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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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鲁迅与乃弟周作人（周启明）两家及老母共同居住在北京市八道弯大宅院内，1923年兄弟决裂，当时周作人给乃兄一封绝交信，全文如下：
“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后，鲁迅被迫迁出，移居砖塔胡同。第二年6月，鲁迅回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据鲁迅日记和在场目击者讲述，周作人夫妻当众痛骂鲁迅，言辞“不堪入耳”。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砸向乃兄，鲁迅也向乃弟掷一陶瓦枕，还以颜色。
兄弟俩从此彻底决裂，不相往来。
有话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兄弟俩一个是文坛呼风唤雨人物，一个是北大著名教授，究因何种深仇大恨，大打出手，闹得如此斯文扫地呢？虽然兄弟俩后来对外都讳莫如深，但是，事情还是传播开来，出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传闻：一类说是双方因经济原因闹翻；另一类说法是鲁迅对弟媳的举止出格，这又有两种版本，一种是说鲁迅当初在日本时就对后来的弟媳有过意思，另一种说法是，鲁迅调戏过弟媳妇。
当时兄弟打架时在场的章廷谦后来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说鲁迅调戏她。
“朋友妻不可欺”——连普通小老百姓都懂得，更何况被调戏的是弟媳，作为文坛名人的鲁迅难道连这点最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
话越说越难听，甚至有鲁迅偷窥弟媳妇入浴之类的秽语。堂堂文人居然做出如此流氓行为，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了。
当事人之一的鲁迅终于在给一封给友人的信《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中，讲述了相关情况，作为对流言的解释和自辩。这封信大致可分这几段：
第一段是引子，中间说到“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 似乎暗含着事情的暧昧。
第二段内容，简单介绍了弟媳羽太信子当初作为女佣的低微的出身，说自己跟她仅仅是偶然遇到，点点头而已。否认了自己当初跟她有过任何亲密关系的传闻。
第三段内容，鲁迅讲住在一起时，弟媳羽太信子奢侈，花钱如流水，雇了好多仆人，且因对三弟周建人非常不满，进而对朱安不敬，对鲁迅冷遇闲言，行为近乎于悍妇。这就涉及羽太信子的个人品性了。
然而，根据另外两份资料，情况并不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羽太信子出身贫寒，当过女佣。鲁迅母亲说过：这个日本媳妇（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婆婆也相当孝敬，比如，婆婆患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婆婆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非常满意。信子对丈夫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后半生的表现，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周作人）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又，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三个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才让全家人用膳。1961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母语日本话），使周作人大为感动。
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在当上教授太太的那段时间里，就忽然大手大脚起来，后来，又能勤俭异常。另外，如果说她对周建人恨极，怎么可能去供他儿子的牌位呢。再说，如果她对朱安不恭，你鲁迅自己把朱安当人吗？会在乎吗？
而且，即使是那些奢侈和不恭，也不过是生活琐事，一旦分开居住，兄弟还是兄弟，要闹到一辈子决裂吗？
不妨看一下周作人的绝交信，信的开头是，“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表明周作人对事情是刚知道的，如果说是其妻挥霍浪费，雇佣了好多仆人，他不可能昨天才知道。往下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显然表明他受到了伤害和侮辱，其中“幸而尚能但受得起”这句话，更表明了这种伤害和侮辱是十分严重的。结合信开头的那句话“我昨天才知道”，表明这种侮辱不是直接施加于他本人的，唯一可能使他受到如此伤害的，只可能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侮辱。
信的最后是，“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后面的院子是女眷住的，他要求鲁迅不要再去，其含义已经十分明显。最后，又称“愿你安心，自重”，表明他认为鲁迅的行为很不自重和很不端了。
那么，这不自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外界的传闻是鲁迅似乎偷窥了弟媳洗澡。这就非常难听了。在中国，偷窥女人洗澡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行为，只有一些小流氓才干得出的下流事，一旦被人发现，必定会被揍得鼻青眼肿，封建社会时会扭送到县太爷那里，五十大板是逃不了的，即使改革开放的今天，送派出所至少也要拘留十五天。
鲁迅此信的第四段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然而，尽管在第三段，鲁迅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文字，到了这关键地方，他偏偏语焉不详了“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窥呢？鲁迅回避了正面回答，既没说“有”，也没说“没有”，含糊过去了。
尽管这段文字简略，但是，却是经过十分周密的思考的，水平之高，只有绍兴的刀笔吏才能写得出来。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假如，鲁迅承认有过这样的事，那无疑将声名狼藉，再也别想抬起头来了。
但是，如果他坚决否认呢，那就意味着其弟和弟媳造谣，万一他们不想背上这个黑锅，抬出人证来，那怎么办？一般来说，偷窥这种事，总是偷偷摸摸的，被偷窥者往往不能自知，倒是被第三者发觉，比如一些女佣等人偶然撞见。一旦这些证人出来作证，那不是更加麻烦？
毕竟自己老婆被人偷窥也是十分难堪的事，老弟能不说就不说，所以，只要自己保持低调，老弟也就不会再对外说什么，所以就来了句，“岂明不说，我也不答。”传递信息过去，双方达成默契。
当然，还得防一手的，万一对方真的捅出来怎么办，鲁迅先生毕竟是高手，又布下了一道防线：
“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
似乎是，日本女人被男人看到洗澡是无所谓的，没啥了不起的。日本男人看得，难道我就看不得？
可是，即使日本弟媳无所谓，中国人的弟弟周作人也会无所谓吗？那也没有关系“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是啊，中国人尽管对此很重视，也不至于将洗澡与贞节牌坊挂上钩，你发什么火？再说，我鲁迅素来是反对封建的吃人礼教的，贞节牌坊是要彻底砸烂的，更何况仅仅是洗澡呢？被人家看看有什么了不得？
可是，虽然当年日本有男女共浴的习惯。但是，男女共浴时，如果男人故意盯着女人看也要若麻烦的，更何况偷窥。据老人讲，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上海，一次，男子公共浴室里，忽然进来几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女人，吓得浴池里的中国男人纷纷从浴池里跳出来，落荒而逃。他们说，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人的羞耻心；二是害怕，谁分得清是故意看还不是故意看的？要是闹了误会，被抓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就是“巴格呀噜，死啦死啦的！”
所以，鲁迅无论是年青时在日本，还是后半生在虹口的日战区，共浴是可以的，偷窥还是不成的，除非他有内山完造这样的间谍后台出来撑腰。
他的辩解是不是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的味道呢？
各人自己从他这段文字里去分析吧。
附：
鲁迅的信件《关于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关系——偷看洗澡事件 》
这是飞花君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的过分。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应该说上几句。尽管，我也知道，即使是我说这样的事情，也是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的。中国人从来是排斥极端，却包容怪异。并且，我还要预先声明一下，我的说法里，是不包含香艳的画图和生猛的动作的，张资平先生的读者，王平陵先生的拥趸们恐怕要失望了。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她初次会面，唯一确定的是在日本。她家境贫苦，当时是一名学生宿舍的女佣。人很活泼勇敢，做事有时颇近于草率，但对中国人也真诚恭顺。于是我们大约就算认识了。也仅仅是认识了。我在记忆里，没有任何与她作思想交换的影子。我那时，无事可作，但也极忙。忙着读书，忙着作《新生》的杂志，忙着跟太炎先生学小学，忙着处理《域外小说集》，忙着和季莩畅游，和钱玄同陈师曾打闹，和曼殊对坐。即使和她见了面，也只是点一点头，含混的问候一声，竟或行同路人的相互走开。
后来，她和周岂明在一起了。
我回国了，因了母亲的催促。在绍兴师范接到岂明的信，他那时大约对法语颇有兴趣，愿意继续下去。但我告诉他：法语岂能换米肉？于是，他回来了，还有她。以后的日子，他们同居在老家，而我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日子无味但也去的飞快。接着，信子的妹妹芳子来了，一个怯生生的日本姑娘。她和三弟糊了糊涂的也成了一家人。
有一位千家驹先生，见***记有‘寄羽太家信’的字样，便判断我们的夫妻之实已经是铁定了。感之于情，会之于心，非夫妻之间的鸿雁传书，岂能称‘家信’？其实，信子这时已在周家，我是因为了总要出去作事，便代她投递她的家书，收信人是她哥哥。千先生的考据功夫一流，但用错了时代和对象，我非曹雪芹，家事不能算扑朔迷离，只要稍微用力，便可一辨真伪。
辛亥军兴，辫子扫地，一般年轻朋友得罪了金发，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无法在绍兴示范校长的位子上坐下去。遂应蔡先生邀，到教育部任职，由南京而北平，渐入颓唐之境，唯一心愿是全家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于是，回乡变卖家产，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岂明因我介绍去了北京大学作了国史编纂员，兄弟怡怡局面初成。
后面的事情就清楚多了。
世人皆知，新青年渐起，我之听将令，周岂明的暴得大名。但这几年，还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家事，我的家事固然是上不了二十四史，但于我却也费了不少心力。我于教育部，周岂明于北大，都是有高薪的。有的说法，认为岂明是教授，是名人，我是小吏，可能于经济上对岂明有所依靠。其实不是的，我当时的月薪是245元，稍高于他的200元教授工资。问题是总拖欠。民国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几次，弄得连经费也没了着落。欠薪便是常有的事情。那时教育部人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到了发薪的日子去打听发多少钱。尤其是想端午中秋左右。还好，欠薪总还有补上的一天。自然，后来大学也是欠薪的。
但信子芳子却还是一味的把钱花出去。疗养则西山，病则谒日医。最多时请了十一位工人。我用黄包车赚钱，赶不上用汽车花出去的速度。这个当时，我是有些看法，但也并未真的放在心里。对于她们这样的习惯，我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义愤填膺。岂明的孩子我也是爱的，谒日医甚至是我的主意。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的关系微妙起来。就是周建人。
建人没有留学，长在南方，在北京自然没有好事情作。芳子于绍兴时尚无所谓，但到了北京，就起了些变化。加上信子的说辞，俩姐妹对三先生渐有歧视的态度。这我是看得见的。建人有时很苦恼，进而觉得当时和芳子结婚是一个阴谋，辗转之余，几次说要去南方找个事情作。在我的帮助下，终于去了杭州作教员。然此公一走就渺无音信，于南方又娶妻生子，不亦乐乎。这样自然是惹恼了二位羽太夫人。
由开始对周三抱怨仇恨，到对朱安不敬，对我的冷遇闲言，多呈小女人心态。纵然，周氏兄弟被称为思想界权威，但在那个大院子里，最大的价值观，是由两个小女人主宰的。
此后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还不如你们清楚，她说了什么？周岂明为什么愤怒。岂明不说，我也不答。只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只是知道，外人的臆测大多以中国人的烈女形象揣测信子。但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没有觉得洗澡和贞节有关。她始终是一个小女人，守着丈夫，守着婆婆，害马大了肚子，她大惊小怪。岂明作了大官，她面呈得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