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老張】这是一段动人的中国国民政府远征军与同盟国美军两国军人在二次大战中所结下的战斗友谊的故事。致敬抗战英雄梁培儒伯伯！致敬抗战英雄伊西多尔· 舍瓦先生！本文讲述了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联络组成员伊西多尔•舍瓦和中国译员、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0级学生梁培儒久别重逢的故事。原文最早发表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CPFA ）会刊US——CHINA REVIEW上，题目就叫“Long Time No See”，这句典型的中式美语，用来记述与一位中国老朋友的重逢，可谓诙谐智慧，别有深情。现由梁培儒校友的外孙郑勃先生翻译，并推荐刊于此，以助我们了解我们老一辈校友那段为国赴难的光辉历史。

伊西多尔•舍瓦（Isidore Chevat），毕业于新乌特勒支高中和布鲁克林学院，二战期间参加美军到中国昆明对国民党部队进行培训。七八十年代，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的主席。

梁培儒，在他即将进入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时接受政府征调，被派到抗日远征军中担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职南京政府下水道工程处。1949年从青岛随军撤往台湾，曾先后供职于海军工程部、阳明山管理局、成功大学、荣工处等部门。1967年举家移民加拿大，任职于金斯顿市政府工程部，直到1983年退休。2004年在加拿大逝世。在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是，洪家与梁家之间的后人友谊，远征军译员洪伯佰与译员梁伯伯是大学同学，双方又是最好的朋友，可惜四九之变后台海分隔两地，两位老人有了不同的命运..，但是两家后人都有联系...也一直维持着深厚的世交友谊..。這篇文章非常珍貴，被小鄭挖拓出來..，它也讓我們后人從另一半角度看見梁伯伯的歷史軌跡的光榮一段..，以及在戰争歲月結下的友誼。梁伯伯這代人是中國精英分子，特別是题目就叫“Long Time No See”，..，它用來概述梁伯伯與舍瓦先生的難得相聚..，再合適不過了。而我也從另一面想到梁伯伯與洪伯伯兩位校友在四九建國後不同的人生軌跡..，讓我們多麼的感慨萬千..，這位舍瓦先生也是一位有深厚情誼之人..，不知現在是否還健在..？據郑勃先生回憶，”@蒙城老張  Isidore 2001年就已经去世了。生前他还回到云南当年的地方，一直都和我外公有联系的...。”                                                                                               附：这是养父洪光煃依稀记得被征调做译员的同学们名字（中大土木系一九四四级）：

梁培儒 洪光煃 蔡孝顒 孙芳垂 郑斯隆 何嗣璋

龙毓骞 朱押生 卞惟勤 丁盛堡 夏  紘

金雨仓 丁泽州 徐继化 马代忻 陈应洲

孙宇辉 林汝文 邹益东 ……。

据二姐夫亚洲查证：中大土木系一九四四届毕业生。是最后一学期，同学们大约都在四四年三月左右接受国民政府征调参加译员到中国国民远征军服务，投身于伟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中印缅战区的战斗..。抗战胜利后，幸运活下来的英雄们结束征调回中大毕业..，开始了各自的人生，每个人也都是释演了一段段的人生悲欢离合，痛苦又光荣的人生传奇..。                                                                               【编者按】本文讲述了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联络组成员伊西多尔•舍瓦和中国译员、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0级学生梁培儒久别重逢的故事。原文最早发表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USCPFA ）会刊US——CHINA REVIEW上，题目就叫“Long Time No See”，这句典型的中式美语，用来记述与一位中国老朋友的重逢，可谓诙谐智慧，别有深情。现由梁培儒校友的外孙郑勃先生翻译，并推荐刊于此，以助我们了解我们老一辈校友那段为国赴难的光辉历史。

伊西多尔•舍瓦（Isidore Chevat），毕业于新乌特勒支高中和布鲁克林学院，二战期间参加美军到中国昆明对国民党部队进行培训。七八十年代，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分会的主席。

梁培儒，在他即将进入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时接受政府征调，被派到抗日远征军中担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职南京政府下水道工程处。1949年从青岛随军撤往台湾，曾先后供职于海军工程部、阳明山管理局、成功大学、荣工处等部门。1967年举家移民加拿大，任职于金斯顿市政府工程部，直到1983年退休。2004年在加拿大逝世。

《好久不见》

作者：伊西多尔·舍瓦。编译：郑勃。

        我正在纽约港务局大楼等培儒。 我们有37年没有见到对方了，我不确定是否我还能记得他的样子。 我还能认出他来吗？ 我还能记得些他模糊的样子，而且还重新翻出老照片加深了一下印象。 沧海桑田，容颜易老？不巧的是，车站有不少亚洲人。

我们每一个转身，都有可能和梁先生和梁太太擦肩而过。而且Trailways 交通公司车站恰恰有两个售票处。伊迪丝碰了我一下。有位男士像是在找人。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他， 但我还是叫道， “培儒！” 他毫无反应的走了过去。

也许这都是一场梦？我怎么能期待能穿越时间和空间跟老友重新取得联系？那不是真的，人无法回到过去。然后他就出现了，灰色的头发， 比以前胖了些， 衣着正式(还好我也穿西服，打领带了)， 他还是比我高。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然后拥抱。我们彼此都很自在，虽然时隔37年，我们再次相逢于港务局大楼，但是我们之间仍然是那时在云南小村的感觉。我们互相搭着肩膀走到热闹的第八大街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4年，云南南部的哨田村还只是蒙自以南几英里的几家农舍和市场。当时作为驻扎在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第十八师总部。 我们正在防范可能从那时被称为法国印度支那的日军入侵。 哨田只能从蒙自铁路到达，然后乘吉普车或骡子到村里。 由于越南和中国人的边界冲突，该地区最近一直是新闻的热点。

由于海岸被日军封锁， 我们美国陆军联络小组负责训练第六十军团使用装备飞越喜马拉雅山。“醋乔” 史迪威是中国——缅甸——印度战区 (CBI) 的美军总司令。我喜欢把他看成是我的中国导游–他是最棒的领队。

培儒是一名中国工程专业的学生， 被指派给我做翻译。我们一起度过了忙碌的一年，一起冒险。我还戴着一枚他送给我的银戒指， 上面是他给我刻的我的中文名字——我的签名 “印章”。我还有另一份珍贵的礼物：一个精美的瓷碗， 很幸运，在养育了我的四个孩子后仍然完好。

我离开哨田是在半夜， 战时的调动总是这样神出鬼没。我没有时间和培儒互留联络地址。几个月后， 我在昆明的一条街上偶然遇到了他的一位朋友，另一位翻译。

他给了我培儒的地址，是在山东的一个村庄。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布鲁克林，我匆忙的寄出了一封信。我想保持这种友谊。 但是这封信被退回，信封上盖着邮戳： 由于内乱 无法投递。

1946年，共产党八路军显然扩大了它的根据地。 我把这封信与我在中国逗留的其他一些回忆放在一起。每隔几年， 我会看一看它， 把它与我收集的古代硬币，贬值的国民党货币（法币），“干杯”派对邀请函，国民党军队颁发的荣誉上尉的徽章，以及允许我在云南省持枪的许可证明一起收好。 由于些许的不作为以及冷战，这封信一直没有被再寄出。

1978年我的儿子理查德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 我拿出了这封未送达的信，并更新道：

“亲爱的培儒：很抱歉，这已是32年后了…

在北京，理查德打听到，这个村庄离大路很遥远。他能做的就是把它放到最近的邮箱里。 理查德写了个说明信并寄出了这封信。 几乎一年过去了，我还没有任何有关培儒的消息。 我只能选择忘记这个年轻时的回忆，毕竟已经有三十多年杳无音信了。 许多我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已经中断了。 想想看，中国有近十亿中国人…我能找到他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终于有消息了。 真没想到，竟然是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顿市。 培儒30年前离开了他的家乡，我的信已经寄到他家并送到他弟弟手中，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他的弟弟只有两岁。他们失散了30年，并在我的信到达前三个月才刚刚恢复了联系！

培儒在南京和台湾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移民加拿大。他现在是金斯顿市政府的工程部总监。他现在被称为佩德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佩德罗。我的记忆重新唤起了一些中国短语，“wei， wei， wo de pengyou”“喂，喂，我的朋友。”但我骗不了他。我的布鲁克林口音把我出卖给我的中文老师。这个电话真是令人振奋。我生命中的那一页又重新打开了。

我们通过书信和电话进行了联系， 制定的一些团聚计划都没成行。也许我们都在拖延， 因为我们不确定现在是否和以前一样。37年前温暖的友情还会保持它的魔力吗？一个犹太纽约客和一个中国工科学生之间还会有火花吗？我为史迪威将军的战后评论 “为朱德扛起一支枪”而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佩德罗却和蒋总裁一起去了台湾。我们也会面对这种分歧么？

别再拖延了。佩德罗和他的妻子珍妮 将于（1981年）5月的这个星期二来我这里。他们只呆一天。那是他们对不确定的团聚的缓冲吗？我们把书房改成了一间客房。伊迪丝提前几天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鸡肉晚餐， 这样到时候我们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好。我们请我们的孩子们晚上回到我的家， 这样他们就能了解我过去的事情。能和战争亲历者历数战争往事，那是何等珍贵呀！

好事多磨。我的狗病了， 新的沙发也被安排在那天运到。我们带狗去看了医生， 取消了沙发的运送。我们应该穿多正式？我们要带他们去看纽约的什么？去中国城看看合适吗？

交通很拥挤， 我们差点没能进入港务局大楼对面的停车场。我甚至想到就在我的79年的丰田车里重逢会有多讽刺。 “rih——bun Kweitze”这个词从我的记忆库跳出来——“日本鬼子”，时移势易。

他终于来到了这里。我们穿越浩瀚的时空重逢，你很少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 这却是一次机会。不是很长时间，不用是以前的地方，但可以回去。充斥着骗子和趁火打劫之人的喧闹的第八大道，不同于坐落在云南南部山谷茂密的绿色植物中田园诗般的农村。但是我们找回了我们青年时期的友谊，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我们决定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珍妮对绘画感兴趣，那里有个中国服装展。佩德罗高兴的解释各种古代服装的意义，珍妮在编织中发现了十二章纹。我们匆匆的通过唐人街到第五大道，然后到了布鲁克林大桥…我正在炫耀我的城市。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我们在长岛高速公路上堵车了。这也是真正的纽约风情呀。

那天晚上是愉快的，我们一起回顾旧日时光。我们互相传阅照片。珍妮认出了她最好的朋友的丈夫，1947年在南京他曾担任他们的媒人，世界还能有多小？佩德罗终于在一张做纪念的五百元纸币上发现了他的中文签名，近四十年前整个联络小组人员都在上面签了名。他翻译了挂在我壁炉上的手绣横幅。这是我们师长，那个中国将军的礼物。上面写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人赞美的感觉真好。我的儿子凯里记得， 我喝多了杜松子酒，就唱“Chee Lai（起来）”，中国革命的圣歌，当然是用中文。 我的举动把在84街的一家中餐馆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佩德罗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希望。他对最近的事件和“四人帮”的倒台感到高兴。他希望能跟邓小平对话，给他一些关于四个现代化的鼓励和建议。他提到有可能退休后回国作为工程师发挥余热。

他们计划在年底访问台湾，以便庆祝珍妮的父亲八十岁生日。我们同意会在香港见面，然后一起回访大陆。能和你自己的翻译同行有多安全。

第二天早上，我把他们送到公共汽车并留影，并发誓下次相聚不要太久。事实表明，我们不能再忍受另外37年了。我和中国的联系似乎更紧密了。当我从巴士总站回家时，我发现伊迪丝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信邀请她去中国教书！

邀请信来自中国西部的西安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配偶可以在大学里做些辅助性工作，领取每月三百元的工资。写作任务使她现在无法上任，她已经要求推迟。如果我们去，佩德罗和珍妮可以来中国看我们。这岂不是像捻纱一样把我们都绑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