攻擊林彪的重要力量。1971年林彪事件後，張春橋等人的權力進一步膨脹。
與此同時，張春橋與周恩來的關係也頗為微妙。1974年12月，中共元老康生在病重時向周恩來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叛徒」問題，稱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後叛變，張春橋也有類似歷史。康生甚至通過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傳話，試圖徹底搞垮江青和張春橋。然而，毛澤東明確表示「我知道」，並指示不再追查，實際上保護了江青和張春橋。這一事件既暴露了張春橋的歷史弱點，也顯示出他在毛澤東庇護下的特殊地位。
社會上流傳在文革後期有十大迷團，其中之一為：「想不到康老忽然不管事了。」，這段歷史背景現在有很多說法流傳，但我們認為都是推測與八卦，其真實原因官方並未解密。文革後斯康生以生病為由，忽然不菅事，並與四人幫有意拉開距離，直到临死之前，忽然向中央與周恩來總𤦌揭發江青、張春橋兩人的「叛徒」歷史問題，是極具歷史深意的。康生的揭發反映了文革後期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加劇。隨著毛澤東健康惡化和文革政策引發的社會混亂，黨內不同派系開始為後毛澤東時代的權力布局展開激烈博弈。
預見命運的悲劇先知
張春橋的政治敏銳性使他對自己的命運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早在文革如火如荼的1967年，剛剛在「一月風暴」中掌握上海大權的張春橋，便對身邊人說：「權力來得快，去得也快，大家不要太當真。」1974年，他私下對友人坦言：「如果文革失敗，我只有兩條路：要么出國，要么坐牢。」1975年，身為政治局常委的他更對秘書表示：「毛主席不會永遠在，他走後，我們這些人恐怕都不會有好下場。」這些言論顯示出他對中共權力鬥爭殞地無聲的殞落，以及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可悲可怕结局。
更令人惊讶的是，据曾与张春桥共事的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回忆，早在1967年，当张春桥刚刚在“一月风暴”中掌握上海大权时，他就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权力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不要太当真。”他的预言也不是没有道理，张春桥对中共权力更替的规律门儿清。
1975年，当张春桥已经位居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巅峰时，他仍然保持着警觉，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曾对秘书说：“毛主席不会永远在，他走后，我们这些人恐怕都不会有好下场。”
张春桥对毛泽东之后中国政治走向有他的判断，他意识到自己在毛后时代可能面临的危险。毛泽东是他和江青等人的最大保护伞，一旦毛去世，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岌岌可危。
1976年初，毛泽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时，张春桥紧锣密鼓地安排人员收集整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反革命言论”材料，试图为日后可能的政治斗争做准备。同时，他还通过上海的关系网，秘密准备了一些海外联系渠道，为最坏情况下的出逃做准备。
1976年夏天，毛泽东病重，张春桥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表示：“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们必须有两手准备。”什么是“两手准备”？后来的历史学家解读为：一方面准备争取最高权力，另一方面也为失手后的处境做准备。
张春桥在“四人帮”内部的表现
张春桥的政治敏锐性使他在“四人帮”内部也显得格外孤独。据《邱会作回忆录》披露，张春桥与江青、王洪文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江青性格外露，行事冲动；王洪文则相对简单直接；而张春桥则更为深沉、复杂，常常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1976年9月初，毛泽东逝世前夕，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我们不能太张扬，要注意分寸。”这一劝告被王洪文当作耳旁风。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和王洪文表现得过于急切，而张春桥则显得较为克制。
华国锋在回忆抓捕“四人帮”时曾透露，抓捕行动后，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都有不同程度的激动和抗议。唯独，张春桥一言不发，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或许他对自己命运心知肚明？
据与他共事过的工作人员回忆，张春桥很少参加非正式的社交活动，即使在“四人帮”内部聚会时也常常保持沉默。他私下里爱看历史书籍，尤其对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权力斗争有着浓厚兴趣，这或许也是他能够预见自己命运的原因之一。
张春桥的预言不是从天而降的，在1975年至1976年间，张春桥的言论和行动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微妙变化。这一时期的张春桥开始更多关注实际政务，减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激进表态。
一位曾在上海市委工作的干部回忆，1976年春，张春桥回上海视察工作时，突然对一些极左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过度的阶级斗争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这种表态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文革路线的一种微妙修正，也可能是张春桥对文革走向的某种再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曾试图推动一些务实的经济政策，这与他早期的极左理论有明显差异，所以也有人认为，张春桥在认识到文革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试图为自己寻找一条政治转型的道路。
然而，历史没有给张春桥足够的时间。毛泽东去世后仅一个月，四人帮就被一网打尽，张春桥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
沉默至死
与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和激烈辩护不同，张春桥选择了完全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连自我辩护也不做。
有分析认为，张春桥的沉默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这场审判的政治性质和预设结局，任何辩解都无法改变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或许沉默也是他对这场政治审判的一种无声抗议？他以沉默表明拒绝接受这种权力转移后的政治清算。
更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张春桥的沉默还可能源于，他知道文革的错误是制度性的，是整个中共体制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他个人或“四人帮”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也许是他能做出的唯一的回应。
据悉，张春桥在狱中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对狱警和工作人员较为平静，很少发泄不满。最终，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他于1998年获得保外就医，依然与“前妻”文静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原因是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至于为什么秘密“离婚”，和文静早年在抗战时期为日本人写过文章有关，文革时期有人拿这个资料攻击张春桥，后来就传出张春桥1972年打报告离婚的事。从当时风光无限的张春桥的婚姻变故，不难看出，强调党性高于一切的共产党对于人性的摧残，即便是中共高层，也无法摆脱这一命运。
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晚年的张春桥几乎不谈及政治话题，只对家人表示：“历史自有公论。”这句话也许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后的总结，也是对那句“要么出国，要么坐牢”预言的最终注脚。张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
張春橋病逝之後過了很多年她，女兒公布了她父親寫給她的信，我們可以從這封信中看到張春橋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固執以及他自身的堅持與信念。
（信件如下）：
维维：
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
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很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
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張春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張春橋對於黨內的殘酷鬥爭應該說是非常熟悉和判斷準確的，对于自己革命资历和功劳上的严重缺陷，张春桥自己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曾對他女兒说：“我有什么贡献吗？哪块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场战役是我指挥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張是非常清楚在當時的中國政壇，如果毛不在，他和江青等人是震不住場子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對他們是不賣帳的。
對於張春橋的歷史評價，我想還是用歷史研究學者宋永毅在看過張春橋獄中所寫的家書通訊後，對張春橋有了重新的認識，來做一個收尾吧。
历史的悲剧人物和悲剧性的历史：读《张春桥家书》有感__ -
宋永毅
毛时代的中共高层人物大都不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们或者并不真正懂得
他们要“无限忠于”的毛泽东思想，抑或只是利用这一口号来谋求个人的权力和家族的私
利。和他们相比，张春桥无疑是一个异类。如果说今天“张春桥”的名字还在公众中有什
么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定是他在１９８１年公审中以罕见的沉默表达的对法庭的藐视。这
一形象不仅构成了对审判的公开挑战，还表明了他至死不渝地忠实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当然，在“你死我活”的中共政争潜规则下，张春桥还是被打着毛泽东旗号的法庭以反毛
泽东的罪名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人物。此外，中共还
严密地封杀了一切来自张春桥方面的信息，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被脸谱化了的反面人物消逝
在公众视野里。
这一禁忌，直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张春桥家书》的出版，才被轰然打破。
该著作不仅以张春桥被囚于秦城监狱后的５３封家书向公众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
感的历史人物，更以他女儿张维维的长篇访谈，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文革内幕。这些，对
于今天的学界构筑一个多维的、接近于真相的文革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家书
》还揭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是一段悲剧性的历史，它不仅在毛的政敌和民众中造成
了数以千万计的人间悲剧，还在他的最忠诚的助手及家庭中，制造了凄惨的悲剧。张春桥
在文革中的崛起，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常委和毛最看得上的“接班人”
，主要是得益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真髓的理解和发展。尽管张自我定位为毛的学生，其实他
也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之一。毛泽东并不是先有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才
在对照检查中发现刘少奇的问题，进而发动文革打倒得刘少奇的。而是先下决心打倒刘少
奇，才制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论体系。而一小批极左派的精英理论家，包括陈伯达、张春
桥、戚本禹、王力、关锋、姚文元等，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际构筑者。例如，闻名中外
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就是王力等人（包括张
春桥）从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中引申和系统化出来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中出现了
不少这些文革派理论家比毛泽东本人更狂热于毛主义、甚至而被毛打倒的奇怪现象。如“
王关戚”的倒台便是一例。再如、张春桥在上海一月革命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准
备按毛在《十六条》中的方针搞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结果马上被毛喝停了。简
言之，相比较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张，毛则是一个叶公好龙的多变政客。
看完《家书》，恐怕最为震秫人心的是：在“四人帮”被抓之前，张春桥就已经敏感
地认识到了自己可能被害的危险，这个位极人臣的毛可能的“接班人”甚至连一杯办公室
里的水都不敢喝——下毒的可能来自汪东兴和他掌握的中央警卫部队。而当张春桥和其他
文革派的重臣请求毛撤换汪时，毛轻轻的一句“我用惯了他”便回绝了。历史的发展完全
证实了张的担忧，在抓捕“四人帮”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就是汪东兴。此外，毛一方面认
定张是他最理想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却选了华国锋做实际的接班人。因此，其实是毛为华
国锋日后一网打尽最忠诚于他的张春桥和文革派奠定了最重要的权力基础。在我看来，不
就抓捕的是非而论，张春桥等人的悲剧的关键来源却正是他们无限忠诚的毛泽东和他的文
革。说毛最终葬送了最忠诚于他的文革派其实一点不为过。尽管张春桥在生前可能不会承
认这一点，但是《家书》却给读者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张春桥在１９８１年被判决后，在秦城监狱中被允许看报和听海内外广播。因此，在
他的家书中也有不少评论时政的段落。可惜的是，张春桥泥古不化于自己的“主义”，对
文革并没有什么应有的反思。这种思维停滞的后遗症在长期坐牢的风云人物中并不鲜见，
可称为革命造成的“活化石”现象。对一个“理论家”而言，至今还用早已过时的文革的
理论来分析改革和“苏东波”后的国际情势，至死还憧憬着再来一次二十一世纪的文革和
共产革命，绝对是一种被革命异化了的现象，只能给人啼笑皆非之感。
张春桥在他同级的高级干部中，生活上廉洁的也可算是首屈一指的，在个人婚姻上也
算是比较重感情的一个。他妻子文静是一个有过变节行为的女干部，但张一直没有和她离
婚。直到张得知毛泽东可能会进一步重用他，才开始违心地考虑和文静离婚，托人在上海
另挑选对象。后来却因为政治风云突变，打断了他们的被迫离婚。张春桥在晚年被监视性
地“保外就医”后，文静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来到他的身边照顾他、并携手
走了完人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春桥的婚姻倒是因祸得福了。然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
到为张春桥所忠实于的“革命”的残酷和可怕：它不仅在政治上吞噬了它最忠诚的儿女，
还差一点吞噬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充当毛泽东的助手发动文革，张春桥当然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应当对这一场民族
灾难负有相当的罪责。但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他却不应当被简单地脸谱化，而应
当获得公正的评价。
张春桥的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极左路线的笔杆子，写下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冷静分析政治形势和权力走向。简直是政治表现上的表里不一，矛盾体的典型。
张春桥在文革上蹿下跳揭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势力”，但在私下里却显示预见到文革可能的失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了张春桥复杂的政治心理，也暗示了他在政治光谱上的特殊位置。
无论如何，张是文革理论家和急进派代表，推动了许多极左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文革灾难。张春桥的“崛起”与陨落展示了中共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也反映了意识形态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张春桥的政治生涯是中共文革历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沉浮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政治逻辑和权力规则。从默默无闻的文人到权倾一时的政治局常委，再到阶下囚，张春桥的命运转折背后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现实。
（𣁽省山寨·整理原创）
所谓“四人帮”，是中共官方的说法，據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家麦克法夸尔、费正清所编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的研究资料表明，当时的王、张、江、姚与毛泽东主席都属于“文革”最高决策层的“同盟”激进派。在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之前，他们四人和14名中國政治局委员都是以年迈的毛泽东为首（核心），具有最高决策力量。
周恩来總理去世後，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在他们的授意下，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197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197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俺们也要和邓小平算算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南垴大队贫下中农》，无一不是针对邓小平及其背后的保守派（即“文革”幸存者），其背后代表的利益集团正是毛泽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如果他们四人联手毛泽东，并在毛泽东去世前把最高权力以公开的制度的形式安排好，夺权的基础打实，并拉拢当时的“文革”受益者华国锋等人一共分享权力，也就不可能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翻身机会，更不会有以后公审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可能了。
当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是对“四人帮”夺权是有利的，他们为了制造舆论，在以毛泽东为后台的最高核心默许下，谋求最高权力――张春桥早就在争总理的座位（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春桥的“大本营”和根据地――上海领导班子已经开始通过利用群众传递呼吁，要求让张当总理，并说“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但是，毛泽东主席根據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衡量後，不得已做出了調整，并没有同意提议张春桥任代总理的意見，而是选择了具有中庸和潤滑調劑色彩的人物：华国锋。但正是由於這一個選擇，毛澤東在其一生中唯一以歉意的恣態對張春橋進行了安撫，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和讓人深思的中國高層政治關係。
1976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第二天，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发泄心中的不满。
《“文革”十年史》作了转录，现转至此：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引者注：华国锋代总理）。去年（1975年1月8-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引者注：补选邓小平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又恢复副总理职务）。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𣁽省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