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慈和电影
张慈 May May-252 11/07 132114.0/1
张慈专访：她和她爱的电影
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跟张慈的专访约在了斯坦福大学的李嘉诚楼。张慈扛着三脚架摄像机, 为拍摄下午的亚太公共事务联盟APAPA在史坦福的会议做准备。
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她和她的电影的对话。
硅谷创业者联盟：能说一说您最初是怎么对电影感兴趣的么？
张慈：我大学时候开始接触电影，那时候是1979年，我被选到云南大学中文系电影小组，总共8个人，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那时候昆明电影局每次要放新电影的时候，就组织各单位电影小组观影，看完之后就写一些文章做鼓吹，做成宣传小册子，把我们的文章配上黑白海报登出来给市民看。在这个电影小组活动的四年，我几乎把所有的新电影都看了，但是国产片我基本不看，因为当时的国产片基本都是政治宣传用的；一听是外国片，我们八个人肯定准时出席。（笑着跟我说：哈哈我当时是有点歧视国产片哈）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法国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研究电影怎么从现实影像演变成蒙太奇，形成故事。最后这篇论文还得了一个A。
那是一个西方电影刚刚在中国开放的时代，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电影带来的快乐和思想的启蒙，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硅谷创业者联盟：我知道您毕业后去北京当了“北漂”，吴文光导演那部经典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记录了您和其他几个北漂艺术家的生活。那是一段怎样的时光？
张慈：毕业后我在《个旧文艺》编辑部工作了两年，很无聊，于是去了北京做北漂，当时我们叫“盲流”，现在可能要叫“屌丝”了（哈哈）。当时我住在北大东门一墙之隔的一个胡同，叫“新胡同4号”。天天去北大听课，未名湖边背英语单词，还去勺园那儿洗澡。1988年的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去美国了，吴文光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想拍几个镜头做纪念，就去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那借了摄相机。当时他就是直觉性地想拍一段，也没想好要做什么用。后来其他几个人也相继出国了。吴文光89年之后在举国沉闷中从北京回昆明，在昆明电视台小黑屋里剪了8个月，把拍我们的这些视频做成了《流浪北京》，他写信给我说剪辑我的片段剪了100多遍，再一听我说话都要吐了。后来这部纪录片在很多国家播放，比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美国。2013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放，在哈佛大学也放过。在巴黎地铁我曾经看到过《流浪北京》巨大的海报，贴在地铁的墙上，当时吓了我一跳，没想到这部片子在国外已经这么受欢迎。
硅谷创业者联盟：您是怎么开始自己拍纪录片电影的？
张慈：我其实从没想过要自己拍电影。2013年我回出生地云南哀牢山闭关写作，写到一半，接到我舅舅电话，说我妈妈自杀了，要我赶快过去。我赶紧下山，拦车坐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蒙自。我赶到妈妈所在的州医院，她在急救室抢救了三天终于被救活了。可是在恢复知觉之后她继续千方百计想自杀，每天要求我帮她死。我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有一天实在要崩溃了，给我的北京朋友文慧打电话，文慧竟然鼓励我把我妈妈拍下来。我就去公安局借了一个旧摄相机开始拍我母亲。一拍呢，我妈妈就不是我妈妈了，她就是一个被拍摄对象；而我也不再是我，我的眼睛变成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一个叙述者，我的观点也不重要了，被拍摄的对象自己会说话，就这样，我反而神奇地解脱了。我发现纪录片有三个特点，第一，可以用镜头捕捉和牢记自己的母亲，人类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第二，做为体制的受害者，小人物或普通人历史总被掩盖，而镜头可以将灰尘推开；第三，真实的影像即真实的历史，噩梦般的历史被演化为“光荣梦想”是不应该的，纪录片就是帮助人们寻找真相的尖锐工具！
后来我把这些拍摄素材整理成了《哀牢山的信仰》。这部片子2015年3月8号在斯坦福大学放映，观众席里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好莱坞制片人Lowell Blank，也就是我现在“幸运星电影公司”的合伙人；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生，她看完之后介绍给她母亲、一位女教授，后来教授单独观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她问我有何打算，我说需要 $25,000来重做色彩和声音，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故事非常重要，这部片子有社会价值，我愿意给你$25,000 。”就这样，在玛吉安卡达女士的赞助下，片子送到了旧金山一家后期制作公司，由美国的专业团队进行了技术处理。之后，《哀牢山的信仰》九月初 获得世界独立电影节的纪录片最佳家庭故事奖，后来在洛杉矶中美电影节获入围奖。
硅谷创业者联盟：您本来是个作家，怎么一下子就开始拍电影了，这中间有什么积累的过程么？
张慈：在我教养小孩的18年里，我整个的生活就是看电影。好片、烂片我都看，你知道么，再烂的垃圾片，只要你坚持看到底，肯定会看到一个让你难忘的镜头。到现在我已经看了将近四五千部电影了，Blockbuster倒闭之前我去找那里的工作人员把我看过的电影打印出来，总共1400多部。我还去图书馆借电影，Palo Alto三个图书馆，Los Alto两个图书馆，还有斯坦福图书馆，我都借过电影，尤其是纪录片，我统统看过。古典芭蕾片，现代舞片，旅游片，烹饪片，航海，中草药，宗教介绍，世界各地教堂，甚至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各种人类互残血腥的纪录片我都看了。附近大的小的电影院我经常去，除了Century 16、21, Redwood City的Fox theater, 还有Palo Alto Square的Cinearts剧院，Palo Alto down town 的 Stanford Theater, Aquarius, 旧金山的NPC, Castro Theater 剧院，等等，还有Menlo Park 一个小剧场。我90年搬到Palo Alto以后，斯坦福大学每年的电影节我没有一次错过，看了好多小众电影包括非洲和以色列的纪录片电影。我现在是硅谷电影协会会员，每个月要参与一次讨论。我觉得我可能对光影有瘾，就是爱看电影，这是一种爱。这么说吧，我宁肯不跟男人恋爱也要跟我的电影恋爱。
硅谷创业者联盟：很多人也看了大量电影，但是要说自己拍还是很难。您在拍摄技术上是怎么过关的？
张慈： 我对图像有一种直觉。我父亲就对图像很敏感，他可以从我女儿五千多张照片里挑出五张他想要的。这可能是一个基因，我对光、人物、色彩很敏感，这可能跟大量地拍照片也有关。我当时拍我的女儿成长的过程，从生下来的时刻就开始拍，拍完彩色拍黑白，一直拍到小女儿14岁，她不允许我拍为止。所以后来拿起摄像机我一点不觉得陌生，因为摄像机只是照相机的延续。
硅谷创业者联盟：所以说一切的一切回头来看，其实都是有铺垫的。
张慈：对。命运很有趣，2008年的时候我先生有个朋友RJ在foothill college 开课讲电影的照明和打光，学生报名人数不够，他打电话叫我带几个人去凑人头给他开课。本来就是开课的第一天去给他凑人数就行了，但是这个课我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去了，后来一直到2010年我上了foothill college大部分的电影课(video production programs)。RJ 教授的哥哥，David S. Ward 是好莱坞经典电影《骗局 Sting》的剧本作者，他获得1973 年的奥斯卡最佳剧本奖。RJ 他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早些混进好莱坞当然好！但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我不混好莱坞，我拍纪录片。拍纪录片，摄像机端稳了最重要。为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试过用肩膀顶，用手卡住，用大腿夹。有一次拍我母亲一个15分钟的长镜头，我一直踮着脚尖用大腿架住摄像机，后来腿疼了好多天。
硅谷创业者联盟：您现在的日常生活还是跟电影密不可分么？
张慈：周末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我醒来后我先生端过来一杯咖啡，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晚上你想看什么电影？我说想看刚上映的那部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 Bridge of Spies , 或者看印度导演拍的Steve Jobs史蒂夫．乔布斯。我先生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好的位置了，我晚上又要去做一个讲座，我先生就说：那我到时候去门口排队，如果能现场买到好一点的票，你接到我电话就迅速撤离讲座、火速赶过来好不好！我就说，好！哈哈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
听说过好莱坞男星 James Franco 吗？由于他相貌俊柔，疼爱他的中国广大观众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付兰兰”！他演过《蜘蛛侠》《127个小时》讽刺北朝鲜领袖金正恩的 《Interview》，最近上映的他制作和主演的《Yosemite》就是在我家拍的。电影的大多数镜头是在优胜美地，但男主角是一个9岁男孩，他的家取的景就是我家。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整个摄制组在我家住了几个星期。他也到过我家跟我女儿拍合影。这种跟电影人的亲密接触也使我对拍电影无所畏惧。
聊着聊着忘了时间，张慈要赶着去拍摄下一场活动了。临走，张慈说，现在中国出现的一批新生代导演让她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电影市场充满期待，一旦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中国电影市场将产生核爆炸，中国也必会成为最强大的电影大国，这其实才是她心中最大的电影梦想！
* 谨此感谢硅谷创业者联盟记者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