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境內野蠻民族考.
US Choral Society-104255 02/07 13224.0/1
1. 盲山
2. 盲井
3. 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 青年妇女遭集体轮奸后杀害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有一家9口人全部被杀。受道县杀人影响，零陵全地区（含道县）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和婴儿)。本文选自“人民公射”的博客，原题为《1967年道县大屠杀骇人听闻青年妇女集体轮奸后杀害》。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封面
这样的疯狂的行为只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是这里只是全国当时的缩影，当时的人也不过是借着各种虚假的噱头疯狂的暴露了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兽性而已，难道一个红宝书就能让他们放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吗？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残忍麻木到这个地步甚至丧失人性？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与当地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的依靠对象，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8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的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闻风而动，公社秘书、现已变成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召开会议发布命令：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要大家讨论，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噎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噎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噎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噎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噎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噎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时骗到山上搞掉，被否决。
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会上，除了介绍他的备战方案外，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讨论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他们捆钟佩英时，钟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钟佩英被用锄头棍棒打死后，他们想，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将来肯定要给母亲报仇，于是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她噎上床睡了的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
事毕之后，他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5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镇反，以后每次运动一来都要被折腾一番。这次逃不过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你们贫下中农都是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生活的吗？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把这个老地主打死。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关说：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还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要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公社与会人员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行动迅速，4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40多人，数字报给熊丙恩，熊厉声斥责：“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有1人被杀，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党支部计划杀5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当即批准。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晚上又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至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当晚，王盛光又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于是全区3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认为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杨盛芳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即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12人炸死，这叫“坐土飞机”。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开庭审讯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何兴盛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人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轰隆一声闷响，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区委主要负责人叶成虎指示“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又将31个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和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杀了张秀华才56天的小儿子之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大队成立财产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分掉，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开一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率6950部队于8月29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散会后，熊丙恩却授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共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东风、胜利等大队散会回去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做出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4等4人。
9月2日，47军的部队已进驻道县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也贯彻到全县各大队。傍晚，梅花公社东风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贝家聊天，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这事传到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那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何子良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并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还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杀掉何定信。
9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若英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此事闹到区里。最后，何定信打赢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怀，伺机复仇。
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审讯为借囗，带领3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叫民兵开枪。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骂了一句，亲自开枪将何若英打死，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何的头割下来示众。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对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还打了他一耳光，后来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
杀人风一起，何支书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支书毛泽东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
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来话：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开大队民兵营长、革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何支书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
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8月29日，刘代修还顶着禁令，又杀害李念德家9囗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当做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两天两夜。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其妻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将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就这样结束了。接着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另外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火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8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他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7天后被人救起，她家其他5口全死于天坑。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陈高肖的妻子吓得逃回娘家朱家湾，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把她押回大队部。陈高遇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吃饱喝足，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集体轮奸，还从这个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在大屠杀风潮中，凶手每杀一人，报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由大队或公社开支。胡茂昌这个人，一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不干净，平时村里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不安排他去杀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争着去杀人呢？一是他心里发冲，想杀，二是杀人有补贴。
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跳出来说：“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了手，有点畏缩。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气砍掉7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囗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自己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噎被其他民兵砍掉了。胡茂昌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弄了几下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的人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没等支书点头，胡茂昌就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被胡茂昌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被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未被杀掉）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摔，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胡茂昌那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孩子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11人，得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胡茂昌所在的大队经济状况好一些，每杀一人补贴5元。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来道县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一旦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被杀的外地人多达700多人。
军队进城的第二天，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缴枪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红联头头关有志、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在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区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袁在总结发言中说道：“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9月1日清晨，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次日又撒一次。传单内容主要有：“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开始制止杀人非常艰难。一天中午，部队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营长刘富安带人赶去制止。到那里天已近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堵在村囗，不许军人进村，经再三宣传，才让进村。当晚，他们没地方住，住进一个小卖部。卖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他们，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
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又激起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特别在农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这些制止杀人的部队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与他们拼到底。
道县大屠杀好比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冲击波四下扩散，省会长沙的湖南大学也跟着贴出“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道县的几个邻县更是跟风杀人。江华瑶族自治县，从8月29日到10月25日，57天里杀了898人。宁远县8月18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4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指挥民兵把38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成一串，一个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干部们言听计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这个大队是零陵地区杀人最多的大队。
宁远县有个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该村50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保住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杀了她们的丈夫，然后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宁远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大屠杀期间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回到自己的公社就开杀人吹风会。第二天一早，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6人（零陵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也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325人。双牌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新田县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稍晚，其杀人特点是声势浩大，开万人大会，现场杀人。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
零陵县的永州市，9月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杀掉其中骨干，实际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阳县周塘公社逼供出一个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进一步扩大战果，深挖出600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共杀218人。
东安县距道县较远，杀人风期间仅杀11人。可是8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审查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妇女，引发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里，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被杀和被逼自杀4519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杀了人。包含道县在内，文革期间全地区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致残2146人。按阶级成分划分，死者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100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道县屠杀大事纪300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6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内，他们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打死的。零陵返报省委，省委返报中央，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8名上书者遭到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上阎锡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一年，受尽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被关在牢里，遭受迫害。蒋良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