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的崩溃》13

第三章  “中国逻辑”曲线

商鞅相秦前后19年，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将秦国打造成了一个令“诸侯震恐”的头号军事强国，也一步步走向了生命的深渊。公元前338年，秦孝公英年早逝，太子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或“秦惠王”。商鞅曾经因为太子反对新法，处罚过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并且训诫太子，烧掉了他阅读的儒家诗书。于是，这些人积极串联，谋划报复行动，以“谋反”的罪名车裂商鞅并诛灭他的全族。

历史上改革者因为触犯权贵利益，遭到保守集团疯狂反攻倒算，以悲壮命运收场的实在多不胜数。但商鞅之死却并非变法的失败，而是惨死于自己一手创立的恶法之下——“作法自毙”，源于新制度的成功，属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他不死于非命，那倒是不正常了。《东周列国志》上描写，商鞅被分尸以后，围观百姓一拥而上,“争啖其肉，顷刻而尽”。这当然是小说家的笔法。但司马迁说“秦人不怜”，没有百姓感念他的功绩，给予应有的同情，应该是不错的，这同样是必然性的一部分。

按照商鞅的逻辑，挑战国家和君主的权威一定要受到惩罚，“弱民”只是“强国”的需要和路径选择，而不是什么公平道义，那是商鞅极力排斥的“反动”思想。商鞅能够把曾经指责新法回头又大唱赞歌的百姓举家发配边关，嬴驷自然可以把加罪过自己的有功之臣绳之以法。反正为了国家需要，怎么对待臣民都不为过。当年商鞅代表国家执法，嬴驷虽然贵为太子，终究是老爹手下的一子民；现在嬴驷继位为国君，商鞅再怎么功勋卓著，仍不免恢复他臣属的身份。由于这番位置调换，昨天商鞅处理太子事件，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今天新君诛杀商鞅，照样可以恢复王者的尊严，有什么不可以？都符合商鞅设定的国民关系准则。从推理角度讲，只有这样，逻辑才严密。如果在某个地方断掉了，比如说商鞅执政时可以任意蹂躏小民，而他落魄时当权者却拿他无可奈何，就会出现明显的链条不完整，也说明这个制度还存在漏洞。

公子虔等人声言商鞅谋反，实属诬陷，惠文王发文缉捕也明显参杂挟私报复的成份，然而他们却有充足的依据，不需要破坏成法来迫害立法者。既然商君之法鼓励“告奸”，主张未罪先判（“刑用于将过”），所以，商鞅一旦遭到告发便无从辩白，举报者反而应该受赏，惩办他的人理直气壮。关于到底有没有“谋反”这回事？如果“以事实为依据”，真的很难说。但“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商君法衡量，那就是造反了。史书上明确说是“欲反”，即“可能”、“大概”、“也许”——要造反吧，拘捕他实际上是治他的“将过”。而当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潜逃时，则因律条限制想找个栖身之处都不可能，军卒们接到命令想都不想地就出发去捉拿昨日的长官。其余象定罪的标准、处置的程序、车裂的形式、灭族的量化，都是商鞅预先制定好的。

秦国政府真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好政府啊！倒是商鞅身上的人性没有洗净，被追捕时出逃魏国，犯下了叛国罪；外出不携带证件，违反了户籍管理法；遭到旅馆老板拒绝时，喟然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触犯了“不许议令”的大忌。这说明任何改造人性的企图终究不能成立，而他如此罪恶累累，不严加惩办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即使商鞅不死，秦国人民负罪生存的状态也已经形成，这样的国家，当局需要你犯罪你怎么可能不犯罪呢？他的个人遭遇，其实反映了此一政治生态下秦国人的共同命运。

迫害异己是专制政治的常态，不足为奇，但严格依照商鞅制定的规则杀死商鞅，是商君法成功的最高表现，也表达了新国君坚持法治的钢铁决心。果然，按韩非的说法“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对秦惠王诛杀商鞅事件作出新的评价了，应该说这是活学活用商鞅逻辑的一次绝好实践。惠王接手秦国统治时，变法的基础工作业已完成，留用商鞅这位总设计师，他作为自己帮手的意义显然弱于有影响权臣的意义。因为当时秦国百姓几乎到了只知有商鞅，不知有国君的程度。那么，按照打压臣民加强政权的原则，商鞅最大的利用价值就在于充当强权的祭品，可以借此打击官僚集团，提高新君的威望，以及平息沸腾的民怨……以泄私忿的方式处决商鞅，看似不够光明磊落，而其实能够实现杀其人而不改其法的目的，成就商鞅对秦国的最后“贡献”。于是，以作法者殉道的悲壮场面，结束了商鞅逻辑的开创时期，并打破“人亡政息”的壁垒，顺利过渡到再接再厉的新阶段，走上长远、稳定发展的轨道。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凭借惯性自我复制，也将迎接各种挑战和冲击，划出一条波动的历史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