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血的年代

上个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发生了三场惨绝人寰的大浩劫。 第一场，死了3500万人。第二场，死了7000万人。 第三场，死了2000万人。  

这三场大浩劫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文革。

关于文革时集会的盛大场景，现在的人们可能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那些影像资料开始成为官方的禁忌内容，他们希望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这一段历史。

但从另一个民族坦诚公开的忏悔性记忆中，你可以几乎不走样的看到极权主义下全体人民如何癫狂的场面，那就是德意志民族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广场狂欢。

​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是纳粹女导演雷芬斯塔尔的一次天才展示，使极权主义暴力美学有了一种震慑万众的崇高感和活力四射的征服魅力。

那些对极权的本质没有真正认识的年轻人，非常容易被它那牺牲个体自由，实现伟大理想的口号所蛊惑。

传说电影学院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说，它的感染力太强大了，老师们担心他们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一群纳粹。

而当我在影片中看到那欢呼的人群、行进的队列、旗帜的海洋时，我会产生强烈的似曾相识感，和一种对人类宿命产生的深深悲凉。关于纳粹德国的纪录片很多，其中有个印象深刻，讲解了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的举手礼：嗨，希特勒！的含义。

我一直以为是希特勒万岁的意思，其实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通过希特勒得到拯救 (salvation through Hitler)。也就是将希特勒赋予了神格，承认他将成为统治世界的至尊神灵，对他无条件膜拜和服从。

纪录片中还说，什么时候一个近现代民族出现了这样的领袖，这个民族就处在极大的险境中了。

我默然，脑海中出现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场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神化毛泽东开始的。

而毛泽东比希特勒也是不遑多让，由于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后期表现不满，为了换个接班人，就让中国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投入进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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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仅仅是掌权者的斗争，是很难有那么大的破坏力的，还得有酝酿愤怒、疯狂的土壤和人民参与。

大概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期间，流行过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疯狂的保健方法，叫鸡血疗法，就是抽出新鲜的公鸡血，注射到人体内。当时据说这种方法对多种疾病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

在政府发文推行下，一时间，各个城镇有病无病的人们，纷纷拎着大公鸡去医院排起长队打鸡血，各医院、门诊注射室皆是满目鸡屎，一地鸡毛。

这鸡血疗法的缘起，民间传说有三个版本，

其一，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

其二，在台湾的人民公敌蒋该死，他却老是死不了，原来就靠打鸡血活着;

其三，文革中某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

文革中国人的疯狂，是否与他们将公鸡这种食肉恐龙后代的血打到身上有关，还不好说。不过那时国人的幸福感却真的是爆了表，鸡血打得人人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再加上人手一本的精神鸡血：红宝书，那份巨大的幸福感，现在只能从我们的北朝鲜邻居身上去发现了。

而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
于是，一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开始了。

有关那场持续了十年的自相残杀，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论。
《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如今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的病症已经好了。

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丑恶自私的极端疯狂之后，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5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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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疯狂呢？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人们主动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

文革时期，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县，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12个人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

文革之中，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

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无疑是文革之中的关键人物，也是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最具说服力的人物。

文革前，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
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
文革之中，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而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万8千多人。

当然，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在文革之中也遭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也选择了自杀。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

1966年8月24日夜，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的老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写过《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19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文革之中，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是江青，1980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文革之中，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1971年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

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斗私批修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

1976年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

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
大跃进之中，他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改革之后，他论证人体科学，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

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格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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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尾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6年毛主席治丧期间，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山西万荣有一家正好赶上儿子结婚，那时办喜事都提前采买肉菜，豆芽，豆腐，粉条等等，即便一家一家通知亲朋改期，买好的菜蔬也没法等，那时没有冰柜冰箱也无法冷藏冷冻，文革年间吃喝困难，这家人只好硬着头皮办喜事。

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父子。文革之中逮捕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上罪名，公安局讨论这两个犯人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叫破坏悲痛犯，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大家决定，政委文化水平最高，政委拿主意吧!

政委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这对父子牌子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文革就是这样疯狂的，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残杀的圈子。

最后上面的人说，下面的人干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们上面负责，下面的人说，要我们下面的人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灾难和罪责就这样无耻地放过去了。
谁能知道，这对将来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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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虽然在1976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却没有结束。

文革之后，这种互害模式开始变异，开始升级，开始进入到中国的各行各业，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中，进入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之中，达到了全面覆盖。

使用苏丹红，三氯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

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

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

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全民[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全民[经济互害模式]里面。

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6000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

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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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愤怒也许不会像文革那时期的荒诞，但对愤怒的迷恋似乎已深入我们的骨髓。

看看互联网就知道了，无论大事小事，真事假事，都可以燃起你死我活的热情和杀气腾腾的怒火。文革过去了这么久，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旗帜还飘荡在我们灵魂的上空。

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

我们的课本倒经常宣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难道那场发生时间离我们最近、损失最惨重、伤害人数最多、给国人烙印最深的文化大革命却可以例外吗?
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应该、不需要研究、总结，并从中吸取教训吗?

也许在今天提出这样的要求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在哪里绊倒的，便需要在哪里爬起来。在哪里丢失了人类文明和道德界限的，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将它们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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