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

                              ·方　迪·

    １９６６年，在历史上永远让人难忘，大学红卫兵“一司”成立，其兴也勃焉
；“一司”衰落，其亡也忽焉。正是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它
不能被遗忘，也不该被遗忘。

    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干部子弟骆小海在清华附中贴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
大字报。５月２９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
等人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和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
大字报有着根本不同。北大的大字报是康生一手泡制的。

    现在，有人评论红卫兵运动是“奉旨”造反，这是不正确的。红卫兵确实是自
发产生的，中学红卫兵是这样，大学红卫兵也是这样。红卫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由一定温度、一定土壤的客观条件孕育产生的。当然，没有毛主席对红卫兵的
支持，红卫兵充其量不过是小小的战斗小组而已。只有毛主席这一只伟大的手的支
持，红卫兵运动才可能席卷全国，偶然性里也存在很大的必然性。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文艺战线的革命化，来触动政
治思想战线的革命化。毛主席让彭真等人搞了“二月提纲”，结果他非常不满意，
又重新搞了“５·１６”通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教育战线。他一生钟爱学生运动
，他认为青年学生最有朝气，革命最彻底，靠青年人来策动，“文化大革命”就一
定能取得成功。

    正当毛主席密切注视青年学生的时候，５月２９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
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他们怕女儿参加红卫兵，可以看出当
时的领导干部，对红卫兵的支持态度。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相继成立
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开国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矿
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
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
加，成立于６月１８日，这在大学红卫兵中，成立时间最早。有些不了解真象的中
学红卫兵认为，大学红卫兵都是８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成立的，因此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这是不对的。“一司”的大学红卫兵，多数都成立于８
月１８日之前，虽然人数比较少，但都是真正的红卫兵。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
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
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之霖部长的支持。在张之霖部长的干
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
组织一下子发展到１００多人。

    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开国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
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他非常赞同。北航的干部子弟当时
正在讨论，贺新洲能不能入党的问题，他们不满意院党委的立场，给国防科工委写
信反映情况。刘克府和苏晓前（开国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开国中将徐立清之
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
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开国少将王
智涛之子）、李新南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
轰动，掀起运动高潮。孔令华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在此基础
上，北航８月１日组织起红卫兵。一天，刘克府和刘歌在北航校园里边走边聊，马
路对面过来一个高个子青年教师，刘克府挥手和那人打招呼，等青年教师走过去以
后，刘克府对刘歌介绍说，这是毛主席的大女婿孔令华，他是开国中将孔从周的儿
子，现在北航任教。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她也
住在北航。运动中，刘克府他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
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对于中央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克府的观点与刘歌并不
一样，他说也许有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但北航的工作组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北
航的红卫兵一成立，工作组马上表态支持，还把小白楼二层拨给红卫兵使用。这为
红卫兵“一司”的筹备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相比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北航
红卫兵的处境无疑是最好的。北航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是国防科工委局长、老红军，
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开国中将钟赤兵、开国中将罗舜初都亲自抓
北航的运动。李敏回到家里，也经常把国防科工委的运动情况告诉毛主席。如：开
国上将赵尔陆被造反派整死，李敏就私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十分震惊，说
：“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怎么还整他呢。”李敏的立场引起江青的不满，她挖苦
李敏说：“小保皇派又回来了。”江青想方设法阻止李敏见到毛主席。随着运动的
深入，江青千方百计将运动的真实情况隐瞒毛主席。

    关于著名的“对联”辩论，刘歌则是从刘克府那里听到的。现在有一个说法，
７月２５日，北航附中的一名中学生写出了这副著名的“对联”。刘克府认为此说
不可靠，“对联”出现的时间肯定要早于７月２５日，而且只是在北航辩论出名，
并不是在北航首次出现。对联是如何出现的？何时出现的？现在大家说法不一。比
较可靠的说法，对联最早是在北大附中出现的，时间大约在６月份。对联在传播过
程中，有许多版本，许多人感到压抑，不解气，逐步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反动儿混蛋”这样激烈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我们党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
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主席“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
暴烈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
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已经满天飞，如：“枪声一响，上战场，
完蛋就完蛋，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等等。“对联”的出现绝不是
偶然的、孤立的，它和６２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
直接关系。

    ７月２６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
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
此”的横批。

    ８月５日，在天桥剧场再次辩论对联，江青又一次出席。她在讲话中说，“老
子英雄儿好汉”是窦尔敦在京戏《连环套》中的台词，建议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
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时，对联已经深入人心，谁说也不管用了。地院附中的
申小辉把对联编成歌，立刻唱遍北京，唱遍全国，歌词是这样的：“老子英雄儿好
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

    ７月２８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６月２４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
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７月２６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主席。８月１
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
回信。８月３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主席的回信。至此，由于毛主
席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７月２６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开国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开国
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
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７月２９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
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
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８月１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
卫兵也成立较早。

    江青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为了制造天下大乱，
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
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江青以她特有的政治嗅
觉，敏感地觉察到毛主席对学校、对教育的关注，特别是毛主席对学生运动的钟爱
。早在１９１８年，毛主席在学生时代，就主办过湘江评论，写过“天下者，我们
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清华附中红
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得到毛主席的
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当初，有许多人小看了红卫兵运动，现
在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上将杨勇，是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运动的老将军。
他从小跟毛主席干革命，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让他
迷惑不解。彭真同志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杨勇上将在
工作上和彭真同志来往很多，他怎么也想不到彭真同志竟然成了阶下囚。他感到自
己跟不上了，要向革命小将请教了。于是他请自己的儿子杨冀平出面，邀请彭小蒙
和刘歌到家中作客。

    杨勇上将住在新街口航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这是一个三进四合院。杨冀平
住前院倒座的南房。刘歌和彭小蒙到了以后，杨勇上将开会未回。天色将晚的时，
杨勇上将才回到家中，马上在客厅接见刘歌和彭小蒙。刘歌环视了一下客厅，客厅
布置得相当简朴，没有一件多余的摆没。给刘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墙上有两幅宣传
画，一幅是“红旗卷起农奴戟”，一幅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看得出来房屋主人
，对当年红军战斗历程的眷恋深情。首先，杨勇上将问刘歌和彭小蒙询问了大学和
中学运动的情况。刘歌说：“矿院党委张学文和陈一凡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
们对当前的运动不理解，贴他们的大字报促一下也是应该的。但不应打倒。工作组
压制红卫兵运动不得人心。矿院有人把大字报贴到煤炭部，炮轰张霖之，我们红卫
兵是反对这样做的。”杨勇上将十分关心他在太行时期的老战友张霖之的处境。他
万万没有想到，不到一年以后，他的老战友张霖之竟被矿院东方红的造反派活活整
死。杨勇上将听完刘歌、彭小蒙介绍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小红
卫兵，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我们都要坚定地跟毛主席干革命。你们搞红卫兵
要讲政策，不要乱揪乱斗。党内也有坏人，要千万小心，不要上坏人的当。”杨勇
上将留刘歌和彭小蒙吃饭，还特意让炊事员加了几个菜。饭后，杨勇上将又和刘歌
、彭小蒙聊到深夜。杨勇上将考虑到刘歌、彭小蒙还要赶回西郊，就叮嘱自己的司
机开车送他们回学校，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告诉司机把车停在距学校较远的地
万，就让客人下车。回学校的路上，刘歌和彭小蒙在车里，一路都在思考杨勇上将
语重心长的话，他们开始冷静地对待红卫兵运动。

    ７月２９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由新的市
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刘歌作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他意外地发现刘少
奇同志、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都参加了大会。更让他目瞪口呆的是继邓小平、周总
理之后，刘少奇同志说：“清华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
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
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突然
出现在主席台上，刘少奇的讲话被打断，全场掌声雷动。刘歌一一边喊“毛主席万
岁！”一边想：“这是为什么？”

    ８月１门建军节，刘歌的父亲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接到请柬，请
他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往年他都会愉快地出席，但现在他实在不愿意出席
。刘歌自告奋勇替父亲出席。到了军事博物馆四楼平台，碰到老同学朱佳木，一问
他也是顶父亲的名字来的。朱佳木的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他也
不愿出席“八一”招待会，因此，将请柬交给朱佳木，由朱佳木代替自己出席。朱
佳木对刘歌说：“毛主席、林彪向来不出席‘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刘少奇、邓
小平应该出席，这是惯例。如果他们不出席，那就真可能出事了。”对朱佳木的分
析，刘歌深信不疑。朱佳木是刘歌弟弟小学的同班同学，刘歌是他们大哥哥班的，
因此从小和朱佳木就很熟。朱佳木小时身体瘦弱，下乡劳动的时候，老师看他干不
了重活，就分配他和女生干同样的活。就是这样，有些女生干活还超过了朱佳木。
朱佳木知道自己身体条件不行，无法和别人竞争，他就刻意在智力方面锻炼自己。
他从小就爱研究地理、历史知识，真正做到了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他的床前，贴
了一张特大的世界地图，每天睡觉前都要研究一阵子：“这里是阿尔及利亚，本贝
拉领导了起义；这里是苏丹，刚发生了政变。”对于国家大事，他更是非常关心。
朱佳木是人大党史系６５级的学生，刚上大学不久，中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他很能理解。他在男八中上高中时的校友，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
陈知涯，都是著名的中学红卫兵。在朱佳木的倡议下，由党史系的大学生牵头，人
大在８月８日成立红卫兵，地点是在中山公园。朱新加是党史系的老大哥，威信很
高，他是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最早考入外交学院读书，因病休学，转入人大党
史系，幕后运筹惟幄是他的特长。人大红卫兵的著名成员还有：开国中将刘志坚长
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开国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
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以及吕平、庞戍等人。

    ８月１日晚，刘歌对红卫兵运动的看法，朱佳木完全同意。他们的交流有许多
共同的语言，因此很投缘，这也为人大日后成立红卫兵开了个头。建军节晚会继续
进行，我军许多著名将帅都已到会。天气虽然很热，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穿着
整齐的新军装，有秩序地在后排就座。叶剑英元帅到了，他没有穿军装，上身只穿
了一件白色短袖衫。他热情地和各位老将打招呼、握手，然后在前排就座。时任广
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也没有穿军装，和谁也不打招呼，就大大咧咧地在叶帅身边
坐下。叶帅十分策略地和黄永胜聊上几句，以避免冷场。朱佳木小声对刘歌说：“
黄永胜不会为了建军节到北京来，中央一定有重要的会在召开。”这时候周总理走
出了电梯，看上去非常地疲劳。周总理向旁边的服务员要了一块热毛巾，在脸上敷
了好一会儿，这才步入露天会场。这时，人们看到的周总理，又是容光焕发的周总
理。一时，军乐齐奏，镁光灯闪烁，场面十分热烈。朱佳木的担心不无道理，刘少
奇同志始终没有露面，邓小平同志虽然出席了招待会，但非常低调，远不如其他领
导人那么活跃。难道他们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吗？朱佳木、刘歌的疑问，同样出现在
北航红卫兵许多人的头脑里。

    ８月２４日，李明清、赖锐锐等五人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炮轰……》，
提出了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来，种种反常的现象和疑问。这张大字报一石
激起千层浪，立刻引来反工作组的北航红旗的围攻。北航红旗成立于８月２０日，
时间上晚于北航红卫兵，但一开始人数就超过北航红卫兵，以工农子弟为主。北航
红卫兵受到北航红旗巨大冲击，危在旦夕。张新陕（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徐甘
泉和刘克府等人商量，一方面写大字报反击，一方面向周围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求
援。刘歌闻讯后，亲率２００多名矿院红卫兵列队开进北航，一面唱“对联歌”，
一面高喊“坚决支持北航红卫兵”的口号。红卫兵的相互支持起了作用，在组织上
稳定了北航红卫兵。北航、矿院和人大三校的红卫兵，在相互支援中，萌发了联合
起来，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想法。早在《炮轰……》大字报风波前几天，
三校代表就在北航小白楼召开红卫兵司令部筹备会议，并由三校各推举三人担任筹
备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矿院刘歌、朱迈、王小申（女）；北航刘克府、夏志先
（女）、罗迎难；人大朱佳木、吕平、庞戍。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是全国红
卫兵的总司令。红卫兵司令部设总指挥一人，刘歌提议由朱新加、刘克府、朱新民
三兄弟中选一人担任，但他们三人都坚辞不当，会上商议未果。会后，朱新加建议
三个发起学校，每学校先保留一名副总指挥名额，人选由学校内部自定。如需换人
，仍由原学校出人顶替。总指挥没有合适人选可暂时空缺。朱新加的方案得到大家
的赞同。

    时隔几天，筹备会议再次在北航开会。会上，朱佳木指出，总指挥非常重要，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定要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选。他说：“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我
和她并不认识，但我认为汪延群是最合适的人选。她父亲汪东兴每天不离毛主席左
右，是毛主席名副其实的大红卫兵。汪东兴的女儿当红卫兵的总指挥，顺理成章，
众望所归。”朱佳木一席话，得到到会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会议决定由朱新民为代
表，说服汪延群出任总指挥。

    朱新民回到轻院，问汪延群转达了大家的意见。汪延群一听就坚决不干。汪延
群知道父亲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她若担任总指挥有什么闪失，必然会给父亲带来大
麻烦。朱新民再三劝说汪延群无效，就邀请汪延群周末到家中作客。周末，在朱家
中，朱新加、刘克府、朱新民三兄弟一齐上阵劝说。汪延群从未见过这阵势，终于
被说服，接受了总指挥的提名。

    经过几轮酝酿，筹委会一致通过了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人选，并约定８月２７日
成立大会上公布于众。名单如下：

    总指挥　汪延群（轻工学院、女）
    副总指挥　刘克府（北航）
    副总指挥　赵静愚（矿院、女）
    副总指挥　刘平凡（人大、女）

    筹委会还成立了五个临时部门，具体负责司令部的筹建工作。联络组：刘歌（
矿院）、罗迎难（北航）；宣传组：朱佳木（人大）、马洪亮（北航）、庞戍（人
大）：组织组：刘克府（北航）、吕平（人大）；保卫组：雷在时（北航）、章盾
之（京工）；作战组：朱新民（轻院）、徐甘泉（北航）。

    ８月８日，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改选，刘少奇
由第二位退到第八位，而林彪成为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为了给林彪一个亮相的机会，决定８月１８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
都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包括红卫兵。

    为了保证毛主席接见大会的安全，周总理亲自部署、组织。当时，“西纠”、
“东纠”、“海纠”尚未成立，周总理就指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组织中学各校
的红卫兵成立临时纠察队，参加８月１８日的大会，和解放军战士一起维护大会的
正常秩序。

    刘歌知道杨冀平等人要参加天安门纠察队，就要求和他们一起去。当时，他以
为毛主席只接见中学的红卫兵，不接见大学的红卫兵，他怕错过毛主席接见的机会
，因而参加了中学生的队伍。

    ８月１７日晨，杨冀平、刘歌等人就乘坐部队派来的大卡车，来到中山公园西
门，由国务院联络员安排他们在“来今雨轩”休整、学习。周荣鑫秘书长接见他们
时，动员说：“明天你们必须坚守岗位，一步也不能离开哨位，不要随意走动。你
们就没有机会上天安门了，你们要甘当无名英雄。周总理己经答应，只要你们圆满
完成任务，大会结束后，他要亲自接见你们。”听说周总理要亲自接见，大家都兴
奋异常。当晚，红卫兵小将就在“来今雨轩”和衣而卧，度过了紧张、不安的一夜
。当时，大家都穿着整齐、干净的旧军装，每人发了一个印有“红卫兵”三个黑字
的红袖标。刘歌是第一次戴上红卫兵的袖标。７月初，有些中学生把红领巾缠在胳
膊上，以示红卫兵和普通学生的区别。后来演变成红袖标，和街道上值班、查卫生
的老大爷、老大妈一样。有人开始用毛笔写上红卫兵三个字，这成了红卫兵标志性
的象征，很快发展成正式的红卫兵袖标。刘歌、杨冀平不知道红卫兵向什么方向发
展，他们只知道保卫毛主席没有错，跟着毛主席走没有错。他们以红卫兵特有的天
真和浪漫迎来了８月１８日这一天。

    ８月１７日，罗迎难等人到北京新市委汇报，无意中听到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
的消息。新市委的同志只提到中学红卫兵，没有提大学红卫兵，罗迎难马上提出大
学也有红卫兵组织，也应该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持会议的同志听取了罗迎难的意
见，决定大学红卫兵每校可出１０名代表，进入灰观礼台，参加毛主席的接见大会
。罗迎难带着这个特大喜讯回到学校，北航红卫兵立即选派了１０名代表，８月１
８日那一天进入灰观礼台，罗迎难幸运地入选１０人代表之内。

    灰观礼台距天安门城楼较远，远远望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不十分真切。
罗迎难想，如果有幸换到红观礼台，就可以看清楚毛主席了。这时候他听到广播里
通知大学红卫兵代表，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罗迎难就对身边值勤的解放军战士说
，“广播里在叫我们呢”。解放军战士不信，去请示领导，得到确认后，由解放军
的一名军官率队，红卫兵代表走下灰观礼台，经过金水桥，来到天安门城楼下，出
乎意料的是，并未让罗迎难等人登上红观礼台，而是穿过城门洞，从天安门城楼东
侧的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昼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矿院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也同样富于戏剧性。８月１８日早晨，矿院值班室接到
中办的电话，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代表。矿院接电话的人不知道矿
院有红卫兵组织，办公室的其他人说，矿院确有红卫兵，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有人急中生智，干脆用院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喊：
“红卫兵到学院东门紧急集合。”这一招真灵，大喇叭一喊，朱迈、王小中、赵静
愚、王阳春、刘延生、王洗尘等听到广播，迅速集合，由院方派车，把他们送到天
安门广场。他们十几个人都上了天安门，还和毛主席握了手、合影留念。事后说起
此事，让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歌羡慕不已。

    北京广播学院地处东郊定福庄，４０多年前，那里还十分偏僻，和海淀大学区
的学校来往也很少，全校师生加在一起也只有一千多人。８月１７日晚，广院接到
中办的电话，安排１０名红卫兵代表，８月１８日到天安门灰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
检阅。

    第二天，广院王小戍（开国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玲（开国少将王文轩之女
）、万淑鹏（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以及朱武成、柯俊杰等十人如约登上灰观礼
台。大会进行到一半，他们和北航的代表一样被引到天安门东侧的台阶前，让他们
登上天安门城楼，等待毛主席接见。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大家一路小跑登上了城楼
。快要到台阶尽头的时候，远看有一个人拦在那里，近看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周
总理亲自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朱武成回答：“我们是广播学院的。”周总
理说，“请你们到护栏前排好队，毛主席马上过来接见你们。”

    广院的小将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事后还从新华社记者那里得到了和毛主席的合
影。朱武成紧挨着毛主席，在毛主席的右侧。柯俊杰在林彪的左侧。王小玲在江青
的右侧。万淑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紧挨着刘少奇同志站着，正式发表的照片，
把刘少奇和她都删掉了。

    北京广院虽然学校规模小，但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广院新闻６５级学生邓良宝
，是红一方面军老红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其母是四方面军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夫妇二人在党内德高望重。邓良宝不负父母的期望，大一就入
了党。运动开始不久，她就当上了校筹委会的主任。邓典桃对下一代非常关心，他
常让邓良宝把大学的同学带家中来玩。他知道小儿子邓良诚在三中加入了红卫兵，
就问邓良宝，你们大学为什么不组织红卫兵？邓良宝找了几个好朋友：王小戍、柯
俊杰、曾光伟等，大家议论了一番，决定暂时不组织红卫兵，等到上级领导号召了
再组织不迟。邓良宝等人对广播事业局，派到广院当工作组长的一名副局长，压制
学生运动十分不满，就联合朱武成、贺亚生等人写了一封告状信，通过国务院信访
室将信递了上去，很快就有了回音。７月１日陈伯达亲率戚本禹等人来到广院了解
情况，指名朱武成、贺亚生等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陈伯达讲了话，由戚本禹担
任翻译。陈在讲话中赞扬了广院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提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
误。陈伯达到广院并没有公开。一个星期以后，７月２４日江青正式率中央文革全
体成员来到广院，大张旗鼓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江青在大会上讲了话。从时间上
算，江青到广院早于到轻工学院的时间。从轰动效应上看，江青到广院的第二天消
息就传遍了北京城。学生们竞相传抄江青在广院的讲话。这个讲话再次给大学工作
组定了性：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矿院刘歌闻讯骑了二个小时自行车，到广院抄江青
讲话。他和邓良宝很熟，想找邓良宝聊聊天。邓良宝不在学校，没有找到，但他找
到了王小戍，一聊很投机。刘歌问：“你们组织了红卫兵吗？”王小戍说：“大学
生还组织红卫兵啊？那不是中学生的组织嘛。”刘歌说，“很多大学都搞起来了，
你们也别落后。”

    ８月１２日由邓良宝、王小戍、贺亚生、曾光伟、朱武成等人倡议，广院成立
了红卫兵组织“红三军”。８月２５日，广院派王小戍、贺亚生、朱武成三人参加
了“一司”在北航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贺亚生代表广院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刘克府发言说：“广院虽然是个小学校，师生加在一起才有１０００多人，
但运动开展的好，领先西部院校，我建议‘一司’政治部主任职务，由广院推举一
人担任。”王小戍赶紧给邓良宝打电话，提议邓良宝出任此职，邓良宝坚辞不就。
贺亚生、朱武成让王小戍当，王小戍勉强同意。８月２７日成立大会上，宣布了王
小戍任政治部主任。没过几天，９月１日，王小戍就离京串联去了。空缺由广院王
淮胜代理。难怪“一司”很多老红卫兵都没有见过王小戍，但他确实当了几天政治
部主任。王淮胜不是干部子弟，对他的任命体现了干部子弟逐渐退出“一司”领导
层的实际情况。各校红卫兵成员，由当初的干部子弟为主，逐渐扩大为“红五类”
，有些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只要观点相同，也参加了“一司”的外围组织，如：
“红心向党战斗队”，“红外围”等等。

    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大、中学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
响。大会破天荒让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聂元梓、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
彭小蒙、哈军工代表、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在会上做了发言，引起全国
的轰动。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首次在全国人民而前
发表了讲话，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小戍、朱武成清楚得记得，毛主席穿上了绿
军装。毛主席身材魁梧，军装不是很合身。毛主席第一次穿上绿军装本身，就让向
往参军、喜欢穿旧军装的红卫兵小将热血沸腾。师大女附中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
彬彬，将黑字红卫兵袖标献给毛主席，毛主席欣然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袖标，这
表明了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运动。

    "8·１８”接见之后，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各校发展。“一司”的筹
备工作也加快了步伐。红卫兵小将都非常清楚，清华、北大在高校的份量，没有他
们参加的司令部，是没有代表性的，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因此，发起人学校在北航
开会的时候，进行了分工，由刘歌负责发展清华、地院、石油学院、林学院、农机
学院；由朱佳木负责发展北大、北外、北京工业学院；由刘克府负责发展钢院、政
法学院、北京医学院、邮电学院；朱新民负责发展北京商学院、外贸学院、北京师
范学院。以上几校为第一批发展对象，第二批发展对象扩展到全部高校。据当时估
计，北京市一共有高校５３所，在校师生共三十几万人，“一司”要覆盖全部高校
。

    发起人学校在要不要发展刘、邓的孩子参加“一司”的问题上，开始有些分歧
。有些人害怕刘、邓的孩子参加“一司”，让人认为“一司”保守。但多数人认为
刘、邓虽然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有错误，但他们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对革命事
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家，他们的子弟理应参加红卫兵。方针已定，大家分头去
联络。

    刘歌、罗迎难首先去了清华。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是清华红卫兵
的负责人之一，她的妹妹刘小丽和刘歌是小学同学，通过这层关系，刘歌找到了刘
菊芬，把来意一说，刘菊芬欣然同意，并带刘歌找到了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之子
贺鹏飞。清华的红卫兵很特殊，她是在大学筹委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刘涛、贺
鹏飞是筹委会的正副主任，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了清华红卫兵的领导人。其他清华红
卫兵的著名人物有，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
小平。刘歌还见到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他们是小学的同学，关系很
熟。乔宗淮和大多数头脑发热的人观点显然不同。他是系里筹委会的主任，也参加
了红卫兵，但他却对红卫兵运动的前途忧心忡忡。他问刘歌：“红卫兵是什么组织
？她能取代共青团吗？她能成为解放军吗？”乔宗淮断言红卫兵运动不能持久，只
不过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罢了。乔宗淮的观点说服不了刘歌。但是，以后的历
史证明，不幸为乔宗淮说中。只不过当时人在运动中，身不由己，乔宗淮虽然买脑
清醒，也无可奈何。

    刘歌通过石油附中的贺邯生、马小军，找到石油学院的红卫兵负责人姜扬和甘
佩，姜扬是革命烈士子弟，甘佩是成都军区政委、开国中将甘渭汉之子。刘歌和他
们一拍即合，石油学院红卫兵顺利参加了“一司”。姜扬后来还成为石油学院革委
会主任，是“一司”中政治生命最长的一个。

    农机学院有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康、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他
们都非常支持“一司”，也顺利地加入了“一司”。

    地质学院与矿院近在咫尺，仅隔一条小马路，历史上两校来往密切，有些专业
的设置也完全相同。在八大学院大学区流传一种说法：“穷地质、富石油、大矿院
”，可见这三个院校的密切关系。刘歌未能亲自到地质学院联络，他把此事交给矿
院地质系的一名红卫兵去办，想不到吃了朱成昭的闭门羹。朱成昭是干部子弟、调
干生，由于年龄大几岁，他比同年级的同学要老谋深算的多。他坚决反对以干部子
弟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对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他另有打算。这就为他日后在中央文革
的支持下，联合清华蒯大富发起成立“三司”埋下伏笔。而地院红卫兵中分裂出一
派则参加了一司，其负责人李维宇、贾航还参加了筹备工作。

    林学院的态度更让人哭笑不得。林学院的运动向来稳健、低调。林学院反对成
立红卫兵司令部，认为各校的事自己解决，不要闹到社会上去。日后“二司”成立
时，林学院参加了“二司”，成为“二司”的主力。

    朱佳木到北大串联，很快就联络上北大红卫兵的刘惜戈（开国中将、总政治部
副主任刘志坚之子）、方忠诚（开国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叶威威（开
国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吕虹（冶金部长吕东之女），还有徐长浩
、谢鲁南、王海治等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时任物理系筹委会委员，他虽然支持
红卫兵，但一贯低调的他未参加红卫兵的任何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聂元梓之流
在中央文革的教唆下，仍然没有放过邓朴方。他受残酷迫害致残，在高校所有干部
子弟中受害最深，“四人帮”欠下的这笔债，历史要郑重记上一笔。

    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要属章盾之，他对“一司”的成立也做过许多
贡献。谭怀远（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等也参加了“一司”。

    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分两派，势均力敌，不分高低。伍连连（中联部副部长
伍修权之女）、李涛、李莉、朱新羽等人参加了“一司”。外院另一派红卫兵则参
加了“二司”。

    其他院校的红卫兵也踊跃参加“一司”，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商学院林辉（开国
少将宋玉林之女）、刘莹（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石油学院于延琳（公安部副部
长于桑之女）、万仲翔（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邮电学院刘安东（水电部副部
长刘澜波之子）、胡伊朗（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中央戏剧学院戴良娣（戴爱莲
的侄女）等，“一司”所需要的支持和规模，现都已经具备，发起人学校决定由刘
歌、朱佳木、马洪亮负责起草红卫兵宣言、誓词，其他人负责找会场，邀请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会，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汪延群争取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把请柬
发给了江青，江青同意出席“一司”的成立大会。周总理、叶帅、肖华、杨成武、
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表态支持首都大专院校成立司令部，表
示将出席成立大会。大会的请柬，是在杨勇上将的支持下，在他家中书写的，通过
部队机要通讯发出的。需要电话联系的，也是使用他家的保密电话。卫戍司令傅崇
碧开国少将从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成立自己的司令部，他愉快地承担了大会的保
卫工作。

    江青虽然同意出席大会，又担心其他领导同志不出席，把她晾在主席台上，因
此她出发前，先打听叶帅出席不出席，叶办说叶帅己经出发了，江青这才决定出席
。这时的体育馆已经人声鼎沸，眼看时间已到，中央首长一个未到，朱佳木心中非
常着急，就提议汪延群给她父亲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汪东兴接到电话，立即提醒正
在开会的江青，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开会时间己到，江青等这才终止开会奔赴
会场。机智的叶帅得知江青已去会场，就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家里，并未出
席大会。若干天后，江青对“一司”日渐失去兴趣，她改口说，“我是被汪延群骗
去参加了一司成立大会。”

    ８月２７日，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召开的热烈而隆重，３０００
多名红卫兵，把北京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发表了讲话，杨成武
、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老红军参加了大会，有的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
，引起红卫兵小将热烈欢呼。中学生红卫兵代表苏振生（矿院附中）发言，向大学
红卫兵成立司令部表示热烈地祝贺。整个大会进行得非常热烈、顺利，让筹委会成
员松了一口气。正在这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带领１００多人冲击会场，要求强行
参加“一司”。正当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傅崇碧司令挺身而出说：“此事交给我
处理，你们继续开会。”傅崇碧司令带领几名战士，几句话就把蒯大富镇住了，他
怏怏带领人马撤走。

    蒯大富出生于江苏一个农民家庭，考上清华后，自觉“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
堂”，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他被“一司”拒之门外，恼羞成怒，日后他在中央
文革的支持下，联合地院朱成昭成立“三司”，专门和中学、大学的老红卫兵作对
，迫害干部子弟，迫害革命干部。他自己平步青云，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由于作恶多端，蒯大富最后沦为反革命分子，成为阶下囚。当司令的威风成为过眼
云烟，化为飞灰。

    江青在“一司”成立大会上，不但给红卫兵小将戴高帽子，对到会的老红军，
她也极力说好话。这是她在运动初期，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瓦解老干部队伍，然
后各个击破的惯用伎俩。她对杨成武上将也同样如此，明里说杨成武上将对毛主席
最忠诚，为保卫毛主席，累得几次昏倒。暗里栽赃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
杨成武、余力金和傅崇碧，搞得杨成武上将家破人亡。杨成武上将作为辅导员，对
“一司”非常支持，他还送给部分小将一本精致的毛主席语录合订本，可惜这么多
年后，大家都遗失了。江青对杨勇上将也不放过，她陷害杨勇上将是红卫兵的后台
，能征善战的杨勇上将也被“四人帮”打倒，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才没有被坏人
整死。刘志坚中将在运动初期，是江青重点拉拢的对象，被委以中央文革副组长、
全军文革组长的重任。但刘志坚中将不与江青之流同流合污，江青转而造谣说刘志
坚是叛徒，也被打倒。

    “一司”的三位正式的辅导员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日后都受到江青的迫害
，江青作恶多端，由此可见一斑。

    "8、２７”大会敬爱的周总理因故未能出席，让红卫兵小将深感遗憾和迷惑。
大会结束后，大家都不愿意各自回家，而是不约而同地骑车来到天安门广场，畅谈
红卫兵运动的未来。朱佳木指着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充满幻想地说：
“这座小楼能给咱司令部当办公室该有多好。”周总理白天虽然未能出席红卫兵的
成立大会，但他指派的两个联络员出席了大会。这两个联络员在散会后，尾随红卫
兵小将也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他们突然露面，正式通知大家，当晚１０点钟，周
总理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红卫兵代表。

    听到这个喜讯，大家欣喜若狂。不在场的红卫兵也来不及通知了，大约只有十
几个人，早早就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候，他们是，汪延群、朱佳木、刘克
府、刘歌、罗迎难、朱新民、刘息戈、李涛、雷在时、朱新加、林辉等，还有中学
生朱小秋、苏振生、杨冀平、来新建等。大家等到晚上十一点多钟，突然劳动人民
文化宫正殿大放光明，敬爱的周总理来了，大家争先恐后拥了上去，抢着握他老人
家温暖的手。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汪延群，高兴地说：“这不是汪东兴家里的老大
嘛。”汪延群一一为周总理介绍了在场的红卫兵小将，周总理再次和大家握手，他
高兴地说：“都不是外人嘛，都是我们的自家子弟。”陪同周总理接见的还有杨成
武、刘志坚、傅祟碧、周荣鑫、吴烈，还有吴德、雍文涛，他们俩都是新市委的书
记，是后来赶过来的。周总理接见后，吃夜宵的时候大家才看到他们。

    周总理招呼大家在一张大会议桌前落座，直接明了地进入主题说：“首都大专
院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是一件好事。我坚决支持。我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由于有事
，没能出席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我派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我是支持你们的。你们都
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
起来了，革命小将要守纪律，听指挥。你们不但要自己做到，还要教育家里的弟弟
妹妹，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就要保证中南海、人大
会堂不受冲击。另外军事机关、公安机关、钓鱼台、京西宾馆、新华社、广播电台
、机要档案部门、北京火车站、首都机场，都要动员我们的红卫兵加以保护。要爱
护国家财产，不能搞打、砸、抢，只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央准备
发一个文件，强调革命秩序，加强安全保卫。你们红卫兵司令部也可以广为宣传，
要做到家喻户晓。”

    针对中学红卫兵提出的交通信号灯革命，红灯通行、绿灯停止，周总理耐心地
劝阻说：“红色虽然是革命的象征，应用于信号灯，主要利用红色光波长，传播距
离远，有利于司机采取刹车措施。红灯作为停止信号，有利交通安全，是有科学依
据的，不变为好。你们要向弟弟、妹妹们解释清楚。”

    周总理接着说：“学校的红卫兵中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事，这
没有关系，通过交流、辩论，最后大家都归于毛泽东思想的大海。”

    讲到这里，周总理话题一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向我提出来
，让我来帮助你们解决。”由于不知道讲什么好，大家你推找，我推你，谁都不出
头讲话。这时，周总理就点汪延群的名说：“你是总指挥，由你代表发言：”汪延
群就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帮助解决办公的地点，及电话通讯、交通工具和印刷宣传
等。周总理当场就拍板，拨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作为“一司”的办公地点。由北
京卫戍区调拨吉普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供“一司”使用，凡“一司”需要印刷的
宣传品，由新华印刷厂承印。周总理还说，你们有什么其他要求，可以与周荣鑫秘
书长联系解决。

    原定接见时间只有２０分钟，实际上周总理与红卫兵小将一直交谈了一个多小
时。他询问了大学运动情况，指示大家要发展更多院校的红卫兵参加到“一司”的
队伍里来。夜已经很深了，敬爱的周总理还要赶去开别的会议，在依依不舍中，周
总理与“一司”红卫兵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周总理接见后的第二天，“一司”就开始在东配殿办公了。卫戍区调拨的七辆
吉普车一字排开，停放在文化宫大院内待命，其它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也很快到位
，“一司”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工作。在各部门正式机构尚未组成之前，又调整了
领导班子，汪延群还是负责全面工作；办公室由刘克府负责，具体办理上承下达的
行政事务；朱佳木负责宣传组，起草“一司”的各种宣传文件；刘歌、罗迎难负责
联络组，联络各院校，发展新成员。

    北航罗迎难的父亲黄霖（又名罗永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南昌起义时，曾在
贺龙部下当过警卫连长，是个老红军。罗迎难和刘歌分了一下工，凡有同学关系的
院校提前分头去跑，没有关系的就通过原党委系统去发展新成员。原则是先城里，
后城外；先城东、后城西，每天上午两个学校，下午两个学校，提高办事效率。

    北航徐甘泉自奋勇，陪罗迎难首先去了高级党校。高级党校的学员都是在职党
政干部，仅有６５届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破格培养。这一届学生
和中学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党校很早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战团”，在
运动中格外引人注目。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开始也是支持“红战团”造杨献珍的反的
。罗迎难和徐甘泉找到党校的宋扬之（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苏承德（开
国上将苏振华之子）等人，一拍即合，“红战团”加入了“一司”。

    中央美术学院是刘歌、罗迎难一起去的，去之前有明确的目的，要发展邓小平
同志的大女儿邓林加入“一司”。中央美院当时很小，总共学生只有１００多人，
找起人来很方便，刘歌很快就找到了他的同学张郎郎，他们小学、初中、高中都是
同学。张郎郎的父亲张仃是著名的画家，时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郎郎告诉刘歌
，美院的学生把他的父亲揪到美院来批斗，还让他赔斗，他对此很不能接受，难道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吗？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伤害了
自己人。对于张郎郎父亲挨批斗，刘歌做梦也想不到，他只能安慰张郎郎几句，就
请张郎郎带他去见邓林。邓林是邓小平同志的长女，她虽然参加了红卫兵，但却保
持了头脑的冷静。她对刘歌说：“我妹妹毛毛赞成对联，我不赞成，两人谁也说服
不了谁，就去问妈妈。妈妈说对联是错误的，这是你爸爸说的，毛毛就不再坚持自
己的观点了。由于公开表示不同意对联，引来一群中学红卫兵和我辩论，对方坚持
要我自报家庭出身，我说出身革干，他们不相信，追问我父亲是谁，我说是邓小平
，他们一时语塞，转身就撤退了。”最后，邓林还是表示愿意参加“一司”，但提
醒大家要独立思考，要时刻保持头脑冷静。

    北京工商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也成立较早，于８月１日成立，人员很整齐，他们
和北大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早就有联系，成为“一司”十六个骨干学校之一，
其负责人乌蒙尔参加了“一司”作战部的工作。

    刘歌、罗迎难还联络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郑小提、胡小伟，中国音乐学院樱小星
、中国舞蹈学校黄爱真、李蕾蕾，北京公安干校林小累、郝小宝、李晓风等，其他
院校如北京戏校、科大、电影、体院、化纤、建工、化工、中戏等都有红卫兵参加
了“一司”。这种滚雪球的办法，使“一司”的队伍迅速壮大。

    完成了城区的任务，刘歌和罗迎难驱车来到东郊，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工业大
学。他们最想见到的是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但他正好不在
学校，只见到北工大红卫兵的第二把手刘京和李克力。刘京是烈士子弟，亲生父亲
韩钧是山西牺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养父刘笛峰，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京口才极好
，思想敏捷，深得刘歌、罗迎难的钦佩。刘京说，你们还未见到谭力夫，他才是工
大红卫兵的大脑呢。

    随着运动的发展，谭力夫８月２０日在工大一篇著名的讲话，轰动全国，不少
人以为谭力夫是副总理级的领导干部。他把“对联论”，第一次上升为理论，得到
广大红卫兵的拥护。“一司”后期，主要的领导人都跑到外地串联去了，司令部出
现真空，谭力夫组织了几次活动，影响很大。谭力夫的窜红，引起陈伯达、康生的
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召见谭力夫，压迫谭力夫收回自己的讲话。谭力夫宁折不弯。
陈伯达、康生恼羞成怒，把谭力夫抓进了监狱。这是“一司”第一个被抓进监狱的
大学生。

    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总司令。８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
致敬》，文章喊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８月３１日，汪延群和刘克府在天安门
城楼上当面邀请贺龙元帅担任“一司”的司令，贺龙元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高
兴地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小红卫兵，我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一司”还邀请
陶铸同志担任“一司”的政委，陶铸同志愉快地同意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司”的办公机构也逐步健全起来。一些新面孔代替了外
出串联的老面孔，但总指挥汪延群始终没有变化，这一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曾张榜公
布如下：

副总指挥：章盾之（工院）
          刘克府（北航）
          刘平凡（人大、女）
          赵静愚（矿院、女）
政治部：王小戍（广院、女）
参谋部：庄晓林（财经、女）
后勤部：李维宇（地院）

政治部宣传处：朱佳木（人大）、刘息戈（北大）、贺西北（广院）、龚章鸿（人
大）、南自卫（工院）、庞戍（人大）、盂小云（人大、女）

政治部组织处：顾小鸥（人大、女）、王运通（矿院）、魏雪平（体院）、李蜀陇
（外贸）、邓淮生（外贸）、罗迎难（北航）、许世旺（财经）

参谋部作战处：朱新民（轻工）、张新侠（北航）、徐甘泉（北航）、石政民（工
院）、金星果（工院）、钱海亮（工院）、候　华（人大）、王颖慧（轻工）、吴
蒙尔（工专）、张宏钧（工专）

参谋部联络处：吕平（人大）、王海治（北大）、王丰生（农机）、陈　钧（外贸
）、李新生（电影）、王林（工院）、余晋（体院）、张江生（１院）、雷在时（
北航）、温得发（商院）、王阳春（矿院）、张东兴（财经）、陈延子（科大）、
邵震重（科大）

办公室：吴玲玲（工院、女）、杜安康（农机、女）、于延琳（石油、女）、杨伟
（北航）

后勤部：李绥胜（地质）、陈芬梅（地质、女）、贾航（地质）、陈成宝（地质）

    以上的组成人员名单很快就有了变化，赵静愚未到职，王小戍仅开了一次会就
离京串联去了，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广院王淮胜代理。因工作需要陆续增补贾健（建
工）、林辉（商院、女）为副总指挥。

    ８月３１日，党中央决定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地点仍然在天安门广场。这次接
见不但有北京的红卫兵，而且有外地来的红卫兵，规模要大大超过８月１８日那一
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代表，“一司”也要在接见大会上正式亮相。“一司”专门
召开会议，大家一致推选刘克府代表“一司”在大会上发言，并为他起草了充满革
命激情的讲稿。距离大会开始不到两个小时，江青亲自干预大会发言的安排，她不
满意朱家三兄弟都在“一司”担任重要职务。她接到北航造反派的匿名信，说刘克
府反对她，她强烈要求将刘克府换下，由其他人代表“一司”发言。江青的要求，
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临时决定由林辉来代替刘克府发言。

    “一司”代表林辉，在大会上发言非常出色。“一司”名声大振，迅速传遍大
江南北。“一司”进入了她的巅峰时期，人数达到七万多人。当时的“一司”上下
团结、朝气蓬勃，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草垫子上和衣而卧。每天吃窝头、啃咸菜
、喝白菜汤。多少天不洗脸、不洗澡。摸、爬、滚、打，连轴转，没有一个人叫苦
、叫累，办事效率极高。

    “一司”发展壮大的同时，九月初开始有人串联成立新的司令部与“一司”抗
衡，这就是后来的“二司”。“二司”的总指挥周太安是开国中将周希汉之子，“
二司”观点也是趋向保守的，号称首都红卫兵，经过很短时期的筹备，“二司”于
９月５日宣告成立，也进入文化宫的西配殿办公。“一司”和“二司”从对立到合
作，一直相安无事，周太安还多次向汪延群提出“一司”和“二司”合并的想法，
被汪延群拒绝。

    江青始终密切关注“一司”、“二司”，在两个司令部成立之前，她就通过各
种渠道，考察“一司”、“二司”的背景和主要领导人的家庭出身等等。她强烈意
识到靠“一司”、“二司”这些人来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根本行不通的。她要
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就需要一根打人的棍子，盲目服从她的指挥。她看中的是清华
大学第一个给刘少奇贴大字报、并被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

    周总理奉毛主席之命，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由此捞足了政治资本
。由于江青的极力支持，野心勃勃的蒯大富联合同样野心勃勃的地院朱成昭，于９
月６日成立了“三司”。如果说“一司”、“二司”都是从下而上，自发组织起来
的，“三司”则是由江青和中央文革一手泡制的。“三司”从一成立，就以改朝换
代、打倒一切为目的，兴风作浪。

    和江青有意冷落“一司”不同，周总理始终对“一司”信任有加，亲自指挥“
一司”的大方向。在周总理的指挥下，“一司”在“文革”中实实在在地做了几件
好事。“一司”组织南下兵团，力保上海市委。８月下旬，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暗
中使坏，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学生围攻上海市委，魏文伯、陈丕显等领导同
志一度无法工作。上海是国家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央的财政收入，近一半来自海。
造反派把上海搞乱了，势必影响全国。周总理闻讯心急如焚，他通过周荣鑫同志和
“一司”商量，能不能派一部分红卫兵南下，宣传党的政策，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而学生还是要在校园里闹革命。周总理的话就是命令。“一司”立即组织了由北
大、人大、矿院等院校组成的，精干的先遣队南下，为南下兵团大部队打前站，重
点安排好大队人马的接待、吃、住等问题，并为大部队南下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了
解上海地区的运动形势。周总理还特别指示，先遣队到上海后可先找东海舰队接待
，弄清情况后再找上海市委。先遣队得到叶帅的支持，叶帅的小女儿叶小英参加了
先遣队。

    ９月１日，“一司”先遣队出发，９月３日到达上海，在延安饭店，上海警备
区司令饶正锡中将和东海舰队政委饶守坤中将接见了先遣队的全体成员。两位老将
对上海市委的前途深感忧虑，对市委内马天水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法深感不
满。通过部队领导的安排，曹荻秋等在一线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接见了先遣队，并做
好了接待大批红卫兵南下的准备。先遣队未能见到魏文伯和陈丕显同志，他们因处
境困难，被华东局安排在上海周边省市检查工作。９月１０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
堂接见“一司”南下兵团，周总理明确指出上海市委是中央信任的，是革命的。南
下兵团正式成立，总指挥章盾之（空军卫生部长，第二军医大学校长之子），副总
指挥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吴蒙尔。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南下兵团还带了１００
名中学生南下，组成１６纵，队长是１９中的姚小康，政委是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
。稍后成立的新疆兵团由汪延群带队，朱新民任大队长，萧远音（北航、萧贤法之
女）任政委；中南兵团刘克府任大队长，陈南竹（陈漫远之女）任政委；此外还成
立了东北兵团。周总理专门在中南海西华厅开会，他交底说：“新疆地处祖国西北
边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疆党委不能乱。中南局王任重、张体学工作是有成绩
的。各地党委基本上是好的，你们要支持他们搞好文化大革命。”

    ９月１１日“一司”南下兵团，以及由中学生１６纵总人数２１００多人乘专
列到达上海，住在上海人民体育场看台下的空房子里。上海天气很热，房子里没有
被褥，就铺些稻草睡觉，展开宣传和辩论，中心议题是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的。

    “南下兵团”巨大的能量，使上海市委一度稳住阵脚，形势出现好转，广大干
部、工人、解放军扬眉吐气。消息传到北京，江青大发雷霆，她组织人围攻周总理
，质问周总理为什么要派“南下兵团”去保上海市委。周总理出于斗争策略考虑，
不与造反派纠缠，他巧妙地说，“红卫兵大串联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支持的，
红卫兵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我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说的是
上海市委是要革命的。”

    鉴于上海的紧张形势，周总理亲自召集“一司”汪延群等人到西华厅开会，商
量对策，决定派建工学院贾健（南下兵团作战部长）、外贸学院李蜀龙（南下兵团
组织部长）为“一司”代表，坐专机飞上海，了解情况，直接向总理汇报。

    贾、李两人到达上海后，发现马天水等人当面说红卫兵的好话，给红卫兵戴高
帽子，好吃好喝好招待，背地里跳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工人围攻北京来的红卫兵。
“南下兵团”的红卫兵被围困在几所学校里出不来，形势危机。贾、李两人迅速将
实情报告　“一司”，“一司”连夜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感到“南下兵团”的使
命己经完成，再在上海待下去，要出大乱子，就果断决定，铁道部发专列，将“南
下兵团”全部撤回。９月２６日，南下兵团撤回，周总理在西华厅再次接见“一司
”代表。“南下兵团”尽了最大的努力，力保上海市委，完成了周总理交代的任务
。

    “新疆兵团”远征新疆，力保新疆区党委。６６年国庆节刚过，周总理在大会
堂接见汪延群等人。周总理详细交代说：“新疆地处边陲，和苏联有很长的边界线
，内地有很多劳改犯在新疆劳改，一且发生动乱，局面不可收拾。现在新疆区党委
受冲击很厉害，王恩茂同志处境困难。你们派人去新疆保一下，要从大局出发，稳
定新疆的工农业生产。”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汪延群亲自带队，朱新民、贾健、李
蜀龙协助，迅速调集人马远赴新疆。行前，汪延群将各校交来的活动经费和大印，
交给林辉保管，嘱咐她有事找周荣鑫秘书长。

    “新疆兵团”长途跋涉到达乌鲁木齐，顾不上休息，就分散到新大、八一农学
院等校，支持保党委的一派，给予新疆党委很大支持。对“一司”红卫兵的到来，
新疆军区首长非常欢迎。开国中将、军区副政委郭鹏亲自请小将吃羊肉，安排小将
住在军区。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新疆兵团”内部发生分歧，北大一部分红卫兵转
而支持打倒王恩茂的一派，自家人打起架来。汪延群一看形势不妙，就和北京联系
怎么办。北京答复说，尽量说服意见不同的红卫兵，实在无法说服，就瓦解他们。
汪延群只好私下鼓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回自己家乡串联、或者到好玩的地方去串
联。这一招还真有效，反党委的红卫兵一哄而散，而以朱新民为首的红卫兵，一直
在新疆坚持，到大串联停止才返回北京。

    汪延群带一部分红卫兵回到兰州时，听林辉报告，“一司”内部有人要夺她的
权，她泰然处之：“谁愿意夺谁夺去，我要赶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汪延群回
到北京“一司”己经唱空城计了，跟谁也联系不上，新疆的情况也无法向周总理报
告了。

    “中南兵团”共３８０人，大家习惯称她“中南大队”。９月中旬到武汉，湖
北省委安排住在各大学里。兵团下设若干中队，分散到武汉各高校，了解运动情况
，逐步介入。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并且在武汉体
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自己的观点。会后，张体学同志紧握刘克府、陈南竹的
手说：“你们是周总理派来的红卫兵，你们才是真正的红卫兵。”

    ９月末，“中南大队”开始遭到武汉造反派的攻击，说“中南大队”是保皇派
、灭火队，“中南大队”很难在武汉地区继续呆下去，因此大队决定南下井冈山、
株洲、进而抵达广州。一路跟随大队南下的有一位解放军报社的记者，名叫邢增干
，是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他和“中南大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大队在广州
听说北京大专院校形势动荡，大家无心恋战，一致决定“中南大队”停止活动，各
学校分别带领自己的队伍回北京。

    “一司”参与维持毛主席第二次到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现场秩序，保卫了毛
主席的安全。６６年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总共１１００万人，除第一次外
，“一司”参加了其他各次接见工作。为此，“一司”专门成立了纠察队，由章盾
之任队长。９月１５日，检阅红卫兵时，毛主席乘坐的轿车出了故障，毛主席下车
换乘其他车辆，红卫兵小将蜂拥而至，拥挤不堪，场面十分混乱。在场的解放军，
受纪律约束，不好动武，眼看毛主席就有危险，就在这时“一司”的纠察队发挥了
威力，他们大打出手，杀出一条通道；让毛主席乘另一辆红旗车离去。然后，“一
司”的红卫兵硬是用人力，把趴窝的坏车抬过金水桥，一直抬到天安门门洞里。鉴
于这次教训，以后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就一律改用北京吉普车了。

    “一司”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班禅大师。６６年９月中旬，民院一伙造反派
，乘黑夜翻墙进入班禅大师的住所，制服解放军战士，把班禅大师绑架，不知去向
。周总理得知情况，焦急万分。他深知班禅大师火爆脾气，万一和民院农奴出身的
学生顶起牛来，很可能被活活打死，后果不堪设想。周总理在西华厅召开紧急会议
，“一司”汪延群等人参加了会议。周总理详细布置说：“你们赶快发动红卫兵，
查找班禅的下落，马上报告我。造反派如果要批斗班禅，你们要多派一些红卫兵参
加批斗会。他们喊打倒班禅，你们也跟着喊，但不许他们搞武斗，批斗完了，要把
人带回米，我要活的班禅。现在达赖叛逃在国外，班禅是西藏僧俗人民的精神领袖
。他是我党一手培养的宗教领袖，他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你们要和造反派讲清
楚。”周总理还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和“一司”红
卫兵一起行动。

    民院批斗班禅的会场十分混乱，批着批着，造反派就动手殴打班禅。“一司”
红卫兵见状不妙，和化装成红卫兵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冲入会场，将班禅抢出，藏在
北京卫戍区某部，造反派到处找不到班禅，只好作罢。

    “一司”维护反帝路的革命秩序，具体由徐甘泉负贡。“文革”初起，反帝反
修是“文革”的一大目标。因此，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
街，经常成为革命群众游行示威的目标。激进的中学红卫兵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
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国家的外
交形象，正确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周总理把维持反帝路的正常秩序，作为一项
任务交给“一司”。“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在“打、砸、抢”盛行，把
历史文物都当成“封、资、修”的时候，保持了反帝路的秩序和稳定，没有发生一
起外交纠纷和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如果“一司”能继续存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火
烧英国代办处，那样严重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外交事件决不会发生。

    “一司”为党中央排忧解难，积极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司”鼎
盛时期，覆盖北京５０多所大专院校，人数多达７万多人，这还没有算上“红外围
”、“红心向党战斗队”，这在当时可算上一支很有实力的组织。６６年国庆过后
，来京串联的外地革命师生越来越多，他们都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见到毛主
席他们就不离开北京。因此前后有１１００万外地师生到达北京，北京城内一时人
满为患，就连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接待红卫兵。“一司”急党中央所急，紧急动
员各院校把师生暂时不用的被褥借出来，供外地师生使用。调整学生宿舍，尽量安
排外地师生住行。还在各校开办“红卫兵之家”，安排外地师生参观、学习。北京
能接待那么多外地串联师生。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在６６年夏天这就是事实
。

    “一司”听周总理的话，做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周总理深知，为减少“文化
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和破坏，就需要一支稳定的力量支持大局。周总理深知
“以夷治夷”的道理。江青一伙极力鼓动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打砸抢
”。周总理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把洪水纳入江河规范的轨道上来。他利用各种场合
，支持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做听指挥、守纪律的模范。周总理曾４０多次接
见大中院校的红卫兵，小型的、个别约见次数更多。时间短也有个把小时，有时甚
至通宵达旦。周总理曾多次召集专门会议，商量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
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和对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这些文件虽然在江青
集团的干扰、破坏下未能正式下发，但这些文件正确的内容广为传播，对运动形成
很好的指导作用。６６年９月２日，周总理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
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四条要求：１，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
文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２，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
清敌我，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
，正确的；３，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４，要保障党和国家首脑部门
、要害部门、宣传工具、交通运输、机场，对外关系和活动正常运行，不受干扰和
影响。周总理的《意见》在中央碰头会上，得到陶铸和陈毅同志的赞成，但康生等
反对，未能报送毛主席批复。但《意见》的内容，周总理一直在宣传和执行。在周
总理的谆谆教导下，“一司”的红卫兵小将头脑逐渐冷静下来，认识到党政机关和
文教部门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说学校的各级领导，都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说党、政、军各级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对他们的任意揪斗，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而随便抄家、打人、游斗，更是
不得人心的。周总理接见“一司”时指出，“黑帮这两个字不能乱用，我们四、五
月份用过黑帮、黑线，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没有这样提。这一些名称不
确切，这样就没有边了，容易打错了。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
不符合事实。今后不用黑帮、黑线这个说法了。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
，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
他们为党、为人民，跟毛主席干革命，经历了各种考验，应该给他们机会改正错误
。”这一时期，“一司”起草的许多宣传评论文章，都能贯彻执行周总理的良苦用
心，对稳定社会秩序，坚持正确斗争方向、明辨是非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司”参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动。１２月７日，第二届中日友好民间活动拉开
帷幕，根据周总理的安排，“一司”派人参加了中日友好交流活动，由罗迎难具体
负责。此活动在民族饭店开筹备会时，“西纠”的红卫兵小将和“三司”的造反派
发生冲突，廖承志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红卫兵，引起“三司”造反派强烈不满
。他们从中央文革搬来救兵，两个穿军装的人，自称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要求参加
会议。廖承志同志气得拒绝他们说：“这里的事情由我负责解抉，不欢迎外人参加
。”这两名记者蛮横地说：”我们是负责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廖公说：
“内参我自己会写，不劳你们的大驾。”两名记者说：“内参你写得了吗？”廖公
说：“娃娃，我当新华社社长写内参时，你们还没有出生呢！”两名记者灰溜溜地
跑了。当晚，江青接到报告，就给廖公打电话兴师问罪。过了几天，廖公被造反派
抓走，中日友好交流活动陷入停顿。在这次活动中“一司”和“三司”的造反派，
有过多次正面冲突，“一司”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受到周总埋的肯定。

    “一司”做过的有益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
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
“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面对江青等人对“一司”的指责，周总理很
策略地评价“一司”说：“一司不是保皇派，起码也是中间偏左。”“一司”的组
织成员许多一直坚持到运动后期。后来“一司”消失了，但“一司”的一些影响和
好传统还在。像运动后期，不听周总理的劝阻，围攻中南海西门，搞什么揪刘火线
这样的坏事，“一司”的原成员，只有建工学院等少数院校跟着去了，其他院校都
没有参加。少数院校经过周总理、汪东兴的劝阻，就撤退了。不象“三司”和“二
司”有些学校，痴迷不悟，给党中央制造麻烦。

    “南下兵团”、“新疆兵团”、“中南兵团”、“东北兵团”是“一司”组织
的规模最大的活动，其后很快就演变成各自为政的“大串联”。各学校各战斗队各
行其是，司令部对各院校已经失去了约束作用。所以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活动“
一司”再也没搞过。大多数红卫兵对前途迷失了方向，陷入泛泛的游山玩水之中，
变成运动的逍遥派。

    本文前面提到的《谭力夫讲话》，正是在这时候传播到全国，在全国产生巨大
影响，被造反派诬为“保皇派反攻倒算”。《谭力夫讲话》虽然深得人心，但很快
被中央文革镇压下去。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
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不可逆转地成为“保爹保妈
”派。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制造的动乱，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的强烈不满，“十一”学校等中学校园，率先贴出打倒兰苹的大标语。很多老百姓
不知道兰苹是何许人也。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兰苹就是江青。她没有和毛主席结婚
以前，曾是上海滩的一名二流电影演员，当时名叫兰苹。现在，她打着毛主席的旗
号，大兴冤狱，迫害革命干部，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不满。

    红卫兵小将反戈一击，引起江青的极度恐慌，她气急败坏地指使“三司”围攻
中学红卫兵，引起武斗。１１月２７日北大附中牛皖平等人主持成立了中学联合行
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并创办了《准备》小报，对抗“三司”。

    １２月６日“联动”冲击“三司”，遭到“三司”数千人的围攻，多名中学红
卫兵被谢富治指使人抓进监狱。１２月１６日，秦晓鹰、马利、计三猛等人为解救
战友，第一次冲击公安部，反而有更多的人被抓进监狱。

    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联动”在北展剧场召开大会，大会由北
大附中周春英主持，会上第一次提出“打倒江青”、“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会
后，老红卫兵的处境迅速恶化，许多红卫兵被逮捕。

    “一司”由盛而衰，这时已经名存实亡，各校已经不再听从司令部的号令。司
令部的工作人员象走马灯一样不断换人，总指挥汪延群身边除了李蜀陇（其父为邯
郸军分区司令）等几个铁杆拥趸外，俨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为此，汪延群十分苦
闷，不想干下去了。刘歌见到汪延群，为她打气说：“毛主席说的写第一张大字报
的都要保，你是我们名正言顺的司令，我们坚决保你。”话虽这么说，但不断恶化
的形势，让汪延群不得不作出撤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决定。她得知“一司”账户上
尚存一点钱，就决定用这些钱买了纸和油印机，决心和“三司”斗争到底。

    “一司”成立之后，始终帐目清楚，要撤退了，也要交代得清清楚楚。汪延群
将各院校交来的活动经费编成册，和帐本、公章等，都一清二楚地交给了开国少将
吴忠（时任卫戍区副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副土任），并由吴忠写了收条，影印多份
，分别交给各院校留存。

    李蜀陇目睹中学红卫兵被打、被抓，心中愤愤不平。他毅然写了《年末话三司
》一文，揭露“三司”的丑恶面目，征得汪延群同意后，和其他文章一起，编成一
期小报。考虑斗争策略需要，没有使用“一司”落款，而是用了“１０１６”战斗
队的名义。

    轻院来新时（开国少将来光祖之女）和她妹妹矿院附中来新建负责印刷了小报
，并亲自发送。一天，她俩在人大门口发报，碰到刘歌，刘歌看了小报内容，极为
赞赏，并问：“１０１６战斗队是什么意思？”来新时说，“１０月１６日是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我们的小报要象原子弹一样，粉碎三司的阴谋。”刘歌说：
“太好了，你们多给我一些，我帮你们发。”小报上挖苦“三司”说：”你是福尔
摩斯的化身，你是黄天霸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可爱的三司。”还有一篇文
章写得很精彩。文中说“三司”是水萝卜外面是红的，里面是白的。“一司”是红
萝卜外面是红的，心里也是红的，旗帜鲜明地反对江青对“三司”的偏袒和支持。

    "1016"战斗队的小报仅发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三司”由此造谣说大学也
有联动，并在北大、人大、北航、轻院、矿院等多所大学里，大抓所谓“大学联动
”，便多人受到围攻和迫害。历史证明大学确实没有联动组织，有不少大学生同情
和支持中学联动，他们仅仅是思想一致，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这种社会基础
，正是６７年发生的“二月抗争”，三个老帅、四个副总理拍案而起，痛斥中央文
革的社会基础，代表了党的光明和正义的传统。谭震林副总理说的清楚：“有人为
黑五类讲话，为什么没有人为高干子弟讲话？现在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
血统论是什么？”

    由于“三司”武斗队的疯狂报复，设在多个中学的联动据点被摧毁。６７年１
月９日，矿院附中杨冀平、苏振生和石油附中贺邯尘、任志明、马晓军等人，坚守
在石油学院的一个地下室，宁死不屈，不向“三司”投降。“三司”武斗队丧心病
狂地向地下室灌水，在齐腰深的水中，联动小将冻饿交加，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
毛主席一定会派人救我们的。“一司”甘佩、楚泽涵等人看到形势危机，搞不好要
出人命，就自报奋勇，下到水中说服小弟弟们说：“你们不向三司投降是好样的，
但你们可以向解放军投降，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杨冀平、贺邯生商量了一下，
同意只向解放军投降。当时正在现场指挥的谢富治无奈，将“三司”武斗人员撤走
，派来一队解放军，把红卫兵小将从水中救起。“一司”的斗争策略是正确的，保
护了革命小将，就有了和林彪、“四人帮”长期斗争的资本。若干年后，已经成为
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杨冀平对当年斗争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和中学联动一样，“一司”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也勇敢
地贴出了《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为此受到中央文革的疯狂报复，李明清被活
活打死。中央党校宋扬之等人，贴出《康生是人是鬼》的大字报，遭到康生的残酷
镇压，多人被捕，“红战团”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在风雨飘摇中的“一司”，汪延群个人虽然没有家庭后顾之忧，但也独木难支
。为了司令部的安全，她多次放弃外出串联的机会。她的父亲汪东兴是深受毛主席
信任和喜爱的人。汪东兴夹在毛主席和江青之间，多次受到江青的陷害，但是由于
毛主席的保护，汪东兴在文革中虽有困难，但始终打不倒。几次在危难之时，毛主
席伸手援救他，帮他渡过难关。由于汪东兴的特殊地位，江青和“三司”造反派才
没有机会向汪延群下手。

    轻院的造反派虽然无法打倒汪延群，但他们组织人围攻汪延群，不让她进校门
。６７年春节过后，短暂的复课闹革命，汪延群也无法回校参加。最后她只好内部
参军离开学校，她的档案中被塞进一大堆莫须有的黑材料，栽赃陷害她。

    汪延群的处境和“一司”其他人比起来，还要算幸运。江青发现朱良才的三个
儿子都在“一司”，她就心存报复，她造谣说：“我是上了朱良才三个儿子的当了
。”“朱良才是一司的黑后台。”若干年后，朱新民参军当了３８军某部八连的指
导员，江青召集部队先进代表开会，３８军推荐了朱新民。当介绍朱新氏是朱良才
的儿子时，气氛突然紧张，江青没好气地问，“你爸爸是四方面军的？”朱新民回
答：“我爸爸原是一方面军的，后派到四方面军工作，他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任
３１团一营一连党代表。”江青才停止了追问。

    万淑鹏在学校被打成反革命，她的父亲万里不相信，他从牢房里偷偷给女儿写
信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
儿。”父亲的鼓励帮助万淑鹏度过了难关。

    刘志坚中将不与江青支流同流合污，江青就把刘志坚将军的女儿刘平凡、儿子
刘息戈都打成反革命，刘志坚也被诬为“一司”的黑后台。先后被江青污蔑为“一
司”黑后台的有杨成武、杨勇、傅崇碧、周荣鑫、雍文涛等多人。江青之所以这么
做，其潜台词就是要找周总理的麻烦，污蔑周总理是“一司”的后台。但周总理对
江青早有防范，江青始终抓不到把柄，他和中央文革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６７年４月，董必武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儿子董良戈被抓的问题，汪东兴
把信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亲自下令释放所有在押的红卫兵小将。

    ６７年４月２２日，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过问，由周总理主持释放了中
学红卫兵孔丹、董良戈等人。随后也释放大学生罗宇（清华、罗瑞卿之子）、宋扬
之、苏承德、谭力夫等人。

    中学红卫兵运动，随着大批红卫兵上山下乡，随之落下惟幕。只有半年多时间
的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悄无声息地消亡，至此寿终正寝，人散曲终。

    大学的红卫兵运动结束相对晚一些。大专院校成立红代会后三个司令部随之消
亡。由此产生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样、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也
没有风光太久。他们由于内部狗咬狗，分成“天”、“地”两派，“天派”以新北
大公社、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为首；“地派”以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清
华井冈山为首，争权夺利，大打出手，造成全国武斗升级，派性林立。最后，毛主
席不得不出手，将五大领袖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毛主席还将“一司”清华红卫兵负责人刘涛和贺鹏飞等人定性为“可以教育好
的子女”，要给出路。在各校毕业生大多数已经正常分配的情况下，“一司”这些
老红卫兵，才顶着档案中一大堆黑材料分配工作、下放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一司”如过眼烟云，给他们带来过无比的欢乐和激动，也给他们带来痛苦和灾
难。他们在“一司”接受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这一课让他们终生难忘，以至影响
了他们一生的成长道路。

    “一司”永远在老红卫兵的记忆之中。

（注明轉載：此文发表自「華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