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貴卅老鄉：朱厚澤】～魁省山寨

朱厚澤生平：

朱厚澤（1931年1月—2010年5月9日），貴州織金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十二屆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

朱厚澤於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肄業於貴陽師範學院史地系。1964年在四清運動中被開黨籍、下放勞動。

1978年平反後，曾任中共貴陽市委書記等職。

1983年任貴州省委書記，負責經濟建設。當年貴州省工業總產值增長18%，從而引起胡耀邦等高層注意。

1985年4月，出任貴州省委書記。同年8月，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成為胡耀邦的重要助手。在任期間，他曾提出「三寬論」（寬厚、寬容、寬鬆）方針，以放寬對文藝界與學術界的限制。

1987年2月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解職，改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後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選中央委員。

1988年，趙紫陽創造機會使其復出，於是他又擔任全國總工會第一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1989年12月被免去領導職務。

2010年5月9日凌晨因病在北京逝世。

2014年，《朱厚澤文存》由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發行。

朱厚泽，中共歷史上難得一位中史宣傳部「三寬」部長。

“党媒姓党”，“不得妄议中央”是这些年泛滥成灾的政治术语，也是中共严控新闻禁锢思想言论的真实写照，当媒体沦为喉舌和工具，大凡公开监督批评中共以及领导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定罪入狱或遭监禁或被禁言，许多人常常想起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曾经说过的话：“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亞洲周刊在2013年5月特別發表專欄報道文章《朱厚澤對中共體制批判》，國內讀者被屏蔽。

《朱厚澤文選》在香港出版，記錄了這位前中宣部長的思想成果，指中共政治專制､經濟發展､與國際反動勢力結盟，可能淪為邪惡力量；而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共同文明的大道。

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五月九日是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逝世三週年紀念日。朱厚澤被譽為「中共黨內民主派的靈魂人物」、「『走得最遠、看得最透』的中共民主派良心思想家」，在任中宣部長期間提出知名的「三寬政策」，他本人也被稱為「三寬部長」。這「三寬」是寬厚、寬容和寬鬆。用他的話說，「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在他逝世三週年之際，他的《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朱厚澤文選》（下稱《文選》）在香港由溯源書社出版。該書精選了朱厚澤多篇重要著述及訪談，不少忠言讜論､一些重要內容首度獨家披露。它們記錄了這位思想者對中國問題、中國道路的思考，代表了曾經信仰革命、又從紅色極權體制中最終反叛而出的一代人的思想成就。朱厚澤在書中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及其造就的紅色極權體制，偏離了人類文明的正道。他大聲疾呼要捍衛普世價值，反對開歷史倒車：「改革開放就是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回歸歷史！回歸常識！回歸人類共同價值！」

朱厚澤對中國當下現實的批判一針見血，他直言「這種政治專制、經濟發展的模式，專制政權與外來資本勾結，有可能使中國發展成為同國際上一些反動勢力結盟的最邪惡勢力。二十世紀的蘇聯模式、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最終給本國和世界帶來悲劇性後果。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的成功經驗，還是最終將給本國和世界帶來悲劇後果？這將是人類實踐和理論上的一場大爭論，這場大爭論有可能貫穿整個二十一世紀」。

據悉，這是朱厚澤在世及逝世後海內外公開出版的第一部政治著作。該書導言透露了朱厚澤著述遲遲沒有出版的緣由。「由於厚澤先生『定位』上的某種特殊性——身分還是體制內，思想、言論卻早已超出體制——體制內的朋友們似乎不方便把厚澤那些『離經叛道』的思想彙集成冊，公開出版，以至於厚澤去世至今三年，港台（更遑論中國大陸）竟無一本朱厚澤本人的文集或研究朱厚澤的作品問世」。這部《文選》的出版終於填補了這一空白。

該書由憲政學家張博樹主編，這位前中國社科院學者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任教。《文選》作為《中國轉型建設文庫》的最新一種推出，張博樹在導言中說：「厚澤先生在中共黨內民主派老人群體中，是思想和認知層面走得最遠的一位，對現存體制有深刻反思。」

朱厚泽可以称之为中共的异类，1931年出生于贵州织金，1949年加入中共，曾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并在52岁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6年，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任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也就是宽厚、宽容和宽松，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对此，朱厚泽曾解释说，三个“宽”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朱厚泽并没有满足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在晚年日趋成熟，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深刻。比如他对“党文化”的剖析就很独到。他认为“党文化”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党文化”“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朱厚泽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对于“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撕下了伪装：“既不‘社会’也不‘民主’。”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后来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一番说明：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

总之，国家代替一切。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朱厚泽在貴州大學演講與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李先生讲得很好。上午讲，现在讲，就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又做了一些很坦率的交流。我是陪李先生来的，我一再说明我不是学者，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人，而且我做地方工作的时间较长。我讲过，做地方工作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在北京、在中央，定大事情，他们构思好了，你下面就贯彻执行。 

　　当然，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了一些感受，所以刚才几个同志提到的问题，我也能道出我的一点感受。首先是黎先生提出的问题，他问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八个宽松和谐”是怎么提出来的？我记得我们体改研究所原来有一位副所长叫徐锦安，后来去深圳做体改委主任，以后又下海南做生意做发了。现在他回过头来有兴趣研究文化问题了，于是就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还约了一些学者，与我一起讨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问题。我简单地回顾了一下情况，有个发言，后来这个发言简单整理一下就发到网上去了，有些人可能都已经看见了。 

　　到了中宣部以后，我半年多没有讲话。因为我去以前，大概中央有一些老同志对文选系统不太满意。我记忆很深的是作家协会的选举，搞这样的选举你就得提前一年摸底，搞名单。据说到了开会前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张光年同志就说这个名单究竟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如果是指导性的，我们党召开党员作家会议保证名单选举；如果是指导性的，我们把这个意思给大家说清楚，提供给大家考虑。我当时在贵州工作。张光年提出这个问题后，传闻当时胡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无效性的。作家们自己决定选谁，就是谁。传说万里同志当时也很赞成。最后选举结果是，我大概把刘某选作副主席了。那是最成功的一次。把诗人贺敬之给选掉了，人家到底是延安来的，写过《白毛女》。 

　　还有一些其他事，我还不知道，因为当时在贵州，我们满脑袋都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后来我被调到中宣部去了，去以前胡启立同志来贵州，其他同志也来了，我都接待过他们。但我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宋任穷也来过，要我陪着他，从贵阳到遵义，我们到处看，一边看一边聊，我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老同志来就陪一下嘛。胡启立在花溪西社吃饭，我们一起散步，顺道往平桥这个方向走。他说：“来的目的是跟我谈中央调我去中宣部的事情。”我说：“天下哪有这回事，你算算中国共产党历届宣传部有我这种经历的吗？”“没有！”他说。“现在是新老同志交替时期，老同志已经老了。”我说：“人多的是嘛”。他说：“宣传部长这个职务，从配备干部讲，也不能光是意识形态，还得有地方工作经验。”我说：“那有啊！”我冒冒失失的，我说广东的任仲夷同志很有经验，水平又非常高。”“仲夷同志年纪大了点，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然知道了，仲夷比我大十五六岁。”他又问：“年青的有谁？”“项南，福建省委书记。”我提出人选，他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话？我去了北京几回，才知道当时有人已经瞄准项南，要整顿他了。事情起因于一假药事件。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再后来我在龙岩市工作的时候，我下去做农村调查。农民跟我说：“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白糖。”老百姓很同情项南。所以让我上中宣部落实指导这件事情，就没法弄。那时候秘书长讲，“你要走了，跟省委的同志一起吃饭吧？”我说：“你还吃什么饭，你不知道那是跳火坑嘛。” 

　　到了北京以后，思想距离就比较大了。我半年没有讲话，因为我主要跟各方面只接触，感觉相互关系还是十分紧张的。我说这还搞什么长治久安，如人际关系都没搞好，你就没办法谈话。你首先要有个相互信赖的关系，坐下来后，你才能谈问题，不然你什么工作都做不好。所以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从直接意义上讲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1985年底，有一次胡耀邦同志问我，“怎么样？来了好几个月，有什么反映？”我说：“我听到反映的就是一句话——这个人来了以后不见动静。”不是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吗？我一把火也没有，只是竖起耳朵听，到底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回顾一下我们党在处理思想文化问题上确实有很多教训，所以我说是不是先创造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的环境和气氛。路线是中央管的事情，大政方针都是中央直接管，我们这些小不点创造点氛围总可以吧。有点好氛围，就可以互相交换意见。就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么直接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以后，当然有一些赞同的意见，也有一些不赞同的意见，也有人写信，现在手里还有材料。我是元月初到上海的，一到那里，黄菊就跟他当时的一位年轻宣传部长王良化，还有更早的宣传部长、副书记，以及我们贵州遵义的老乡，一起陪我下去看看。我问：“你们这几天在干什么？”他们说：“是在开电影创作会。”我说：“好事情啊，可以去看看电影家们。”上海是我们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他们开了一个创作会，有大明星、大导演、大编剧。他们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后来我到天津，跟作家一起开会，当时有蒋子龙，女同志有沈英。到了三月份全国音协在北京开会，我把周伟志，高启祥叫来了，还叫了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朝，当时他是团中央书记，也没有什么会场，就坐在一起吃饭，在餐厅聊了一聊，就把问题提出来，互相交换意见。这个小事不久就有老同志给中央写信，给耀邦写信。耀邦把信转给我，他们对宽松和谐的说法不赞成。耀邦说：“老同志写的信嘛，你给人家简单回封信也不好啊？”我说，“我找时间到地方去看看他们再说，所以没有马上回信。”

　　四月份，胡启力去了一趟上海，问题谈得很广泛，科技、经济、文化都说了。现在上海市委的一位同志，当时写了一份工作汇报的记录。其间，我们准备开文化会，学习一些文件。启立回复：关于迷人乐队的讲话，不是深思熟虑的，电影这些东西，由大家评论。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我当时还搞不清楚。有一次，薄一波同志，还有邓力祥他们几个，把我们大家一起约了去，就开起控诉会来，说这个电影不应当评选优秀。讲完之后，要我们大家发表意见。启立叫我讲，我一句话没讲，搞不清楚怎么讲。启立讲了一番话，后来就把这些东西整理发表出去，其中就提到启立关于迷人乐队的讲话。后来，他说那个讲话不是深思熟虑的。启立接着讲了我在上海讲的一番话。我这个人讲话不用稿子，愿意交换意见，反正我们说话不作数。是不是有人问到朱厚泽出来的讲话，还有他讲的这个宽松和谐跟中央汇报过没有。因为没有记录，是我猜的。后来我看上海发表《启力同志到上海视察的讲话》，他就提到团结、和谐、相互理解、相互信赖。启力话出来以后，《文艺报》便把我对音协讲的话也发出去，其他报纸才开始转载。我并没有要求他们转载。新华社发的内容，我说关于我说出去的话，都交给我放在抽屉里，一个没拿出去，后来各方面议论很多，我也在继续讲。 

　　关于“三个宽松”，这里也略加介绍。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由高占祥主持。我上午听完会议后，下午就去八宝山参加一个老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才回到会场。一到会场，高占祥就要我发言。我说我是来听大家发言的。“上午已经开完会了，我没告诉你，你来讲嘛。”高占祥说。就这样，我讲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后来《红旗》杂志就开始批了。 

　　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们那个马列所所长苏少志是个老夫子，他讲了一个宽松和谐。《红旗》杂志把他的话改成“团结和谐”。苏夫子很计较这件事，心想怎么改了不给我说呢？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于光远。当时于光远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光远同志虽然很忙，但他对那封信很重视，他把原信和他的回信寄给启力同志和我。为这件事，光远同志指出我们宣传有毛病，什么都要对口径，代表大会报告用词要推敲，个人讲话嘛，算什么？生动活泼嘛。后来，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启力和我。这个信还在我那儿。前段时间翻东西的时候，我又把这封几十年前的信看了一遍，我看得笑了起来。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和谐”这个词在我们传媒上使用频率很高啊。 

　　至于我的感想，一则喜，一则忧，一则惧。喜嘛，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现在大家都赞成和谐。忧什么？就是我们和谐如何理解与和谐如何实现。惧什么？我很担心一些被大家赞成的普世性概念，到一些地方会变形，最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东西。和谐这个词不是我创造的。我的感想无非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氛围，和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也是我们许多人的追求。 

　　我建议梳理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按照我大体的印象，第一次强调特色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针对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毛主席就已经在考虑中国建设要吸取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毛主席首先考虑的问题大概就是“十大关系”，就是中国的建设要有一点自己的特点。他所讲的特点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阶级斗争，讲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历史经验而言，斯大林曾经推行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其所表现出来的残暴性的一面，我们是批评的。然而到了1962年，经济调整以后，北戴河会议却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完全翻了过来。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突出。 

　　第二次强调特色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小平同志已经恢复日常工作。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继续下去了，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但是中国该如何走下去，仍然缺少共识。针对毛主席搞了十几年的模式，小平同志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一点新的东西。但是这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另一面得讲中国特色。研究历史的同志，可以慢慢地揣摩清楚。 

　　近些年，我们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大概就是几年前，特别是谢韬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该文实际上是给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后来改了一个题目登在《炎黄春秋》上，新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原因原来的名字太刺激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是搞新闻的，题目是他改的。文章发出去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那些有着五六十年党龄的老同志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文章中梳理了恩格斯后期的思想，我们一些老同志没有读过这些东西，《共产党宣言》读了，但是两篇序言没有读，因此所谓讲阶级斗争就有问题了。 

　　由于争论激烈，意识形态机关并未采取枪毙的办法，既没有让《炎黄春秋》关闭，也没有让谢韬做检讨，既不批评，也不赞扬。其实中国社科院是带头批评，当时上海社科院和浙江社科院都在嘛！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后来《人民日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做了一个简短的回答，明确地拒绝了谢韬的文章标题。 

　　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你们是研究思想、文化问题的，你们跟我们不同，我们这些老头是些闲人！所以只是马虎马虎地说说而已。你们应该把它梳理一下。问题首先不是学术性命题，而是政治性命题。你们要知道政治性命题是针对什么讲的，然后才能弄清楚它究竟说的是什么，不然你们搞不清楚。关于谢韬的文章，你们在网上查不到我的谈话和发言，但实际上我们议论过很多次，只是没有写成文章。谢韬的文章当然给我许多启发，但我不完全赞同，最重要的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他的学术，思想观点，在向前传递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分裂的，他一定会分化为若干个派别，这些不同的派别，要证明哪个是正统，哪个是修正。我对这一看法就不太赞同。比如说，列宁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学者，有大量的读书笔记。从列宁的读书笔记来看，他所读的书不完全是当时最有名的人写的。但是，无论是否有名，列宁都会在他所读的书上划圈，并写下若干批语。所以列宁的任何观点，每个人抓到一点都可以发展出一个派别，而他所提出的问题都可以讨论。 

朱厚泽有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中，朱厚泽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朱厚泽说，胡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胡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是开放精神。朱厚泽说，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正是胡耀邦自己首先提出”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的，朱厚泽引用胡耀邦的话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

朱厚泽间接含蓄批判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他说：“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谁掌权谁就是天经地义地百分之百正确，随便说个什么话，也就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要接上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谱系。你看我们党的章程上罗列了多少名字？像不像叠罗汉的游戏？荒唐嘛！这就阻碍了真正的理论进步，因为这等于是说最高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永远在最高当权者手里。只要有不同意见，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就变成了“反”的一面，这样的结果多可怕？！

*人老心不老 网名ZHZ*

朱厚泽人老心不老。人到晚年，无官一身轻。新京报说，他曾对女儿朱玫说，想买一辆小排量的QQ汽车，可孩子们觉得一个高官买这车很丢面子，朱厚泽不以为然：不就是代步工具吗，我就在万寿路拉着你妈买菜。

朱厚泽活到老学到老。2005年11月，75岁的朱厚泽在新浪网开了博客，非常低调，取一个网名是ZHZ。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学院教书的历史学者周泽浩说，从中共执政以来，中宣部就一直名声不佳。约克学院新闻网援引周教授的话说，但朱厚泽及其前任邓力群的做法则完全不同。周泽浩说，朱厚泽实行的是三宽，他主政中宣部那个阶段，是中宣部历来最闪光的时期。

*本是总书记人选？*

曾派驻北京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k Kristof )5月19号在他的推特上说，朱厚泽是中国了不起的改革派人士，1989年(民运被)镇压后，他也遭到整肃。本来他是要当中共总书记的。

有关朱厚泽要当中共总书记的说法，还见诸一些文章。比如，高瑜在最新发表的纪念朱厚泽文章中引用学者丁东的话说：胡耀邦生前最后的讲话中说：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和白纪年(陕西省委书记，因胡耀邦下台而下台)。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

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学人何频，把创办多年的多维网，转手让给商人于品海之后，专心办其明镜出版社。最近，他还支持办起了一份名为“外参”的月刊。这份月刊的发刊期(2010/1)上，就有一篇报导的题目是：原定接班人，朱厚泽才是胡耀邦传人。

曾經的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的李怡先生有回憶談到朱厚澤，李怡说：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马上就要动手术时，嗓子哑着还要跟姚监复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会不会在21世纪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会不会成为21世纪邪恶势力？这个问题我跟好多人讲了，不以为是，也不愿意看我提供的这两本书，你倒听了我说的话，看了这两本书，要组织人好好研究批判这个，否则中国会成为21世纪邪恶势力」中共的中国模式发展路径危害全世界。

（魁省山寨·整理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