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让人得自由”，这是一句跨越几千年的名言。燕京大学曾经以这句话为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你得首先明确意识到，什么是真理，然后你才有条件思考，什么是自由。只有在真理和自由的定义得到足够明确的辨析之后，服务的命题才会成为可能。这里的服务，既是服务上帝，也是服务人。

圣经关于真理和自由的表述，非常严谨而且稳定，“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让人得自由。”而关于什么是真理，耶稣实实在在地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在圣经秩序里，从来不存在半点歧义，不存在半点可以商榷的空间。耶稣就是真理。

由此，幸运的人们终于意识到一个认识论的重大秩序：人类必须首先相信真理，否则关于自由的命题，无从谈起。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真理一旦经过人类理性的过滤，就会变成谬误。这构成了对人性的绝对怀疑的观念秩序。这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状态。

如此，这样的辨析，终于构成了一种生命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稳稳地站立在这里，成为人性论和认识论的一个分析基准，并演化出四种生命的态势。

第一，承认这句话的合理性，坚信惟一真理的存在，并由此展开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与批评，确信人类永远处在一种错误的状态之中，进而形成一种开放式的纠错。

大概英国人、美国人是这个状态。

第二，承认这句话的合理性，但放弃终极真理的追问，由此抬高人类对真理的认知能力，确信人类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正确，甚至把人的认识能力确定为真理，形成理性的自负，进而遮蔽一种关于人性更新的可能性。只有在遭遇人性最大的挫败之后，人们才会转过头，开始重新思考真理的意义。

大概德国人、法国人是这个状态。

第三，不承认这句话的合理性，完全反对绝对真理的存在，反对将人的行为定义为谬误。因此他们相信领袖就是真理，革命家就是真理，人类只要通过一种革命式的努力，就可以拥有根据自己的理性确认真理，定义真理的能力。由此，所有人都匍伏在作为真理的领袖脚下。

大概朝鲜人是这个状态。赵国也残留着这方面的强大基因。

第四，不承认这句话的合理性，用多样性的思维方式，把真理的存在悬置，或者解释为多样性的真理秩序，同时也完全反对将人类的行为定义为谬误，并由此把人的行为定义为一种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是短期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诉求，人生以追求当下快感为惟一使命。

大概古往今来的赵国人都是这个状态。

有趣的是，如果认真观察四种人类的态势秩序，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一种态势符合完全意义上的真理秩序，只有在真理的意义基准条件下，人们关于自身改进、纠错和更新的不同，才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的明显的不同。

按照这样的辨析，第一种态势基本遵循了“真理让人得自由”的价值判断，拥有良好的纠错能力，而其他三种态势，都在不同的路径上，构成了人性对于真理的漠视与背叛。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正认识到了“因真理，得自由”的内在秩序的人们，只有四分之一，属于少数人。

这大概是克尔凯郭尔曾经描述过的局面，他说，真正拥有对真理的信心，得到真理救赎的人，极其稀少。要么毁灭，要么得救，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生命选择命题。天国的大门很窄，像一口针眼，而人的身体过于臃肿且庞大。若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若非变得像鸽子一样轻盈，你我都不可能进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