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一位來自挪威的社會學家近日出書形容中國體制為＂完美的獨裁＂，稱其意識形態令人民自覺控制自己的所思、所想、所為，在全球來說是獨一無二。这位学者就是斯坦 · 林根 Stein Ringer. 

我个人反对某些偏激思维方式，反对逢中必反，逢共必骂狭隘心态，一个社会生态环境中，出现一些丑恶的社会悲剧事件 ，并不能完全单一归结于执政当局，某个党派..。但是对如何建设国家，让人民更加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生活，国家应奉行何种制度体制，推行何种建设政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力，也有义务积极参与讨论和探索思考的天赋权力。一个正常和谐自信的社会，应该容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角度观察视点，让人民有思考的权利，有一个允许批评声音存在的包容宽松环境。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認為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存在根本性誤解，錯誤解讀成一個專制政府的有效管治策略，而忽略了中國體制的黑暗面。

他認為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又成為「核心」，顯示中國再次逐步邁向如毛澤東般的一人治國，並有意進一步推崇國內的民族主義、大國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對台灣、以至區內局勢帶來威脅。

斯坦.林根創建新字＂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去形容中國如何能夠以意識形態，令人民自發自我控制、自我審查。

完美的獨裁？

牛津大學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系榮譽教授斯坦.林根接受BBC中文網專訪，介紹他的新書《完美的獨裁：21世紀下的中國》。

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完美的獨裁政府，用專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國的體制是太過溫和，所以創建了一個新字──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

＂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應該去中國學習，因為沒有國家比中國做得更好。＂他憶述起與朋友聊天時的對話。

在管控專制下，人民不需要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而是由人民自發地自我控制、自我審查，不會去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這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中國「沒有那麼獨裁」

但事實上一旦有反對聲音，或是認為對政權有所影響，他們都能有效實施管控和鎮壓的措施。

而中國亦有自己一套的管控，去監視近乎所有人民。

中國投放大量資源在實質的監控部門，例如約有200萬人專門監視互聯網。

另一方面，在宣傳(Propaganda)上亦做得十分成功，透過控制歷史、控制輿論，由上而下令人民無時無刻都接受其灌輸的意識形態。

他認為近年中國的意識形態，都傾向鼓吹民族主義、大國主義，在民間產生共鳴來增加自己的認受性。

＂但意識形態是十分危險的。＂斯坦.林根說：＂意識形態可以強大到，連領導人都會成為這種意識形態的俘虜，受到意識形態牽制，推行激進政策。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有一個強勢的領導人，對百姓來說，是十分具吸引力。＂

「習核心」

而習近平近日確立了「習核心」的地位引發外界惴測之際，新華社日前發表習近平在六中全會就《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凖則》作出的說明，提到要繼承1980年制定的《凖則》。

習近平稱，1980年的凖則是總結文化大革命後的慘痛教訓而制定，認為這些原則和規定，今天依然適用，包括＂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接受黨與群眾和監督, 不准搞特權＂等等。

而現在，習近平認為黨內出現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當年尚未遇到，所以要有一套新凖則，包括加強規範黨內高級幹部，中央領導層組成人員必須以身作則，做到永不叛黨。

但分析認為，即使＂堅持集體領導＂也不削弱＂習核心＂的代表性。

斯坦.林根表示，這反映這顯示中國由邁向一人治國，即使他推出對社會不利的政策，也無人能夠阻止。

他把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指習近平採取了不少毛澤東的管治方式、訴諸群眾，並要求所有人要服從＂核心＂。

被問到有否文革的影子，斯坦.林根表示：＂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仍然可以發生。＂雖然中國在文革、八九都經歷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平民卻對這些真實的歷史,沒有足夠的認知。

斯坦.林根把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認為＂習核心＂是顯示中國邁向一人治國。                                                                                               威脅安全？

斯坦.林根認為，如果大陸執意鼓吹民族主義、大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台灣將會是首當其衝，大陸將不會再以務實態度對待台灣，以經濟、人民交流促進兩岸和平的方法或不復再。

而香港的情況更簡單，＂50年不變＂的承諾結束後，內地再沒有任何協議要跟隨，香港將會是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

斯坦.林根憂慮，中國威脅區內安全形勢，對於近期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頻頻對中國示好，他認為是這些國家屈服於中國所能提供的經濟利益，對此表示失望，認為區內國家應該合力對抗中國的挑釁。

斯坦.林根在書中不點名感謝提供協助的中國朋友，笑言可能有些人會認為他出書批判中國是背叛了他們。

斯坦.林根的新書將會由台灣出版社翻譯成中文版。

出書前，這位挪威社會學家曾經到訪中國多個城市，四處演講和擔任客席教授。

親身接觸中國後，他認為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存在根本性誤解，錯誤解讀成一個專制政府的有效管治策略，而忽略中國體制其實＂比黑暗更黑暗＂。

他為了出書，曾與中國國內多人緊密聯繫，搜集所需資料、數據，但從沒向他們披露過，自己會怎麼去解讀這些數據。

書中，他不點名多謝中國的合作伙伴，笑言或許有些中國朋友，會覺得他出書批判中國，是背叛了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如何解讀我的書，但我預料我不會再到訪中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