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给出了足以在中国司法史上遗臭万年的判决，法官声称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

此外，判决也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老人认为是彭宇撞了自己，那么她必须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提出的这一主张，而不是被起诉的“扶人者”证明自己没撞人。然而老人并未提出能够有效彭宇撞人的证据，理应被判处败诉，却最终胜诉。

2007年9月彭宇因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该案社会影响恶劣，二审判决前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因此不了了之，但做好事反被诬告却因为影响广泛而被人铭记在心，给社会上留下负面示范效应。自此，做好事需自证清白成了社会默契。

彭宇案之后，类似案件越来越多，江苏的张黄立案，天津的许云鹤案，西安的张衡案……单是维基百科列出的被媒体曝光并产生社会影响的案例就将近70起。在一项“如果遇到老人倒地，公众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的调查中，55.6%的参与者选择直接走开，仅有5.4%的人选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

2011年8月22日下午，天津，跌倒老太王秀芝声称被许云鹤撞倒。/视觉中国

“辩白”无济于事

在今天的社会，搞事情是最不受待见的一件事，尤其是涉及到公共伦理事件，出了麻烦就得有人擦屁股。承载辩白使命的大旗往往由具备一定话语权的舆论领袖统领，要么证明案件是事故而非碰瓷，要么说明公众并未冷漠或之所以冷漠完全合情合理。

此次河南驻马店二次碾压事故曝光之后先有微博大号以“事发道路并无红绿灯，行人上前救助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为名”为行人正名，后有拥有主动解释权的驻马店警方以“十多人打110、120”为路人辩护，却掩盖不了车并未停止、人并未搀扶的基本事实，遭到网友质疑强行辩解，不过是欲盖弥彰。

2016年10月13日，湖南株洲，一男子钻车底碰瓷称“不拿3000元，不出来”。/视觉中国

2012年时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的刘志伟公开为“彭宇案”站台，透露彭宇确实撞了人，就连彭宇本人也供认不讳。但其实，这也只是一家之词。刘志伟接受《瞭望》杂志的采访，是“彭宇认错”的唯一信源，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真相”的可靠性。

事实上，“彭宇案”二审阶段突然失声，直到2008年3月，江苏省最高法院院长答记者问时才透露，此案已通过调解，双方和解撤诉。2008年到2012年，所谓的“真相”整整迟到了五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外界并不知情。但即便这一事实是真的，法院依据“日常生活经验”做出的判决，依然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错误。

除此之外，一些案例根本无从申辩，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2011年10月24日，广东增城，伤心欲绝的小悦悦父母。/视觉中国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84.9%公众确实在扶不扶的问题上很纠结，不过这样的纠结在施救行为面前表现为精打细算。施救者和被救助者类似于市场的买卖双方，作为卖方，被救助者为施救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道德上满足的机会。加微信amz993，看更多内幕好文！

帮忙打个电话是低水平的出价，而正是由于价格低，相应的愿意提供帮扶帮助的人就较多。而被诬告风险代表着最极端的出价行为，施救者要承担的成本大大提升，也因此出价者越来越少。

 “彭宇”案在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形下强制帮扶者赔偿医药费的判决提高了施救者的救助成本，使得救助他人成为了一种高消费行为，有能力参与的人大大减少。随着彭宇案的示范效应不断蔓延，道德滑坡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