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华支持扶佐華國鋒-海軍基地部隊唐山大地震搶險救援追憶探討》-海軍篇（魁省山寨）

1975年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后，华国锋同志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2月被毛泽东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節期間，大批北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同時用非暴力形式表達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4月4日，中共中央認為紀念活動背後有人操縱，定性為「反革命」性質，當晚開始清理廣場上的花圈和標語，並對堅持悼念的群眾進行抓捕。5日，在廣場的群眾發起大規模抗議，與清場的民兵、工人、公安發生衝突。當晚，北京出動1萬多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驅散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認為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是事件總後台，撤銷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華囯峰4月经天安门事件被毛泽东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一副主席”为中共历史上之首创，华国锋在此之前于党内并没有排名，经此任命后直接跃升为党内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4月30日，毛泽东为华国锋亲笔写下“你办事，我放心”。

       1976年7月，唐山發生大地震，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率代表团赶赴救灾现场。

       但此时的华國鋒雖然是排名第二的中央領導人，但華不管軍隊，并不是中央軍委成員。

軍委成員依舊是在1975年前，跟據毛澤東主席指示，由11人组成军委常委，領導管理軍隊工作，當時毛指定邓小平兼任軍隊总参谋长。

軍委常委成員組成：

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劉伯承，徐向前，聂荣臻，鄧小平，粟裕，陳錫聯，蘇振華，汪東興。

（4月鄧小平被撤銷軍委委員資格）

而唐山大地震的發生，直接影響了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蘇振華四人关系的後續微妙發展變化，進而影響到後續的國家、軍隊的發展導向。

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是華蘇兩人惺惺相惜交情的開始。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大地震。瞬间，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上万个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立即派出十余万解放军火速奔赴唐山灾区救援。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数十万人不幸罹难。40年过去了，哪段海軍部隊搶險救援特殊的日子，因為余震而造成的海軍救援部隊官兵的犧牲傷亡，現存于世的老軍人脑海的记忆里非常深刻。雖然已经很遥远，但當時每一个场景却常常在老軍人們眼前浮现，至今挥之不去，他們多有回憶，都有文字記載，而海軍軍史更是詳細記載。

當年時任海軍第一政委的蘇振華上將，在發生地震後，急國家所難救萬民於水火，直接向當時囯家負責人華國鋒副主席申請搶險救援，得到批准後立即緊急召開海軍黨委會議，做出決議發出命令，指揮部署海軍各部隊抽調組成救援隊立即趕赴唐山地震現場。

       海军各部隊接到命令後，迅速组建以旅順基地、海軍试验基地为主的“前指”（海军前线指挥部的简称），試驗基地赖金华司令員担任总指挥，海军第二炮兵学院一领导和基地政治部副主任赵复华担任副总指挥兼政委。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建制除旅顺基地、試驗基地、海軍基地一部、二部、训练大队外，还有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学员队及部分海航部队，大约三千多人。

海軍部隊构成：海軍基地313医院組織医疗救護隊，旅順基地醫院醫療隊，基地二部医疗队，海军各部队抽掉救援隊、海军二炮学院、海軍航空兵部隊，等組成海軍救灾部队。

       海軍部隊第一時間趕赴唐山救援，是蘇振華政委主動向中央承擔责任，在國家遭受災難時挺身而出，得到中央指示後立即著手部署海軍迅速行動，當時蘇振華政委指示由旅順基地和海軍訓練基地部隊承當主力并主要負責後勤保障，旅順基地政委是鄧楚白，海軍训練基地司令員是賴金華，賴鄧兩人前後同是海軍航空兵第二師主官出身，倆人同是海軍黨委委員與海軍軍委委員，海軍黨委考慮旅順基地的戰備責任，所以決定由賴金華司令員任「海軍搶險救援指揮部」首長，各部隊抽掉分隊匯集由賴司令員通一指揮。

解放軍部隊到達地震現場的首支部隊就是海軍救援部隊，旅順基地抽调部隊和醫院組織的醫療队也是第一個趕赴到達現場，旅顺基地部隊動用「海雀」直升機轉運傷員。海軍部隊雷厲風行的堅強作風，快速機動、陸空協調、敢於奉獻敢於犧牲的精神，以及隨后的後勤保障的出色協調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軍委主要領導和海軍黨委的高度評價與表彰。

 蘇振華政委淚撒海軍指揮部

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是由海军试验基地部隊 旅順基地部隊為主力，海軍地勤航空兵各抽調部隊組成，是海軍建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参加救灾的海军各单位官兵约二千余人，各种车辆约近二百多辆。这一救灾行动在海军和基地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可歌可泣的一笔，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唐山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工业城市，虽然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在十幾萬人民解放軍救援戰士英雄們與伟大的唐山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新城，美丽漂亮的新唐山又重新矗立在世人面前。

言歸正傳，正因為唐山大地震的抗災救險，讓華國鋒同志與蘇振華政委有了更多工作交集，華國鋒對蘇振華這位老同志十分敬重與尊重，顯然，蘇振華對華國鋒的工作是積極支持與大力協助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政变中，蘇振華与耿飚等受华国锋、叶剑英指派连夜接管了控制的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社等宣传机构。为防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划叛乱，10月，中共中央派蘇振華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从此蘇成为华国锋在军中最重要和最有分量的倚重力量和重要的支持者。1977年8月蘇振華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

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蘇振華與鄧小平，羅端卿等老領導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所謂海軍蘇振華站錯了隊的由來，就此開始…。

偉大領袖毛主席常說：「曹營的事難辦。」

这些“山头”的隱形力量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几十年数次分化组合后，個中关系十分复杂。

蘇振華上將的秘書丑運洲老人在晚年頂著壓力，回憶了他與何慶舟老人陪同蘇振華夫人拜訪華國鋒同志，記錄了這段珍貴的歷史。但我要说的是，華回憶敘述線條是非常清晰的，但公開於出版時，對某些章節歷史事實是有所迥避與刪除，愛好熟悉軍史與這段歷史的關注者，自然懂得如何分析取捨。

 

我和何庆舟都是苏振华的秘书。为写《苏振华传》，1998年12月7日下午，我们和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专门去访问了华国锋。我们向他说明按中央和军委的规定，要给苏振华写传，但我们对苏振华的有些情况，特别是进中央政治局后的一些情况了解很少，想请他谈谈，以便准确地把握事实，保证传记历史的真实。

华国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除了询问一些写传记的有关情况外，特别强调说，写人物传记，实际是写历史的一部分，一定要把事实搞准。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辨明真伪，用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秉笔直书。

谈到苏振华，他说：

因工作关系，过去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接触，对他的为人和历史也了解不多。但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后，海军有帮派骨干分子，向中央写信诬告他“紧跟”“四人帮”，当时我在一封这样的诬告信上批示：“苏振华同志跟‘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我之所以这样批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首先是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达到了高峰，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决定，不通知苏振华参加。当时我不知是何原因，后来了解到1975年6月5日，苏振华曾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四人帮”的问题，这封信苏振华先送叶剑英、邓小平看过，他们都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后送周恩来总理看时，周认为先不要送主席，怕干扰主席解决“四人帮”的战略部署。后来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邓小平已口头向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早知道苏振华内心深处是反对批“右倾翻案风”的。其实，苏振华在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政治局讨论学习毛主席对“四人帮”批评的会议上，已用这封信的内容，当面向江青、王洪文作过斗争。

第二，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记得那是1976年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庆活动安排问题，我顺便通报了毛远新有个报告，说他要回辽宁工作，我批了同意。“四人帮”坚决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吵得很凶。政治局其他同志不愿与他们纠缠，先后出去了。“四人帮”不走，继续吵，汪东兴见此就没走。李先念、苏振华在福建厅等着。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又进来了，看“四人帮”还纠缠着我吵，他们就说，国锋同志身体不好，该散会了。我问“四人帮”你们还有话没有？没有就散会，我起身就走了。当时，这是李先念、汪东兴、苏振华对我的支持，为我解了围。

第三，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苏振华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9月14日晚，苏振华来到叶帅的住地，向叶帅建议，要赶快下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向叶帅提出4条建议，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把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三要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要老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变动；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后来，叶帅同我联系，让我跟苏振华进行了直接面谈。谈后我送苏振华出办公室，互相紧握双手，于无声处待惊雷。之后，我和叶帅商量，又让苏振华分别找总参和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布置相应的任务，还让他查处了有的帮派骨干分子向江青写“劝进信”事件。这保证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第四，粉碎“四人帮”时，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有人妄图发动武装暴乱，与中央对抗。1976年10月12日上午，我在玉泉山5号楼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组问题。我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行动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叶剑英成竹在胸地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叶剑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在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我们在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同志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同志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的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定全国局势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的人选，就特别重要。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去靠他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

当时我也赞成叶帅的意见，于是，政治局就一致通过了。同时，我们还提了倪志福、彭冲一起去上海，一定会更有利于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事实证明，原先我们认为上海可能出大乱子，但我们派了几个人去上海，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这说明粉碎“四人帮”是深得人心的，也说明以苏振华为核心的工作组对中央的“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执行得很好，对全国清查“四人帮”运动起了榜样的作用。

第五，至于讲到旅顺阅兵问题。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过去我不管军队工作，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帅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的情况，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陪我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望海军部队，但日期没有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较长，按中央惯例，政治局成员离京时间较长，都应向中央报告，他来向我请假时，我顺便把自己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告诉了他。实际情况是，访朝回国后，工作太紧，也就没有去旅顺看望海军部队。现在有人说，海军发生了160舰爆炸事故，苏振华到我这里来告状，根本没那回事。再说，我是军委主席，要去看看海军部队，也不存在背着军委的问题。有人利用海军内部矛盾，打击苏振华，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海军情况错综复杂，一时难以澄清。但历史终究是历史，谎言总是不能持久的。

魁省山寨文章后記：

在於這裡我帖出紐約時報在相隔文革爆發五十年周年的2016年專欄回憶文章，掲示外部世界對紅色中國的迷惑與不解，西方人無法理解在這樣的自然災害面前，紅色政權作出的決定。以供大家了解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