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在從事革命的過程中，用過很多的化名，其中絕大多數不為人知，惟有“孫中山”竟喧賓奪主，以化名取代本名而廣為人知。而更有趣的是，起這個名字的不是孫文本人，而是福岡一個叫“平山周”的日本人，

   平山周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岡，19世紀末參加日本秘密社團，投奔日本著名政治家犬養毅門下。當時的日本政府擔心清政府恐怕難以維持，為未雨綢繆，決定預先調查中國的革命力量，犬養毅於是推薦自己門下的宮崎滔天、可兒長鋏、平山周三人從事此項工作，這種背景，當時的孫文本人當然不會知道，何況後來這三人成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真正支持者、有的甚至成了為中國國民革命犧牲的外國烈士。平山周等人拿著日本外務省撥出的專款一時不知如何下手，只好求助回國述職的日本駐倫敦武官宇都宮太郎。宇都告訴他們，要瞭解中國革命，只要找到孫文就清楚了。

 經過倫敦蒙難，孫文在國際上名氣大盛，但平山周三人對孫文卻聞所未聞。在前往中國的船上，平山周從報紙上看到“孫逸仙”的名字，便推測可能就是孫文。到中國後，平山周專門買了一本《倫敦蒙難記》，瞭解了孫文的一些簡單履歷。

此後，平山周踏上尋找孫文的行程。他先到澳門找到一個名叫山本的日本人，在山本的介紹下，平山來到香港和華南等地，結識了一些維新黨人。此時，宮崎滔天與中國在日的革命黨人開始交往，他對回國的平山說，只要到橫濱問一問陳少白，就知道孫文的消息。於是兩人就去橫濱拜訪陳少白。在登門拜訪時，一個陌生人告訴他們說，陳少白到臺灣去了。在與此人交談後，他們嘗試著問他是否知道孫文的消息，沒想到這個人笑著說：“我就是孫文。”於是三人都笑了起來。孫文談及革命時，其慷慨激昂之情，猶如深山虎嘯。他倆被孫文的革命熱情、見識和抱負深深感動，決心幫助孫文，並為他的生命安全擔憂，勸他暫時留駐日本。孫文同意後，宮崎和平山就陪同孫文找旅館。他們繞過日比穀公園，路過中山候爵府邸，來到“對鶴館”旅館，並由平山替孫文代筆登記。當時，孫文處於流亡之中，不便公開姓名身份，猶如今天海外許多真正的民主志士一樣。填寫什麼好呢？平山執筆躊躇一番，忽然想起剛才走過中山候爵府時看見的那塊牌匾，於是就在旅館簿上寫下了“中山”兩字。但按日本習俗，中山只是個姓，還得有一個適當的名字才好，平山又躊躇起來了。正在這時，孫文接過登記簿，在“中山”兩字下面添上了一個“樵”字，笑著對平山說：“我是中國的山樵。”

就這樣，孫文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在日本，革命黨人稱呼其為“中山先生”，有時在前面加上姓。於是“孫中山”就成為孫文的另一個名字。“孫中山”廣為人知，大概是平山周所料想不到的。

此後，平山周成為孫中山的密友，長期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已經不是在為日本政府服務。1905年，他加入中國同盟會，為中國革命作出了貢獻。1931年，他被中國國民政府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聘為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