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罗厂南巷20号”，是韩模宁先生永远抹不掉的记忆。33年前，在这里，他前妻一家五口死于红卫兵的木棍，至今不知魂归何处。他们是：前妻黄炜班、前妻的外婆李秀蓉、妈妈陈玉润、弟弟黄瑞五和男佣等5人。

现已年近七十的韩模宁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早年曾生活于苏联国际儿童院，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李鹏委员长的校友，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科技参赞。其父母均在二十年代入党，父亲曾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任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母亲与向警予、蔡畅、帅孟奇是老战友，解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韩模宁现在的妻子邱钟惠，是著名的乒乓国手。笔者在采写另一篇文章时，韩模宁先生说他正准备打一场房产官司——“文革”中他前妻黄炜班家的房产被强占，至今没有完全收回。为了这场官司，韩模宁先生不得不讲述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世的黄家人也满足了笔者的要求，打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大红罗厂南巷20号，是黄家的私房院落，是5人惨死的发生地点。

大红罗厂这条胡同东西走向，长不过三四百米。坐落于北京西城西四的北面，林彪宅邸毛家湾的南面，程砚秋故居所在的报子胡同东面，国防部以及北大医院的西面。

而“南巷”是在大红罗厂中间朝南走向的一条小胡同。“20号”在南巷东侧的最南头。这是个收拾得颇为雅洁的二进院，是黄家外婆李秀蓉于1952年花一万余元购置的（看猛料加微信：laohane）。因为老人只有陈玉润这一个女儿，“文革”前她与女儿一家一直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也是一个热爱党、有觉悟的家庭，为了帮助社会缓解住房紧张的现象，他们认为自己住的比较宽裕，“文革”前几年，将东厢房的其中两间租给了海军某部的姜某一家。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破四旧”进入了疯狂阶段，死人的事不断发生，“红色恐怖”笼罩京城，但黄家还未感到威胁的来临，更未意识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因为尽管他们是有保姆有男佣有房产的“大户”，但从1952年住到这里以后的十来年里，始终安分守己，从不张狂，与街坊四邻相处很好；并且家里有党员有军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内心坦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还不至于造到自己头上。

然而，一件不经意的事，竟引来了杀身之祸。

8月26日，也就是黄家遭受血腥毒打的前两天，黄家的儿媳汪克宽从供职的东方歌舞团赶回家。她要找一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因为她们单位的红卫兵也在破“四旧”，她必须表现“积极”一些，完成“破四旧”的任务。她从家里找出了一些唱片、乐谱、香水和一条假珍珠链装在一个大书包里。不巧的是，汪克宽出门时正碰上租住她家的姜某的父亲，姜老头厉声叫住她，问书包里是什么，并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准转移财产。汪克宽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们单位红卫兵也在‘破四旧’，这些东西是准备交给单位红卫兵的。”汪克宽边作解释边返回院中，恰好碰上了姜老头上小学的孙女，她急忙叫住了小女孩，说：“小姜江，你看看阿姨包里的几样东西。”那个10多岁的小女孩往包里看了一眼，只是莫名其妙地“哦”了一声。她并不明白汪克宽这位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的阿姨做出此举的目的，汪克宽是想借这个孩子的口告诉她爷爷：包里并没有什么“财产”，以解除姜老头的怀疑。因要赶回单位，汪克宽乘姜老头不注意，还是于当天匆匆离开了家。

汪克宽196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在东方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其实她平时每天都回家住，只是因忙于给单位紧张的运动作记录，天天忙到很晚，也是为了表现积极，她这几天一直住在单位的宿舍。直到27日，她意外地接到丈夫黄瑞五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汪克宽丈夫黄瑞五的工作单位在靠近通县的管庄，当时是离北京市内较远的地方，他平时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但恰巧28日这天单位组织参观学大庆展览，为不误参观学习，黄瑞五在27日回到了家里。

黄瑞五问家里衣柜的钥匙是否在汪克宽手里。“是在我手里。什么事？”“他们（红卫兵）来了，柜子锁着，打不开不太好。你还记不记得我保存的子弹壳？”“记得，是步枪子弹壳。”“那你赶紧回家，把钥匙送回来。”前一天才离开家的汪克宽怎么也没有想到，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所谓她“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给了辖区派出所的片警罗××。罗××第二天（27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读的弟弟率红卫兵来抄黄家。

当汪克宽从位于和平里的东方歌舞团赶回家时，家里已经被抄得七零八落，全部物品都被封存起来，一家人也都被集中在她与黄瑞五平时住的屋里。她看到大姑姐黄炜班（韩模宁前妻）也在场时，不禁吃了一惊，因为黄炜班、韩模宁夫妇有住房，平时不住在这里。汪克宽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他们把我叫回来的，不能随便离开。”黄炜班无奈但又很坦然地回答着弟妹。原来，红卫兵来抄家的前一天，姜老头让小孙女把黄炜班从她的工作单位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叫了回来。之后红卫兵命令，黄家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凡是已进了院子的都不能擅自离开。

虽然红卫兵命令森严，但在黄家人集中的屋子里并没有红卫兵把守，看管得也并不是很严。汪克宽默默地扫视了一遍家人，将目光落在了丈夫黄瑞五的身上，似在对爱人说，又似在自言自语：“我在单位还有任务，走不开，我得回去。”“你回来了，走了就不好。”黄瑞五提醒妻子。“家里这种情况也没地方住，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吧。”说完，汪克宽匆匆离去。可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留给爱人和其他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天，在罗××带领下红卫兵继续抄家。黄瑞五把衣柜钥匙交给了他们，他们搜出了几粒子弹壳。这几粒子弹壳是黄瑞五小时候随父母在开滦煤矿居住时捡到的。那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战争过后，随处都有战斗的痕迹，收（Ji）几个子弹壳十分容易。黄瑞五也无法摆脱男孩子的天性，他捡到子弹壳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红卫兵命令黄瑞五交待子弹的来历，他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信他的“谎言”，首先对其进行抽打，血腥由此开始。

抽打“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转移对象，叫出了随黄家生活12年、当时三十几岁的独身男佣。男佣出身不好，派出所是掌握的。本来“文革”一开始，黄家就想把他辞退，但不巧他出了车祸，他们本想等他养好伤，再让他出门。而恰恰是男佣的出身给红卫兵们找到了借口，红卫兵的逻辑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变天”；现在又搜出了“子弹”，有“子弹”就必然有枪。红卫兵“顺理成章”地审问男佣。一个老实巴交的独身男人，到哪里去找枪，无情的皮带、木棍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黄瑞五和男佣都正直，内向，不会撒谎，不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在红卫兵的淫威下，也不可能保护自己，“负隅顽抗”的两个人被红卫兵打倒在地。黄家的三代女人黄炜班、陈玉润、李秀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倒地“呻吟”，她们的心在流血，但又无能为力，甚至连一滴眼泪都不敢掉！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给这三个女人扣上了“窝藏逃亡地主”的罪名。此时的红卫兵不知是打累了，还是想看看亲人打亲人是什么滋味，他们命令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话激怒了红卫兵：“不打你妈，我们就打你！”他们一边骂一边抽打黄炜班。

8月份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黄家人在烈日下惨遭红卫兵毒打，衣服打飞了，几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他们呻吟着要水喝，红卫兵倒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正是这一“要求”加速了死亡的到来。当天，黄炜班、黄瑞五和男佣相继停止了呼吸。两天以后，黄母陈玉润死去。陈玉润死前，曾给远在浙江部队的大女儿黄炜孟寄出一封只有6个字的短信：“我已无处可去。”可怜的是，信佛而常年吃素、视杀生为罪恶的李秀蓉老人，亲见外孙子、外孙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几天以后，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也受惊吓而死。

在场的黄家人幸免于这场劫难的只有黄瑞五和汪克宽的惟一幼子，年仅两岁。是黄家六十多岁的老保姆保全了黄家的这一骨肉。就在红卫兵疯狂毒打黄瑞五等人时，保姆一直抱着孩子跪在院子里，不敢抬头也不忍抬头，她虽然不断地变换姿势，但双眼从未离开过紧紧抱在怀中的孩子，生怕谁把孩子夺走。

终于轮到红卫兵审问她了，一句“下中农出身”的回答救了保姆，红卫兵让她站起来。乘解脱之机，保姆抱着孩子悄悄溜出家门，跑到东方歌舞团，把孩子交给了汪克宽，并诉说了家里的遭遇。

当汪克宽和黄炜班的丈夫韩模宁知道变故后，现场已经被红卫兵处理，他们连亲人的骨灰也没见到，更不用说遗体了。50年过去了，黄家尚在的人仍不知道屈死的亲人魂归何方！

黄炜孟接到“我已无处可去”的信后，感到莫名其妙，“父亲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母亲、姥姥也没有问题，弟弟黄瑞五没有问题，妹妹黄炜班更不会有问题”她宽慰着自己，但也隐隐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犹豫中没敢给家里回信。

黄炜孟的丈夫胡家俊和妻子在同一个部队，他背着妻子给岳母回了封信，意思是老人可以到他们那里住。信发出后，其实黄母已经命归黄泉，红卫兵将信截获，寄回了部队，胡家俊因“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了批判。

几天后，韩模宁给黄炜孟寄去一信，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一切。而他们也只能躲在门窗紧闭的家里暗自流泪，思念亲人。同时，还要把来信上交组织，以此表示与家庭“划清界限”。

在韩模宁给黄炜孟写信的同时，汪克宽因为原在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与家人同住，衣物等生活用品都不在身边，特别是2岁的儿子吵着要他的小暖瓶，不得不找到设在离家不远的小拐棒胡同的红卫兵办公室。几个红卫兵告诉她：“他们（指黄瑞五、黄炜班和男佣）都是反革命，有枪有子弹，都被我们用木棍打死了。”“他们既然是反革命，我支持革命行动。”面对稚气未脱还只能算是孩子且又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汪克宽只能违心地这样说。那一刻，她想的更多的是为了可怜的幼子，她还得活下去。

经过红卫兵的允许，汪克宽回家取衣物，又碰上姜老头，被告知去派出所迁户口。在派出所，片警罗××接待了她。因为罗××清楚抄黄家的全过程，汪克宽为了核实情况，问到：“我们家抄出的是什么枪？”“没那回事。”“红卫兵说几个人是他们打死的。”“没那回事。”这个让红卫兵头目即自己的弟弟带人来抄家、并打死几条人命的警察完全否定了红卫兵的话。

汪克宽进一步到北京市三十八中学核实情况。那里的红卫兵说：“大红罗厂一带本来不归我们管，因为有人来通知说有人在转移贵重物品，并且叫我们去，我们才去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的黄家，经过8月28日红卫兵的血洗，丢掉了5条人命，全部家当被抄。韩模宁找到片警罗××，想要回妻子黄炜班生前带的手表，那是朱德送给女儿朱敏、朱敏又转送给韩模宁的，此表对韩模宁的意义不同一般。但罗××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不久，黄家被从大红罗厂南巷彻底“扫地出门”。姜某一家由厢房搬进了宽敞的北房。后来由房管所安排，又搬进了4户人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黄家活着的人感到为亲人昭雪的机会到了。为核实情况，他们找到姜某所在的海军机关。有关人员接待他们说：“姜某得了一种病，已经丧失记忆，过去的事都忘光了。”他们又找到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针对追究凶手和指使人的责任说：“这是当时依照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现这种事。”他们给胡耀邦同志写过信，也找过中组部、侨联、北京市委，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对黄家的遭遇都很同情和重视，分别有过指示。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帅孟奇、章蕴都亲自过问。黄家死去的亲人当然都有了“结论”，但他们要的仅仅是一纸“结论”吗？

采访中，韩模宁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在身边的黄炜班的照片，久久地注视着；黄炜孟说起自己死去的亲人时，尽管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仍然禁不住泪流满面；汪克宽在丈夫黄瑞五死后的日子里，曾有两个月失去记忆，她常常梦中惊醒，此后身体一直不好，她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了一个小时。末了，她抱歉而又悲伤地说：“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从大量的事实中，黄家人始终认为，片警罗××是始作俑者，他是5人惨死的元凶。但他们不知道，在有生之年，历史还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亲人们的冤魂能不能得到安息？

陈玉润（上图前左一）曾就读于唐山的孔德女中，当过小学教员。随丈夫到北京后，没再工作。1966年8月28日被红卫兵殴打，于30日死亡。

黄国聪 陈玉润的丈夫。广东中山人，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英文，抗战期间任教于西南联大。后到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做英文翻译。1950年携全家定居北京。1965年病逝。

黄福麟 黄国聪和陈玉润的长子。1948年辅仁大学毕业后到香港谋事。每当想起亲人的惨死，他都夜不能寐。90年代迁居加拿大，尽管家人多次写信告诉他，国家已经改革开放，盼望他回来看看，可他仍然不回。“当我踏进大红罗厂南巷20号时，我会是什么心情！”

黄瑞五（上图后排）6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分配到建材部玻璃设计院。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视工作如生命，一心钻研业务。死时才三十几岁。

黄炜班（上图前排中）长女。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医附属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兼党支部书记。早在1950年上高中时，她就入了党。有一年她到京郊巡回医疗，把一位患重病的农妇接到父母家中，吃住好几天，再陪她到附属平安医院就医。农妇病好后感激涕零，黄炜班却认为自己有这个条件，此事实属太平常。在家人的记忆中，年年除夕她都在医院值班中度过，而让其他同事回家团聚。她留下了一对当时不满3岁和5岁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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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炜孟（上图前排右）次女。在北平的贝满女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大学。于1950年报名参加志愿军，结果被分到四川江津的防化兵学校。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深造，1957年学成后又回到防化兵学校。1966年，当她得知亲人们的噩耗时，强忍悲痛，不敢有丝毫流露。1976年和同在一个学校的丈夫一起转业回到北京。（作者：李相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题：《北京大红罗厂南巷20号骇人一幕──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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