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大柴庆丰事件的回顾

罗新-100321  12/16   14233  
4.5/2 

1988年6月,是我大学毕业前夕,当时我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即将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日记里依然是我忙忙碌碌的身影:忙毕业论文、忙人大的导师沙老师的调查项目、忙着和同学们分享离愁别绪。当然,日记里也记下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件大事:柴庆丰事件。




下面都是这段日子里,关于柴庆丰事件的日记摘录。个别人名有改动。你们懂的。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星期四,晴





上午去图书馆。中午准备了一通下午的英语课。下午上课是老师给张条,按上面规定的场景和角色进行表演。我和林扮演一对夫妻。我演妻子,厉害,多疑。还不错。

晚上去看北大十佳歌手决赛,水平挺差,一年不如一年。有个女中学生赵岩,表演得很棒。一手吉他出神入化,很有激情,摇滚风格。

学三门前又贴出了东西。原来一位地球物理系八七研被流氓打死,学生们很生气。十点半,大批学生出动。“又要游行了。” (我)匆匆拉上学生们往出跑。在38楼、47楼、学三门前、南门口,都滞留着大量同学,群龙无首,乱哄哄地。遇见付、安,聊了几句,见不少同学结队而归,以为没事了,就回来睡觉了。

后来才知道,不少同学一气走到天安门。到了公安部,和有关人员进行了谈判,提出了八项条件,答应了五条。后来派公共汽车送同学们回校。早五点多才回来。



没想到,又闹起来了。到底是北大人。中央归纳的三条闹事因素:物价、分配等都没事,这次意外惨案却成为导火线。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星期五,晴



上午去系里上机,和所里小岳聊了半天。他说这年头人人有一肚子牢骚,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一有个突破口就发泄一通。流氓打学生,学生游行,都是个突破口。

一九八八年六月五日,星期日,晴



上午九点半才起床,吃饭,去图书馆,看大字报。柴庆丰已死了几日,校园里十分不平静。每天都有新的大字报、小字报出现。悼念的、抨击时政的、别有用心的,总之,到底是又一场运动的开始!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星期一,晴



.........
大字报越来越多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星期二,晴



看大字报已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事没事总爱往那儿跑。因为那儿确实是一块民主的阵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大字报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悼念柴庆丰的范围。当然,有相当一部份很“反动”了。

晚上还没洗完衣服,就被叫去开会。潘、王给传达了校长、书记、北京市委以及中央的有关精神,看样子闹得又挺大,中央口气也很硬。大家感到难以接受,争论了半天,毫无结果。

11点半多了,三角地那儿还那么热闹。许多人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有人讲演。前面的人在讲演,连广告栏上面都站满了人。发言的人不多,大都慷慨陈词,极力主张明天出去游行。但都不是昨天那批人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有同学“嘘”他。也就有人气愤地说:“不是讲民主吗?怎么不让人说话?”

一直到快一点,人才散去。这样的集会已经连续几个晚上了。

12点时,响起广播,发布了《北京市政府通告》,口气强硬。

一九八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三



早晨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中央台大讲要安定团结。准备了相机、电池,打算大照一通。

中午去清华,见不到什么人,却感觉到隐隐的骚动。但清华太大,分散,缺乏北大那样中心地,又没有北大闹事的传统,因此,气氛跟北大无法相比。
今晨起来,(北大)齐刷刷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一律宣传纸,漂亮的毛笔字,各自不同侧重点,讲理透彻。无非是理智、冷静之类。水平确高,只不过弄巧成拙,让人一看就是有“任务”,组织人写的。

下午睡了一大觉,又去灵堂看了看,照了几张相。

晚上和红红去未名湖听音乐,又去听讲演。据说下午天安门戒备森严,根本没闹起来。今天三角地集合气氛不错,有几个人口才确实好。他们要求北大党员站出来辩论,竟无人敢出来,太软弱了。我有些羞愧,也暗暗埋怨平日那些趾高气扬的“团委”、“学生会”们都哪儿去了。还有校领导,这块阵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星期四



上午去图书馆。
下午专英课上得不好,觉得自己口语、听力比刚开学时更有下降。也难怪,平日从来不练......

又到三角地去,已不如以前热闹,但还有人讲演。刘某(原名隐去)又出来了,口口声声他不怕流血,张晓辉式人物!

躲在床上,兴奋地谈起各次学潮。这是北大留给我的珍贵的记忆。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



忙了一天,午觉也没睡。关在机房里,上了一百多份问卷。晚上吃饭,编码,去看大字报,松弛了一下。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三,晴



上午去上机。
下午上法学概论课。人出奇的多。大概因为是最后一节课了 我拿了本《霍桑探案集》看的挺来劲儿。反正文章已写完,干脆笔记也不抄。听见老师说张晓辉被释放了,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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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日记里就没有再提这个事件。临近毕业,就是和同学们吃散伙饭、互相留言、拍毕业照、参加毕业典礼。不久之后,我就离开北大,离开了这个生活了整整四年的地方,柴庆丰,也就成了记忆中一个越来越模糊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