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 ～作者：普希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 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 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 都将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 还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 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 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祈求过宽恕同情。 哦，诗神缪斯， 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 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 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更无须去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張郎郎與蔣定粵的文革愛情】～魁省山寨

《纪念碑》

～作者：普希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将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还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哦，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更无须去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張郎郎與蔣定粤的文革愛情，因為倆人都出身於著名家庭，因此特別引人矚目，而倆人的各自人生歷程，充分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特別是出生于軍干家庭和特殊家庭中這倆位年輕人的生活走勢，凸顯了在吋代的洪流之中，都會被一一衝洗，從而泛現人性的本質，而他們對此的回憶更顯得让人吋這段歷史的了解。

在此，我個人向張郎郎和蔣定粵大哥大姐致敬！倆位經歷人生磨難后的個人思考、回忆，給人們留下啓示。

张郎郎与蒋定粤的文革初期爱情故事，是一個特定时代的寫照。多少年后，郎郎已经步入老年，他追忆写下他与蒋定粤的特殊传奇的定婚往事：

……。

这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喜欢女孩儿的文学青年，要写诗、要画画，也有震震她们的潜意识。让我最后悔的是，我居然没有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有过伤筋动骨的罗曼史。这时，我就和法国作家佐拉所写的《卢贡家族的命运》那本书中所讲的故事如此相似：一个青年军官在告别未婚妻之后第二天就战死疆场，没有圆房，留下永恒的遗憾。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年輕人畢竟生活閱歷淺，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我是在1968年5月1日在杭州龙井和定粤姑娘定的婚，同年6月14日就被扭送北京公安局，1970年2月9日我被送入死刑号，我與蔣定粤的愛情也就划下了永恒的遗憾。

好在，我和她分手的时候，告诉过她：“别等我了，走好自己的路，你有幸福的未来，我就知足了。”

所以，这会儿，这世上我没有放不下的事情。不必为谁担心，只是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些许惋惜。

张郎郎被抓捕在死囚号里写下这样的詩句：

　　我们都是快乐的青年，

　　为自由被关进了牢监。

　　我们的道路是自己选定，

　　绝不后悔也永不改变！

        而多少年后，历经风雨岁月的洗滌蒋定粤女士回首過往…，也坦承追憶。

蒋定粤女士简介：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三十多年前因参加文学诗社“太阳纵队”，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她对这场灾难细节的回溯，般般透出这场运动对人才、人权、人性的无情摧残…。

蒋定粤女士受访文录：

问：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我的名字叫蒋定粤，我是在广东出生的。五十年代初爸爸把我们带到北京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了六年，以后就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就是首都医院。我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当内科医生。一九八零年我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参加一个训练项目，现在我在美国做医生。

问：您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到“太阳纵队”这个诗社里来的呢？

答：当时就是想找一个地方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在星期天在一起聚一聚。当时，诗社发起人张郎郎的妈妈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文学，她有时候在周末组织诗歌朗诵会，自己念自己写的诗，就是这样。“太阳纵队”那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

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那时候，我们家里兄弟姊妹也爱写诗，逢年过节我们家人经常在一起做诗，一人写一首。当时，郎郎跟我们家很合得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写一些东西大家互相念一念，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很正式的组织，就像跟家里人在一起一样。当时我们家里客人挺多的，我们非常好客，比如像叶圣陶的孙子，他叫叶三午，是非常好的诗人。】

问：您怎么认识张郎郎和“太阳纵队”里其他年轻朋友的？

答：我第一次见到张郎郎，是在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的一个朋友叫杨孝敏，她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郎郎，是一个才子，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一定想见他。”我说：“好啊。”

那时，我才十三、四岁，还在读中学。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诗歌朗诵会，记得那天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纪念碑》，那是我们家孩子都很喜欢的一首诗，等于我家的座右铭，普希金写道：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里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我所以能和人民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

在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而且还为那些没落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

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志吧！

既不要畏惧污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也不要和那些愚昧、狂妄的人空做争论。

我还记得这首诗，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诗。我们当时就借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希望能够在这个“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其实，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能为中国、中国人民做点事，能够使中国变得富强，能够使中国人民摆脱痛苦。

那天晚上，我也朗诵了一首我自己写的诗，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听到张郎郎朗诵他写的诗《燃烧的心》。这以后，我就收到一封信，是张郎郎给我写的，我记得最后一句他写道：“我非常焦急地、并且耐心地等着你的回音。”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跟他交朋友没有什么不好，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从此，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玩，我到他家，他到我家，开始交起朋友来了。我就是这样参加他们的组织的。我们定期、不定期地在他家里，和他周围的一些朋友，比如张久兴、于植信、张新华、杨孝敏，还有其他好多人，当时也没有组织仪式什么的，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是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那时候他们男生写的东西，都是意气风发、发愤图强那个劲挺大的，很有号召性，比如张久兴这个人，很豪爽，做事情，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这些人常去游香山，坐在一起总是做诗，比如丁香花开了，我们就写有关丁香花的诗。我从小就喜欢写诗。我们家里自己也组织海棠诗社，丁香诗社啊。我爸爸妈妈都喜欢文学诗词，觉得跟郎郎他们很合得来，一拍即合。他跟我们家每个哥哥妹妹都很好。

后来到六三、六四年那时候，文艺界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家就好像一个避难所似的，没有人来过问，我们家也很大的。张郎郎他们都常来我家，一来就讲故事。我当时心里觉得郎郎是个光芒四射的人，他能倒背如流。

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看一本小说。有好书我们就传著看，我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先看，然后到他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传着看。大家都看了很多的书，一个暑假，有时候我能看一百本书，就这样，我浏览了古今中外很多名著，这是我主要的精神营养。

当时，凡是那些外面买不到的书，我们就尽量去找。我记得有一个荣宝斋的人，老是提着一些古书到我们家来，我爸爸就买下来，我就拿去看，我们大家也传着看。我爸爸也有内部的借书证，我们也能借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书，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挺大的影响。

问：文革中，您是什么时候感到有压力的？对于你们的迫害到了什么程度？

答：我自己心里有一点内疚，就是因为“太阳纵队”的事，特别张郎郎的事，使我的家人和朋友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当时张郎郎在美术学院念书，离我们家比较近，他差不多每天下了课都到我家来吃饭，然后我们一直聊天到半夜，他再回学校去住。

因为张郎郎和我、和我哥哥们的交往非常深，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张郎郎被通缉，当时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把他藏到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结果，把我朋友的家也抄了，他叫周正阳，把他房子都没收了，后来他回到北京也没地方住。

那个时候，因为张郎郎的逃跑，牵连了几十个人，文化革命中都受到了惨酷的迫害。有好多人该升级也升不了，有的被当成反革命对待。我自己的家人也受到了很残酷的迫害。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里的那些革命分子，有些人我直到现在还觉得，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当时做错了。

我不得不点一些人的名，我觉得他们太狠毒了。有一个叫鲍炮，他现在好像在国内还被尊称为美术家呢！他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叫赵国维，他现在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叫沈燕祥，他现在天津。他们当时把我们全都抓到美院附中，关起来，每天晚上提审，用噪声器吵得你根本不能睡觉，还用强光照你，拿皮带抽人。

在他们没有找到我之前，他们就到我们家去，美院的红旗派、革联派两个造反派，轮流到我们家里造反。当时我哥哥蒋之翘把“不准武斗”的《六六通告》贴在客厅门口。但是，他们还是先后把我哥哥和妹妹抓走了。

我哥哥叫蒋建国，他现在北京政协工作。还有妹妹蒋定穗也被他们抓走了。他们一定要问我哥哥和妹妹，我在哪里，张郎郎在哪里？后来，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我家里骚扰。

我哥哥蒋建国的耳朵被他们打聋了，当时医生诊断是耳膜穿孔。鲍炮和赵国维还用烟头烧我妹妹蒋定穗的脸，我妹妹脸上现在仍然有很黑很深的伤疤。你说，作为一个女孩子那时候那么年轻，就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起来就很心疼。后来，我妈妈也因为这个得了阵发性心动过速，一犯病就得马上送医院急救。

再后来，我们把这情况告诉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把我哥哥和妹妹放出来。那时候，红卫兵每天在房顶上站岗，占领了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电话他们都要听，因为他们想等我打电话回家，好发现张郎郎在哪里。

逃到钱塘江

问：那么张郎郎是怎样被捕的呢？

答：那时候，整个北京都是通缉令，要抓张郎郎。我们当时就有一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预感，当时真的有这种预感，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抓到。张郎郎离开了北京，到天津去了。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说：“我觉得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你一定要来找我。”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管了，马上就坐上火车到天津去了。可是，当我到了我朋友家的时候，郎郎已经感觉不能在那呆了，他又留了一个条：“你一定要到上海来找我。”

我就又坐上火车到上海。我是下午到的，他们说，郎郎上午已经到杭州去了。他又留了一个绦子说：“你一定要到杭州来找我。”后来，我又到杭州，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张郎郎和他姐姐在龙井村那儿等我。我在杭州下了火车以后，坐了一个三轮摩托车，咯噔咯噔到了龙井村。

那一天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天，能够再见到郎郎。这以后我们就想，可能我们只有几天的活了，人家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沿著钱塘江顺流而下，到了富春江和钱塘江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正好是四月份，溪水从山顶一直流下来，蔷薇花开得满山，山都变成了粉红色，美极了，美极了。可是，当我们回到杭州的时候，中央美院的红卫兵已经在村里等著我们了。我们都一块儿被逮住了，押送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我们这年轻一代人的所有理想。文化革命成了大革文化的命，无数的文学作品都被冠以毒草的头衔被铲除。当时，我们家也把我写的所有日记、诗歌、散文等等都烧了。

文革的时候，我自己信奉的是李卜克内西有一首诗里写的两句：“现实也许欺骗我们，未来对我们却永远忠诚。”当时我们只好用这样的一种精神来鼓励自己，现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可是，我们还有将来，我们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情去捱过毒打。

红卫兵在杭州把我、张郎郎还有他姐姐一块儿带回北京来了，然后就在中央美院毒打。当时他们打张郎郎打得很厉害，打我也是那样。但是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沟通系统。中央美院的男厕所和女厕所是挨著的，我们每天都互相通一封信，或者一首诗，就在他们监督之下。郎郎去厕所经过我被看守的那个房间，所以我看到他去了以后，过一会儿我也去。我就选一个和男厕所离得最近的那间，下面有缝，我们就在那儿传递信息。

我还记得最后一封郎郎给我写的信，他说：“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找到。”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去。

“枪毙！枪毙！”

问：这样的迫害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样特别难忘的事情发生？

答：后来我被送到农场劳改，记得郎郎的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够到监狱里去看看郎郎，因为他已经被关在北京南边的一个什么地方。可是，当时我是没有自由的人，根本去不了。我们里面是没有探亲假的，每个星期只有半天自由，然后，大队拉著到张家口城里去洗澡。第一个冬天基本上就没有让我们洗澡。一开始我们就是被当成劳改犯那样来处理的。 

在那里，像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我们都是在一个连队里。我们刚去的时候，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给我们办学习班。两年以后，抓“五一六”分子，把她揪出来了，我们又给她办学习班。你看，在那时候到底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也说不清楚。只要趋炎附势，报纸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那样人就是对的。

问：您当时知道张郎郎的情况吗？

答：那时候，他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斗得很厉害。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被隔绝的，我那时在外地劳改。有一天，我收到我妹妹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今天我心都碎了，张郎郎被五花大绑押到工人体育场去斗，主持人最后问大家：

“像这样的人该不该判死刑？”

“枪毙！枪毙！”整个工人体育场就这么喊。

我妹妹回家以后就哭得泪人一样，而且说，当时他们把张郎郎的头都剃光了。北京人应该记得这件事的。后来，张郎郎的母亲叫我一定要结婚了，不要再等郎郎了。

问：您说您的哥哥，他耳膜被打穿孔，后来，他的听力怎么样了？

答：我哥哥听力下降很多。他后来还被关在看守所五年。他是在兰州被关起来的，因为他十七岁时才上中央美院，就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了兰州。那时候，我家里的许多兄弟姐妹都受到迫害。

我有一个哥哥叫蒋之翘，他很爱开玩笑，他在单位里就因为说了一句话，他说：“基干民兵都是鸡蛋民兵。”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第二天他去上班的时候，办公室楼上楼下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蒋之翘！”的标语。他们上纲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说过的“中国人是一堆肉”是一个腔调。他回到家里什么话也没说，就自杀，他喝了洗相片的药水，好在被及时发现，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洗肠，才救活。

我也曾想过自杀。那时，他们把我带回第二医学院批斗，把我放在一个展览室里，让我像动物一样站在台上挨批斗。有一个星期，我每天都站在那里，让全校的人批斗，还叫来校外的工人农民。我站在台上，展览室里放着从我们家抄出来的东西，摆了一屋子。真是把人污辱得不像人了！我当时也想自杀，因为我没有自由，不能回家，被人看守。他们还把我写的信在全校的广播里公布，大会小会地批判。

说到我哥哥蒋建国，他们当时都是艺术家，其中包括，后来当了中央美院院长的朱乃正、我哥哥、还有陈为楹，他们那五六个人都是中国很有才华的画家，但是却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

问：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遭遇吗？

答：比如傅小石，就是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儿子，还有谢立刚，我哥哥，还有朱乃正，他们都很有才华。那一年，中央美院各系在全国才收了二十个学生。可是，其中七个人都给打成了右派，而以后都平反了。他们都曾被发配在云南、新疆这些偏远的地方。

问：他们这几位画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答：朱乃正和我哥哥蒋建国在北京。谢立刚好像是在上海，陈为楹，听说文化革命被打残废了。傅小石右手也被打残废了，不能画画了，他可能是在南京。

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些你们写的诗？

答：我不懂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们那时候写的诗，比如，我自己写的，像在六二年到六五年在“太阳纵队”期间写的，多数是抒情性质的。我记不得很多，因为诗稿都烧了，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断，比如：

云彩就像飘浮的白手帕，在季风中飞扬。

爱情绝对忍受不了一个降级的王位。

就是说，在爱情里面好像有一种希望对方对自己完全地尊敬和完全地信任。还比如，我见到一个小孩就说：

怀著希望、慰藉、忧虑、美丽的孩子，

我在凝视著你。

依依垂柳的岁月将逝去，

平庸、痛苦、灾难正在改变我们这一代，

也不会放过你们，……。

当时我还是觉得，下一代的命运比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当时也是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悲观。

问：请问，那个时候，在您和哥哥们受到迫害的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受什么冲击？另外，他对你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答：爸爸对于我们在一起写诗，一直是很支持的。就像红楼梦里的这些诗社一样，我们每年逢年过节我们都每人写一首诗，然后让他看，他看得好的，就圈一个圆圈，或者有的字，他觉得应该改的就给我们改一改。他很喜欢郎郎，跟他一起下棋、讲他自己过去的故事。有一次，我们给我爸爸过生日，张郎郎写了一首长诗，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很有感情。

抗日名将蒋光鼐

  

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爸爸就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他不能跟我们讲。把刘少奇揪出来的时候，我爸爸就说过：“如果刘少奇是坏人的话，共产党里面就没有好人了。”因为，我爸爸认为，刘少奇克己奉公，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的，他都做到了。

那时候，毛泽东不是曾多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吗？我爸爸也去了几次，后来我爸爸得病了，得了胆囊管癌，因此有一次他就没有去天安门参加检阅红卫兵，结果，我妹妹她们学校，就是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家来抄家了。

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没有。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图章、石头，家里收集了一点，他买了一些。红卫兵把这些都抄去了。我记得抄家那一天，我爸爸因为生病，已经很瘦很瘦了，红卫兵还念了一封信说：“看那些大腹便便的，什么什么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也不知道我爸爸在中国历史上做了什么。可是，我爸爸当时没有说一句话。那天红卫兵来把我们家翻了一个遍，墙板、地板了都翻了。

我们当时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后来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像蒋光鼐、蔡廷楷这些人应该保护。”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再去抄家了。当时总理的话是怎么通知到红卫兵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后来我就跟爸爸说：“下次再接见红卫兵，你一定得上天安门去。”因为，当时人们都看《人民日报》，如果谁突然没有上天安门，从陪同接见的名单中消失了，就表明，他被打倒了。凡是父母上了天安门的那些高干、名人的家，就没有红卫兵去抄家。所以，我们就对爸爸说，下次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上天安门。再下一次，我爸爸抱病上了天安门，就没有红卫兵再来我们家抄家了。文化革命那时候我们真是给吓怕了，我们家收集的古书也都烧了，因为怕惹事，这是很可惜的。

问：蒋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答：是一九六七。我爸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朝的翰林。我爸爸十几岁就参加辛亥革命了，一直跟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候，他是孙中山近身警卫的营长。后来一直跟著孙中山多次讨伐袁世凯。

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的时候，我爸爸为中国人争了光，在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日本当时向全世界宣告，在一个月内，中国就是日本的了。日本从上海发动进攻，引起“一二八”抗战。

我爸爸他们坚持抵抗日本军队一个多月，迫使日本三次更换主帅。以后就有第五陆军来支援他们，结果，日本人后来就没有从上海打进来。不过后来蒋介石不给十九陆军军饷的供应。我爸爸他们被迫撤退，撤到福建去了。

当时，蒋介石让我爸爸做福建省的主席，他不愿意。后来蔡廷楷和湘汉平到我们老家去，劝我爸爸出来任职。当时我爸爸说：“为什么我们要打中国人？”他不愿意打当时在江西的共产党。如果是要抵抗外敌的话，他是一定要抵抗日本人的。后来，在他们的劝告下，我爸爸就回到福建上任，但他不愿意打共产党，所以就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这段历史当时影响很大，这是满清以后第一个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爸爸他们曾派秘密联络员和周恩来联络。但是当时共产党内正好是王明左倾路线掌权，他们认为十九陆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肯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和十九陆军、福建人民政府联合起来。

其实，福建人民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想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由于当时社会条件不成熟，力量也很单薄，因此很快蒋介石的军队就把十九陆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消灭了。接著，蒋介石又掉转枪口把共产党几乎也消灭了，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长征。现在，这段历史恐怕不太提及了，年轻人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要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像我父亲蒋光鼐、以及蔡廷楷、李济深、陈铭枢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民主革命志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毛主席、周恩来派人跟他们联络，把他们从香港用苏联的邮船秘密送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据我爸爸说，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伸出手说：“久仰大名啊！久仰大名！”一二八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我从心里一直是很尊敬我爸爸。

我爸爸从小就喜欢诗词什么的。他母亲从小就让他弃文从武救中国，那时中国还在满清统治下。后来，他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还没有毕业，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部队，做孙中山的警卫。后来一直追随中山先生。

问：请问您父亲对于你们“太阳纵队”的诗社是什么态度？

答：我爸爸他很喜欢诗歌，当时我们在家里写诗，或者讲故事，他有时候也参加。他要是参加，我们就听他讲一些古书里的故事，历史上的故事。“太阳纵队”的人觉得我们家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

那时候，到我们家来的人也挺多的，很多干部子弟，民主人士子女，或者是上层文艺界领导人的子女，都常常在我们家聚会。我们家就在《人民日报》大楼的后面，那里成了一个小沙龙。回想起那时候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很有追求的人，想为国为民做点事情，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不给我们任何施展才能的机会。

考大学时，我很喜欢文科，想学文学，但是我爸爸说：“你还是学医吧，能够更实际地帮助别人。”我想这也好，所以就选择学医了。

问：您父亲对于你们受到的迫害有没有什么表示？六七年他去世，那时候对你们的迫害结束了吗？

答：我爸爸还是沉默的时候多。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六八年我就到解放军农场去劳改了。

被摧残的才子

问：能不能谈谈您下放劳动的情况？

答：我是比较早就被放回到我们学校，北京第二医学院，作为反动学生处理。后来，学校又把我送到了张家口的沙城去劳改。那是一个解放军农场，夏天我们筑堤坝，男生背著泥块修坝，女生就到没膝深的水里去割草，放一层泥巴，然后放一层草。春天的时候，把冰碴打碎，脚插进去插秧。那里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男女大学生，他们来自北京各大学，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思想被关在那里。不过，在那里锻炼的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是我们叫“穿黄马褂的”，就是当时所谓正统的共产党员，单位领导人等等。

另一种就是思想奇异的人，或者是想写东西的人，听美国之音的人。我们就算这部分人。我们的薪水每个月是二十元人民币。而第一部分人，他们的工资有四十六元到五十六不等。我就这样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罪，也没有说哪一天能放我们出去。那时我就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

后来，我们院部把我派到西北医疗队。在那两年，我真的看到贫苦地区人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像有一家人，他们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干一天就挣一分钱，整个家就是一铺土炕，一口锅，四个碗，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此外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去西北送医送药，看到很多人看病没有钱，就送给我们鸡蛋。有很多病都是能够治好的，但是那里真是缺医少药。当时我就想，自己要是一生能够做一些有益人民、鞠躬尽瘁的事，也算没有白活。

中国在七八年、七九年开始了研究生制度。我当时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总想再学点什么，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我有一个姐姐在美国。她当时问我，想不想到美国来进修？我一听，当然很高兴，就到美国来了，在国内的研究生也没有读完。

来到美国以后，我真的看到这个国家由于法治，人人都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勤奋，你就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要走后门、要巴结。在这里你很容易有一个精神的世界和精神的生活。我觉得，中国的将来应该像美国一样。我总觉得中国是在往好处变。

问：您父亲对于您和张郎郎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答：我爸爸挺欣赏张郎郎的才华。但是，我爸爸也看到他的前景了，曾跟我说：“将来他一定要受难的。”后来，张郎郎果然坐牢十年。爸爸看到了郎郎才华横溢，但是郎郎说话太不注意了。

问：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能不能求助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呢？

答：那时候还可以。因为我妈妈跟邓颖超和何香凝都挺熟，所以，有时好像只有周总理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可能知道叶挺，我爸爸和叶挺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叶挺很有意思，他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我们家坐在阳台上，拿一张报纸看。我爸爸就说：“你怎么每天都在这里看那么多时间报纸？还老看不完，老看那一页？”后来才知道，叶挺是看上了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两个姑娘了。我爸爸和叶挺是很好的朋友。北伐的时候，叶挺当独立团团长，我爸爸是他那个师的师长。

我爸爸跟周恩来也很熟，像那时候在重庆，周恩来还没有解放后的职位，他们也是经常来往的朋友。所以，我们去求助，他们就把我哥哥蒋建国放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又把我哥哥送到甘肃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被关是受张郎郎影响，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右派问题？

答：两样都有。文革时只要你有旧帐，就会借机整你。其实我哥哥蒋建国画画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学院派。那时，因为我哥哥照了一张照片，一个女孩在抽烟，躺在沙发上，正好她脚下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就说他对毛主席不尊敬。那张照片是一个导火线，因此就把他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的作品呢？还是因为他的言论？

答：我哥哥是因为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的。他从小在香港生、在香港长大的，他曾对人说：“我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知道海的特性，如果你随波逐流，你就会很顺利。如果你逆著波浪而行，你就会受苦。”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就把他打成右派。此后，他在兰州生活了二十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谁也不敢发表他的任何作品，他这一生几乎都被葬送了。

当时很多用才华的人受到迫害，比如海默，是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也是因为被打成右派，什么作品都不能发表。我和海默接触过一段时间，也受到他的很多熏陶。海默的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他总是讲真话，非常幽默，而且知识非常广博。

张郎郎的母亲陈不文是非常少有、非常明智的一位长者，她看什么问题都特别尖锐。她解放前在上海《申报》编副刊，是副刊的主编，写东西挺有水平的。张郎郎也受了到他母亲的很大影响，张郎郎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才子。

问：您后来见到过张郎郎没有？

答：见到过。事情就像是在电影里一样，我们原来常去香山玩，我从巡回医疗队回到北京，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香山。张郎郎那时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可能也是香山。我们居然就在那里碰上了，你说天下就这么小，事情也这么巧，都发生在那同一天，那同一个时间。

在香山，我看到有个人迎面走来，看著像他，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出狱了，走近一看，就是他！他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这一切就像电影里编的故事，可是这却是真的。

问：那时候，您已经成家了吧？

答：对

注解：汇编摘自网络，《文革死囚·张郎郎访谈》，《豆瓣读书》..《魁省山寨·回首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