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四中這個激情發言的女紅衛兵，還有那個壓住王光美的頭，一副六親不認大義凜然的男性紅衛兵小將，今天這兩個家伙已經進入暮年，有沒有對當年自己的行為出來走幾步，反思反省鞠躬認罪或是継續大義凜然六親不認的堅持自己的正確？？？！！！

        都退休了，都埋黃土一半了，我只想說，TNND 劉大哥，有仇不報，是小人。

 呵呵😄

 ～魁省山寨

【北京厲史上的四月十日】

智擒王光美--井冈山兵团

1967/4/10，清华紅衛兵井冈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四十人，分赴三个战场，准备智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王光美的爱女刘萍萍，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战士们决定在其检查后，使其不能按时回家，再向王光美假报刘萍萍在归途中发生车祸，抓住王光美的 资产阶级母爱心理，诱其去医院，智擒之。

第二辆车将井冈山兵团的战士送到交通队，和某医院。在站点打响后，开赴交通队的战士将控制电话线，以防所谓“白区工作模范”的刘少奇闻伤讯后，打电话至交通队，询问情况。

某医院是这场战斗的中心战场，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也将在这里被擒。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萍萍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陆续地离校了。

在师大一附中的一个教室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几个战士正在与刘萍萍“座谈”。

屋里渐渐静下来，时钟的嘀嗒声听得清清楚楚，三名兵团战士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进入战斗！”一声响亮的号召顿时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时针指向18:10。

“喂！你是刘萍萍的家长吗？……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萍萍今晚5:40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喂！你是刘萍萍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呀！……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萍萍在和平门附近别汽车撞了。”……

二次电话，一次比一次紧急。智擒王光美的第一炮就这样打响了！

师大一附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坚守在××医院的井冈山兵团战士。此时该院的12台电话，在医院革命同志的协助下，已全部被兵团战士控制。我们的人员正在急诊室，等候着即将到来的“客人”。我们的便衣战士已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

出人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警卫员李同志，小姑娘是刘少奇之女刘婷婷，他们是来医院看望刘萍萍的。

“刚才萍萍送到医院了吗？”刘婷婷问。

“没有。”该院的护士回答。

“噢……”婷婷、军人若有所思。

转了一个身，军人马上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卫在电话机旁的我兵团战士果断地按了一下。

“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我兵团战士问。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

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他看起来，再争取年仅十四岁的婷婷。

“婷婷，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几经我们说服，她终于想通了，于是她拿起了话筒：

“妈妈，萍萍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王光美焦急得很，电话中听到了她的哭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我们的医生很快地接过了话筒，“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婷婷他们签？”王光美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再让婷婷帮忙。

“妈妈，妈妈”婷婷又说话了。但是“王光美已去了。”对方电话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

“准备战斗！”

20:00左右，“嘀嘀——”一辆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

“呀！刘少奇！”想都没敢想，富有“白区斗争工作经验”的刘少奇竟上了当。随后，王光美下来了。刘少奇眼皮红肿，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鼻涕。大概是因为爱女挨撞，抱头痛哭所致吧！

“萍萍在哪儿？”刘少奇劈头就问。

“你们受骗了！”那位军人及随着而来的刘允真（刘少奇之子），还有一位婷婷称之为叔叔的，长得很象刘少奇的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他们要揪王光美！”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

这时王光美已经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付可怜相：“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带着愤怒和恐慌的心情掉头灰溜溜地滚了。

王光美自知难逃，象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长凳上，左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镇静，……”不知是求饶还是耍滑头，然而她内心的恐惧完全暴露出来了。

“跟我们去清华！”

王光美走了几步，一屁股坐到沾满泥土的楼梯上：“咱们谈判，谈判……请坐。”她用手指着楼梯，让我们也去坐。

“你去不去清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真滑头，死赖着不肯走。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看着这位“夫人”的滑稽表演。

王光美在清华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要赖，愈是激怒了我们井冈山人的愤怒。

毛主席教育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于是乎，战士们一面保护她，一面要她快走，在其他在场革命同志的协助下，终于将王光美送上了吉普车。

……

22:00左右，王扒手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穿着她自己厚着脸皮与我们同学换来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中，开始向全校革命师生还账。

图：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王脖子上挂着乒乓球做的“珍珠”项链。

轉帖下面非常有代表性當下號稱草民的狂犬：

“要说再来一次文革没有群众基础都是扯淡。看看多来劲啊，什么国家主席正国级领导照样干，什么彭德怀林彪那样的军头照样干，砸烂公检法，省市政府一边凉快去，我们革命小将全拿下全镇住！

那些什麼「冯小刚，张艺谋等軟蛋坏種」他们怕文革，我们穷的叮当响的屁民怕个屁呀，先打烂他們的狗頭，打烂一个旧世界再说。”

再次：

““邪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们绝不能要那些“封建道德或者资产阶级人性”那些是“邪恶的思想控制”

是软弱的，是无用的“纸老虎”

因为我们都是代表“最广大弱势群体”的“强大的进步的正确的精英”

更不能做扬善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呵呵

看“正确的精英”之间互相撕咬吞噬也确实很有意思。”

我一點都不懷疑這樣的真實想法，而且還是占大多數的人民群眾。（不需抬槓，自己去數數人頭吧。）

聽一聽一個52年出生的紅衛兵，當年親眼目睹批斗王光美大會現場，接受訪問，回憶文革及自已這代人的经歷..。

受訪人簡介：董繼勤，男，北京市西城區人，1952年出身於工人家庭。文革期間就讀於北京市某小學。1969年8月，初中畢業後，下放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十三團農場（文革前叫854農場）勞動，1975年返回北京，後來當了教師。他採訪中談到了當時階級鬥爭的灌輸對知青的影響，觀看王光美等政治名人、自己的同學挨批鬥的親歷，以及上山下鄉從投入到「困退」。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並經過受訪者的確認。

問：請談一談您的家庭背景。

答：1949年以後，父親因為在房管局工作，因此被劃為工人。其實我的爺爺在1949年以前是一位企業主，他在瀋陽辦了很多工廠，最大的一家工廠是染布廠，而且，他還在河北置辦了土地，在北京城區購買了房子。不過，等到1949年，爺爺已不再做企業了，因此，當共產黨劃成分時，父親並沒有受到爺爺的影響。爺爺在1960年去世。

正因為1949年前爺爺做過工廠，因此，在文革期間，我們家雖然是工人家庭，但還是被紅衛兵抄了家。據父親講，爺爺留下來的一些遺產都被抄走了，金子、銀子、現大洋，還有古書、字畫，等等，凡是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被紅衛兵一掃而光。

問：請談一談您在文革期間的個人經歷，以及您的所見所聞。

答：文革初期，我參加了一次對王光美的批鬥會，批鬥地點設在清華大學的主教學樓前面的廣場。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自發地跑過去參加批鬥，那裡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

我看見王光美穿着一身藍色旗袍，脖子上掛着一串用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站在桌子上，而在主席台邊上，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等人胸前掛着一塊牌子，跪在地上，這叫「陪斗」。由一些高年級的學生主持批鬥會，主要是做政治演講，喊政治口號。

那次批鬥會是上午開始的，一共進行了四個小時左右，中間還有一個細節，王光美把項鏈摘下來，扔到地上，又被紅衛兵撿起來，重新給她掛上。那時我的年紀小，只是場下的觀眾，但是大家喊口號時，我也大聲跟着喊，主要是「打倒劉少奇」、「打倒王光美」之類的。

不過，當時我的心裡卻有一個古怪的念頭，心想哪怕是開這樣的批鬥會，也是不公平的，共產主義不是追求人人平等嗎？憑什麼下面那些人就必須跪着，而王光美就可以站着挨批鬥，難道僅僅因為她是劉少奇的老婆，就有權力不用下跪？因此，她也應該和其他人一樣跪着挨批鬥，應該一視同仁，不應該有高低貴賤之分。那時候，根本沒有「合法」和「不合法」、「人權」的觀念，學校根本就沒有教授過這些東西。

還有一個場面印像是比較深刻的，等到批鬥會散場以後，廣場出口處聚了很多被人丟掉的鞋子，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太多，許多人的鞋子都擠掉了，就堆在那個地方。

等到文革一來，所有的學校就不用上課了，每個學校都在忙着開批鬥會，我上三年級時的班主任，是位女性，姓李，她可能是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被人​​剃了光頭，罰她在校園裡掃地。我遇見她時不敢像平時一樣跟她打招呼，她也不敢和我們這些學生說話。她是出於恐懼，而我們，實際上和她打招呼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人管這些事，整個校園裡都是亂糟糟的。但在那樣的環境下，我還是不敢輕易靠近她們，一是我沒有分辨能力，分不清這些挨批鬥的老師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是「黑」還是「白」；還有，也確實害怕被別人發現，被舉報，給自己惹來麻煩。

1968年，我上了初中，當時是就近上學的原則，我被分配到北京女十中，這所學校就在我家附近，文革期間改名叫157中學。我們班的班主任，姓呂，他是教我們英語的。我們班的同學還把他拉到教室裡進行批鬥，要他交待歷史問題。原來，在1949年以前，他在電報局工作，會英語，後來還開過一個肥皂廠，並且找了一位美國人的養女結婚了，因為這些原因，他的個人經歷（「歷史問題」）就變得複雜、不清不楚了。

實際上，這些事情在學校裡都是公開的消息，不是秘密，但是同學們並不清楚，於是就逼他再交待一遍，開批鬥會時，全班四十多個學生都參與了。不過，這只是在班裡面進行的小規模的批鬥會，也沒有發生暴力的場面。這時，已經是1968年，文革時期最瘋狂的那段日子已經過去了。

還有一位同學也挨了批鬥，這位同學有一個外號，叫「小地主」，他的遭遇比班主任就要慘多了。有一次，有同學在他的座位下發現了一塊木板，木板上用粉筆字寫着「王八毛」，於是，被同學們舉報他是在「罵毛主席」。這還了得，當場就被同學們擰着胳膊，摁在地板上，跪着，這叫「坐噴氣式」，文革中經常使用的一種酷刑。

「小地主」努力為自己辯解，原來他有一隻鴿子，被賣掉了，賣了八毛錢，有同學問他賣了多少錢，他就在這塊木板寫上「八毛」。而那個「王」字是開始寫的，我忘記這個「王」字是他自己寫上去的，還是木板上本來就有的，但是，這三個字拼在一起，就是「王八毛」。那些參與批鬥的同學哪裡肯聽他的辯解，上來就對他拳打腳踢，「罵毛主席」，這當時是一樁十惡不赦的罪行。

總的來說，文革期間的學校教育根本就學不到什麼東西，有老師，但是沒有教材，平時上課就是語文、數學、英語這三門課程。語文，主要是唱「樣板戲」，還有學習「毛語錄」，可能還學了些別的東西，但現在都忘掉了，印象深刻的只有樣板戲裡楊子榮智取威虎山那一段了。

至於英語，教的也是「毛語錄」，現在記得最深的是那句「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英文對白，因為教的次數太多，所以這一句英文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

在當時，不管是學生，還是大人，毛澤東的「語錄本」是人們必須隨身攜帶的。如果遇到什麼麻煩，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紅書」，背誦一段「毛語錄」，就可能可以避禍，但如果不攜帶，就有可能招致麻煩，特別是那些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如果老師在挨批鬥時，沒有隨身帶「小紅書」，那就會很倒霉，光憑這一點，學生們就可以無休止地上綱上線，批鬥他。

相比起「老三屆」，我們這些「69屆」算是沒有受過教育，但畢竟我們還是受到完整的小學教育，而我們下​​面的人，70、71屆的，就連小學都只讀到五年級、四年級就被文革中斷了，他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更倒霉，文革一來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了，緊接着又是「上山下鄉」運動，等到多年以後再返城，此時差不多就過了重新上學的年齡階段，整個青少年生涯就這樣白白浪費、虛度了。

問：文革前洗腦式的政治教育，比如毛澤東的神化、階級鬥爭的灌輸，對你後來於文革期間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的形成有哪些影響？

答：從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同學們就在這樣一種政治教育體制的引導下來認識世界，而且，這種政治教育貫穿在整個教材和老師們的日常教學之中。我還記得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位14歲的小孩，叫劉文學，有一天，他發現一個地主在偷集體的海椒。於是，他英勇地和這個地主搏鬥。最後，劉文學被地主活活掐死。通過這個故事，來教育學生們對階級鬥爭的殘酷和複雜性的認識，後來，這位小孩被評為「少年英雄」，成為同學們學習的榜樣，這是1959年發生的事情，我們都深受其影響。

1969年，等到我們這些學生下放到黑龍江勞動期間，有一位知青，為了表現自己，還效仿了劉文學的事迹，在半夜裡虛構（策劃）了一個救火場景。當時，我們所在的農場附近有一條小河，河邊堆積了很多麥秸垛，一堆一堆的碼着，東北人通常在麥子收割以後，把麥秸就地堆積起來，供冬天取暖用。他呢，就在半夜放火，又自己到附近的小河裡取水把火澆滅。後來，他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有壞人縱火，他跟壞人搏鬥，把壞人打跑之後，把火給滅了。在當時，所謂的「壞人」，並不是指那些道德敗壞或品行不端的人，而是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是指那些「亡我之心不死」、「蓄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

這位工人比我大兩三歲，後來確實受到了農場的表揚。不過，時間一長，大家就知道這是假的，但是，時間一長，大家也不會去刨根問底，計較這些東西，因為當時像這種弄虛作假、樹假典型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大家都見怪不怪了。

這是學校的教育，而在家裡，父母也是充滿恐懼的，根本不敢去談論政治，凡是涉及政治方面的事情，就會對我們說，要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學校老師的話，要奉公守法，等等。那時，從上到下，整個社會沒有人敢說半句毛澤東的壞話，沒有人敢批評共產黨。久而久之，對於共產黨、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就在同學們的心目中潛移默化地養成了，我們都真誠地相信共產黨、毛主席是從來不犯錯誤的。

而且，即便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人們也並不覺得日子過得有多麼糟糕，哪怕是飢餓，也只是個人的感受，但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比如說，1960年，我們家同樣也遭受到飢餓的折磨，我們靠撿白菜疙瘩，買些豆腐渣、麥芙子，挖野菜，靠這些東西來充饑。周圍很多人都患上了營養不良的病症，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浮腫，腿部的肌肉一摁一個坑，很久都不能復原，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病。即便如此，我們也並不覺得這裡面有什麼問題，報紙和電台裡天天都在講「社會主義好」、「大躍進好」、「三面紅旗好」，沒有真相，沒有真實的信息，整個社會都是封閉的，沒有對比。後來，有農村的親戚告訴我們當時農村餓死了好多人，我還覺得非常奇怪，怎麼可能？

問：請談一談您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活經歷。

答：1969年8月，初中一畢業，我就分配到黑龍江三十三建設兵團農場。我們學校一共去了兩百人左右，其他同學，有的去了內蒙，還有同學去了農村插隊，還有的同學因為家庭出身有問題，直接被轟回到農村老家去了。

我被分配到農場修配廠的煅造班，主要是修理拖拉機、農具等農業機械。我們過的是一種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吃的是大食堂，廠裡的食堂主要就是供應我們這班下放的知青，堂食也是由知青來掌廚。那時，我們每個月的工資是32塊錢，其中要扣掉12塊2毛，這是專門用來支付伙食費的，一天的伙食費是4毛錢。食物是非常糟糕的，主食是饅頭，有時，也會有米飯，但次數極少，因為當時全國普遍缺糧食。

在農場，同樣也要進行集體學習，學毛澤東語錄，每天吃完早飯，上班之前，有半個小時的學習時間，這是每個班組統一組織的，每個班都要朗讀、背誦毛澤東的語錄，讀完以後，每個人還要談心得，談體會。那時，我們確實是非常虔誠地相信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真的是發自內心的崇拜，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們之所以被扔在這些遠離家人的地方，其實是政府在甩包袱，把我們這些年輕人從城市趕到農村、趕到邊遠地區，目的只是為了緩解城市青年的就業壓力，沒有人有能力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現實問題。

雖然，我們過得是一種熱鬧的集體生活，但是，也並不是每天就因此過得很充實，精神上有多麼地飽滿，實際上，每天都是渾渾噩噩地、機械地過，因為每一天的工作、學習、生活、時間都是固定的，沒有個人的希望、盼望，一開始還感覺特別新鮮，但日子一久，就枯燥乏味了，這種生活有點像現在監獄裡面的服刑犯人過的日子，沒有太大的區別，到後來，連集體學習也變成一種儀式，大家都只是走個過場了。

1969年，我們一開始去東北時，當時的人們真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毛還有一個專門針對知青上山下運動的指示，我們都做好準備在各自的知青點工作一輩子。但過了一段時間，兩三年以後，一些有幹部家庭背景、軍隊家庭背景的知青，就藉機會離開農場，當兵去了。後來，又有一些有家庭背景的知青返城上大學，當時，在知青中有一個上工農兵大學的運動。因為有這樣的示範，慢慢地，大家就都開始真正考慮到自己的將來，有的知青就想辦法轉到距離北京​​近一些的農村去插隊。再後來，又有一些人辦了「家庭困退」，所謂的「家庭困退」，就是家裡有實際困難的，比如，父母身體不好，又是獨生子女的，就以這個名義退回到北京。後來，又有了「病退」，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在工作時遭到傷殘的知青，就用這個名義退回到北京。到了這個時候，最早的那種革命激情，就已經完全退化了，大家表面上還在一本正經地學習毛澤東語錄，學習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但私下裡大家都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回到北京，到1975年，我也辦了「病退」，返回到了北京，因為我有高血壓。

問：您如何評價您所經歷的毛澤東時代，在您心目中，毛澤東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

答：毛澤東時代，和今天的北韓差不多，那時，每個人都窮，每個人都沒有文化，沒有見識，特別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吃不飽飯，因為一切生活資料都掌握在集體，你要是想有飯吃，想要有工作，你就必須聽黨的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因此，人們必須老老實實地聽話、做人，並且，給你幾口飯你就吃幾口，不給你吃你也不能有意見，一旦你有不滿的情緒，馬上就會有一根棍子伸過來，把你打趴下。

特別讓人難受、恐懼的是，那時的思想和社會控制是非常嚴密的，人們都不敢亂說亂動，我們每天都要背毛澤東語錄，天天面對毛澤東的政治畫像彙報思想，而且，每個人都相互監視，在黨面前，每個人都是赤條條的，沒有任何個人私隱，稍有逾越，就立刻會遭到懲罰。在農場，有一位同學，有一次踢門進房間，屋裡的人就質問他，進屋為什麼要踢門。他頭腦一發熱，順口就回了一句，說江青我都敢踢，踢個門算什麼。就這麼一句話，他被送去勞改農場。這位同學我認識，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採訪人：馬蕭，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從事政治寫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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