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　袖断　袖　

·彭小明·

　　在同济大学出国德语培训班，我的德文会话能力不好。倒不是发音不准，而是听力太差。我无法适应德文的句型，很难把句子腹部的宾语跟句子末尾的动词合起来理解。语法测验我总是满分，听力测验几乎不及格。上完听力课，是午饭时间。我总是心里烦闷，不愿意跟同班的学员和老师一起吃饭。宁可到普通大学生的大食堂去吃饭。不巧，这位德语老师也到这里来吃饭，他主动坐到我的对面，好象知道我的烦闷。“我们不讲德语。其实我更爱讲中国话。”他的汉语说得太好了。简直听不出是外国人。好象是一个北方的小伙子，略带一点儿东北口音。“我来到中国头一年就在吉林大学。到上海来教德文，纯粹是客串。我的兴趣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这句话立刻撩起了我的心病，我的兴趣原本也在文史，甚至痴心喜欢书法和篆刻。可是被运动和文革折腾了半辈子的父母和长辈们异口同声反对我考文科，终于进了机器制造专业。开始了另一种“金石”的生涯。如今快要出国进修了，梦里还常把金相图和光谱屏幕想象成浓墨重彩的写意山水画幅。

　　他是追求东方文化的雅趣来中国的。他的名字叫Ｓｃｈｉｅｌｄ　Ｓｔｅｉｎ．汉名竟是石亭松。这姓名起得如此道骨仙风，令人仿佛看见一片松竹山崖，亭台鹤影，又仿佛听见苏东坡的《松风亭记》。“不要叫我老师，叫亭松就蛮好了。”他当时正在重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我告诉他上海话里面古代入声韵尾依然存在。他立刻对上海话发生了好感。他感慨地说：“没有人说出到底为什么洛阳的‘洛’字和严格的‘格’字部首相同，发音不同。汉代〈方言〉的作者为什么仍要写作扬雄，不作杨雄？其实王力已经认为应该是姓杨。或许中国人觉得写作‘扬雄’更富有诗趣？”他的问诘恐怕不是一般理工科学生足以应对的。我觉得跟他很谈得来。他告诉我，德语文句，口语中有时“破框”，常常是自然的表露，句尾动词已经给出，修饰语再作补充，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他，“风雨大作”的作和“洗手作羹汤”的作不同在于，前者是兴起，后者是则是普通的劳作。下课以后，他常来找我。去游泳，还在五角场镇上上过一次小馆子。一个妇人乞丐伸手讨钱，他竟一次给了她两块钱。

　　德文班结束了。我到了德国。当时分手时他给过我一个地址。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没有收到回信。转眼一年过去了。留学生活新鲜而又紧张。德方专业协会安排我们作一次周末旅游。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大概都只知道两个德国人，一个希特勒，一个马克思。于是我们被安排去特里尔。大客车直接开往马克思故居。不远处拐角上就是一家性商店，霓虹灯照着香艳的丰乳肥臀，一闪一闪，Ｍａｒｘ　和　Ｓｅｘ　近在咫尺，给我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进入博物馆，我不想费神去听懂解说员的说辞，因为我觉得仿佛这里的一切我都似曾相识。马克思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拉法格的马克思回忆录，都是一代青少年必修的课外读物。老马的生卒年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间，谢谢。我想了解的是马克思在今天的意义。一看到那张依然挂着的《华国锋游览特里尔》水墨人物画，人人都露出调侃的笑容，就知道这里不会有我需要的信息。我翻开出口处的留言簿，看看那些胆儿大的中国人在上面写些什么冒犯的词句，才多少感到不虚此行。匆匆走出老马故居，我在特里尔的大街上倘佯。忽然我发现对面有个熟悉的面孔，高大的个子，深凹的眼睛。他是石亭松。我叫了一声：“亭松！”他也看见我了。还是那淳厚的东北口音。“真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你。”他现在在萨尔布吕肯一家法国公司做翻译。那里需要法文、德文和中文。今天他是顺便来特里尔度假的。天下真小。

　　他成了我真正的导游。用中国话解释所有的名胜。黑城门，当年的修道院，大教堂，巴洛克式的花园。罗马人当年的角斗场和贵族浴池。直到我们的大客车要返回科隆了，他才把我送上车。我从车窗里探头问他在萨尔布吕肯的地址，他说了Ａｌｌｅｂ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ｅ．１　，又加一句，你记住，“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就行啦。车上的中国人都听见了他的话。大家都忍不住赞叹，小伙子的中国话讲得实在太棒了。

　　过了一个月，他刚好要到波恩来办事。抽空来到我的宿舍。我们坐在小房间里天南地北地神聊。我说的是出国的感受。例如，在中国最威严神圣的马克思，其故居竟跟最下流无聊的色情小铺遥遥相望。这种“和平共处”在中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我还问他，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离我的宿舍不远就是本地同性恋者的俱乐部。“你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发现他完全没有表情。沉吟了片刻。他才反问我：“你听说过吗？”我听说过。岂但听说，我还见过。那年我分到农场工作。连队里的一个同事忽然被逮捕了。他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同政见，不至于参加什么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了监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鸡奸犯罪。亭松望着我出神。那时候我是连队的宣传干事，是连长的“秘书”。那小子在预审室里的口供和认罪书我都看了一遍。后来他被保释出来了。我悄悄地问过他，他说，他们的同道，互相会认得出来……“除了这些小百姓，其他的同性恋传说在中国还有吗？有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听说，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就是。京剧戏班里面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张欣辛的《北京人－－－１００个故事》里就有含蓄的描述。但是无论城乡，人们都把这件男人们的事情当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建立俱乐部。这就是民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吧。接着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关押过两年。他在监狱里也结识过一位难友，此公不是政治犯，而是一名同性恋罪犯。他在狱中非常照顾我父亲。他常常代替父亲去抬粪桶，有时还把自己的口粮分一点给我父亲。因此我从心底里也同情他，也对同性恋问题感到好奇。“后来这位朋友怎么样了？”他后来也出狱了。我父亲被平反之后，去看望过他。他结婚了，还有了孩子。亭松一直沉默着。听到这里忍不住摇头。“你也接触过这样的人吗？”他抬起头，看了我几乎一分钟，然后冷静地对我说：“或许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我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苦笑了一声。“你说得真诚，我也不瞒你。”

　　“那是我上中学以后，我逐渐发现，我跟别人不同。我对女性不感到吸引力。反而对男孩子感兴趣。我暗中喜欢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肤色比较黑，有点象亚洲人。我觉得他很美。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类型就是所谓“东亚浅黑型”。我也很喜欢你。因为你是真正的东亚浅黑型。我喜欢跟你谈话。当你刚才开始跟我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心跳荡得厉害，因为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就是通过这样的试探，来寻找同志的。我多么希望，你也是……直到后来从你的话中听出来，你不是。可是我感到你没有歧视心理，或者说，比平常人少一些。所以我向你坦率地承认。人们对同性恋有许多鄙视的看法，你的想法已经属于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了。

　　我开始学中文完全是偶然的。我住在汉堡。我的姨父在英国工作，他的业余爱好，是学一点中文。他常回来度假，我跟着他开始认“人、手、口、刀、牛、羊”。他发现我的语言天赋比他强得多，很快他就不能再教我，而是我教他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后来我从英文书中看到，中国有一本小说叫作《品花宝鉴》。同性恋被描写得非常风雅，充满了诗情和雅趣。从此我学习中文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一种期待，一种陶醉。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那时的中国同性恋人可以自由地行乐，并且相当真实、优美地记叙了他们的性生活。

　　十七岁以后，我知道就在我们的汉堡，有一家同性恋游乐场。那是一座庞大无比的地下宫殿。买票踏进拱门，立刻进入了完全的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不再感到自己是异类，大家都是Ｋａｍｅｒａｄｅ同道。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自由地交接朋友，聊天，游戏，唱歌，表演。有的人特地穿上自己最招摇的衣衫，显示那斑驳的色彩，凸显他独特的姿态。电影场里放映着同性恋人物的电影。影片的导演和演员多半都是同性恋者。有的影片的艺术趣味非常高雅，也有普通的成人电影，然而过分的暴露无遗，也就失去了含蓄的美。在这里我们感到有一种志同道合的知己之感。只因区别于常人，于是就更容易相互接近。这里有最高雅的咖啡厅，茶客们坐而论道，经天纬地，也有隐秘的芙蓉城，好友们耳鬓厮磨，细语叮咛。”

　　“恕我直言。我无法体验你们同性之间的那种爱情。”他大概听惯了这种评语，但是肯定我决不带有恶意。“我也读过许多异性相爱的爱情故事。我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故事。因此我也能够非常准确地翻译我们之间产生的爱与情，译成你们异性恋者的语言。”

　　在游乐场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队伍里拥有许多世界上有名的画家、作曲家、服装设计师、作家、导演和演员。我们虽然是人类中的少数，可是却拥有许多杰出的人才。既然人们热爱这些人材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或设计，为什么不能容忍他们的断袖之癖呢？什么，什么？你说，你们的欲念叫作断袖之癖？是的。不，不是！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谈起过她对“断袖之癖”的评语。

　　那是在文革的枯寂之中。父亲关押在大牢里。家里的书籍全部被抄没一空。只剩下一本三十年代出版的老《辞海》上下两册。胡乱打发饮食睡眠之余，我的妈妈就拿一本辞海当作阅读材料。遇到有趣的典故，便给我讲评一段。“断袖”的典故就是那时的一课。汉哀帝的宠臣董贤，少年得志，二十二岁就官拜大司马。整日与皇上坐卧起居在一起。董贤爱睡午觉，有一天皇上已醒，欲想起身，可是董贤仍在梦中，压住了皇上的衣袖。皇上爱才，不忍将他推醒。于是抽取宝剑，将衣袖割断。这段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董某并不是什么贤卿名相，倒是个权奸弄臣。他操纵朝政，假公济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兴宅第，造坟墓，费钱以亿万计，吮尽民脂民膏。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还能够世代流传，经久不衰？汉哀帝因为身份是皇帝，断袖一举又不失风雅，于是一件小事就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但是使之真正得以传播的，应该还有它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太低。女孩子不得入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之间在学识见地方面的距离越拉越大。古时的男性知识分子知音难觅，异性之间能够如赵明诚那样获得李清照这样的红颜知己，其几率绝对不到百万分之一。于是真正清雅脱俗的读书人，注意在男女欢爱之余，培植友谊，诗词酬唱，以文会友，方得尽兴。断袖雅癖正是男性知识界这种无奈心理的忘形之举。

　　石亭松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舒展的笑容。你的母亲对“断袖”作了非常儒雅的解说。或许还寄托了她自己身为中国女性的忿忿不平，听了你的这番说辞，我都失悔没能在上海时去你们府上拜见她老人家一次。或许以后我还有机会？不。她已经在去年故世了。啊。对不起。愿上帝保佑她的在天之灵。原谅我无意中触及了你的悲伤。不，恰恰相反，谈论母亲，正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我们继续下去。谢谢。恕我冒昧。我觉得你母亲这样的解释，恰恰是儒家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典型表现。我记得，孔夫子曾经把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夔，一足也”做了“合理化”的解释。不是“他只有一条腿”，而是“有这样一个人物就够了”。殊不知这样一解释，原本“只有一条独腿而行走如飞”的神话人物不见了，远古的神话色彩顿然尽失。或许作为欧洲人，我觉得文学应当避免这样的“合理化”解释。至于断袖，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化”的常规解释。站在非同性恋的角度，看待同性恋事物，推理出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而且清雅有致，可圈可点。然而又是一个欧洲人，弗洛依德提出了性本能的原始驱动力量。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这种驱动力量是存在的、强烈的。这种解释才是真正合理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年首先引进的就是弗洛依德。我们已经不需要再为他作进一步论证了。我觉得我们不应当把爱情、性爱想象得太清纯、太圣洁。爱欲本身就是一种欲，就是一种肉体也要加入的参与。为什么不能承认哀帝和董贤都是同性恋者？他们之间除燎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呢？

　　同性恋者并不是怪物。我们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只是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我能把我们的思想感情非常真实地翻译成你们的语言。我重复这句普通的话。只是想说明你我之间仍有共通的感情。当年希特勒对同性恋者格杀勿论。当代德国的同性恋者都非常感激我们的总统，封·魏泽克先生。是他听取了各方面的研究和信息，认为同性恋者的不同点是基于一种生理上的要求，应当给予尊重。结果终于在德国同性恋者不再成为刑事罪犯。可惜这一点在中国还远远无法办到。

　　我看得出，他很激动。他的话使我感到狼狈。我觉得我过去太缺乏宽容。想到他曾经在中国住过两年，岂不是每天都可能成为刑事罪犯？你在中国的感受是什么？你接触到了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吗？当然。我刚到桂林，就来到漓江岸边，真是江山如画。忽然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央求我，脱下外衣，到江中去游泳。他说，他很想看一看一个外国人男子汉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立刻感觉到，他就是一位中国的同性恋者。在北京，我也遇到过好心的朋友。他们从我的目光里认出我是他们的同道。我问过，你们能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可怜的人。他们只能在公共厕所里寻找短暂的欢娱。我甚至打听到了，是哪一座公共厕所。噢，我的天。当我深夜到达那里的时候，那里简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我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把我当作最亲近的朋友来欢迎。他们还告诉我，其实公安局离这里并不太远。在吉林，我只向一位朋友吐露过心曲。我喜欢东北人。东北人豪爽，说一是一。他是我的同学，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什么叫中国人的“义气”。他了解我的心性。接我到他的老家去住。在东北的农村，他们一家人把我当作家里的人。那个倒写的“福”字底下，有一种特别亲昵和谐的气氛。在他的老家，我就跟他睡同一个炕头。现在他很久没给我来信了。他已经结了婚，有了小家庭。他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到了上海，我变得很寂寞。我很喜欢你。因为你也是东亚浅黑型。我打从心眼里爱看你的一举一动，听你说出汉语的每一个词。而且你的中文基础也比别人坚实。心里烦闷的时候，我经常去游泳。在大学游泳池里我可以看到许多年青男孩子的身体。那对于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就好象你们看到了健美的小姐矫健的身体。他的话引起我的回忆。我想起刚刚到达德国的时候，对于成人电影和色情小铺的好奇。他接着说，在香港，我终于读到了心仪已久的《品花宝鉴》。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可以把梅子玉和杜琴言的对白和心性写得那般风流缱绻，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人会这样残忍地惩治梅子玉和杜琴言的后继者？我时常发现，好几个年轻人，那五官相貌，那颦眉笑眼，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梅、杜的原型。可是他们的言行态度却一点也没有那种温柔，那般浪漫。

　　每个同性恋者都是一个心怀创伤的人，尤其是在中国－－至今同性恋仍然不合法的国家。在中国许多同性恋者变得十分世故。他们中绝大部分都跟女人结了婚。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周围的环境。如果他们反抗这样的命运，他们就要接受永无止境的歧视，乃至最严厉的镇压。

　　歧视，我也是在文革时期才有了真切的体验。父亲被抓进监狱。我从过去著名编辑的儿子忽然变成了反革命子弟。简称“反属”，或称“狗崽子”。那种侮辱是难以洗雪的。可是文革结束，父亲恢复名誉。歧视也就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政治的歧视是强加的，随着政治风向而发生变异。可是同性恋是生理的表露，与生命相连，它不是可以除去的标签，只能期待世界上更多的人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而旧有的宗教、传统偏见和意识形态都阻碍着这种宽容。这种宽容的普遍实现，简直又遥遥不可企及。我感到十分羞愧，因为我曾经跟许多人一样，毫无心肝地以意念或言辞侮辱过同性恋者。

　　窗外早已夜幕低垂。我们一起煮面条和白菜肉片，充作晚饭。石亭松继续滔滔不绝。

　　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或许凭我的语言文字的能力，我可以在中国、在北京的研究机关找到很好的专家位置。可是我不能忍受政府对人的摧残。刑事处分条例中，把同性恋行为作为罪犯处置。可是在对外交往中又利用这种关系。时佩普事件中竟以允许出国为交换条件，换取他为中国机关收集情报。结果害了时佩普＊。

　　每隔一段时间我仍到汉堡游乐场去一次。可是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只是在这里，同性恋者才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其他地方，歧视和鄙视依然随处可见。真是这样吗？在德国，尤其是在美国，同性恋已经合法多年了。怎么你还说有歧视呢？是的。合法了。可是歧视依然存在。法律只是纸上的文句，要化为每个社会上各个角落的气氛，这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能不能举例说明，这些歧视表现在哪里？唉，怎么说呢？比如，当艾滋病魔袭击世界各国的时候，德国的卫生部门希望同性恋者、可能的带菌者都去检查身体。我平时绝对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可是对于医生，我无法隐瞒。那天医生检查的时候，整个过程行将结束，医生只问了一句话，“你……也吸毒？”这个“也”字用得这样凶残，道尽了世人对我们的偏见。他说完这句话，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吃饭。他完全象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往我的碗里挟菜。我忽然联想到，他怎样和他所爱恋的其他男子一起吃饭？互相爱悦，不分彼此，眼睛里充满了热情和关切。

　　夜深了。我送他出门。他告诉我一些他谈恋爱的成败。因为人数少，接触机会少，不得不借助于同性恋报刊的广告。然后再互相通信，约时见面。他追求的朋友，仍旧是以东亚浅黑型为优先。文化上最好是至少兼通中德两种语文为上。他的一位笔友，远在香港。可怜这位落落寡合者只是自己知道是同性恋者，却至今没敢向家人道破一切。要在东方的香港冲破一切樊篱，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他说，一有机会，他将到香港去，会见这位悲苦无告的朋友。分手的时候，他热情地拥抱了我。他在我的背脊上深沉地拍了几下。我感到了他对我表现出来的谅解和同情，表示由衷的感谢。我问他，关于你未来的个人生活，你有没有和我类似的生活理想呢？比如说，建立一个小家庭，拥有一个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找到一位年青有为，长得也很帅的生活伴侣。生活上互相体贴，事业上互相支持。德国或许在未来几年内就要通过法律，承认同性恋者的婚姻。

　　他回到萨尔布吕肯去工作了。过几个月，就给我来一封信。钢笔字里透露出每夜临摹颜真卿大楷的功力。萧统的《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他都读完了。他的英语、法语和日语也都如此流利。一个挚爱国学，学贯中西的中国人，其学养造诣大概也不过如此吧。石亭松已经完全达到了。

　　我常常回想起他那天滔滔不绝地诉说心中不平的表情。为什么他深情地对我强调，爱欲是身心共同的参与？为什么他和我拥抱，拍我的背心？为什么他提到“义气”？他很爱我。可是，我反复地揣摩，测试过自己。我发现我对男性的身心表现都毫无特别的兴趣。我发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读过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可是在高中二年级的一次物理课上，我无意中看见前座女生的柔嫩的耳根，注视那白晰的肌肤，纤细的绒毛。一秒钟以后，我立刻谴责自己，怎么会在自己最喜欢的物理课上走神，而且走到了最不该走的地方。多年以后我才醒悟，那一天正是我“性觉醒”的转折之日。这个转折明白地告诉我，我不是同性恋人。结婚已好几年了。每当和妻子一起洗澡的时候，我仍然爱看她“美人出浴”的体态。乳峰浑圆，肌肤骨肉亭匀伸展，体毛柔而不乱，如水就下，交汇于两股之间。正面含而不露，最是引人遐思。记得高考前夕，全班同学接受体检。男生组全裸检查时，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脱下衣裤后，那阳具昂扬勃举起来，越紧张越无法松缓。同学们和男女医师都忍俊不住，轻轻笑出声来。我看到他尴尬的面容和那笨拙勃举的阳具，觉得男人的器官实在非常难看，凸出而毫无遮拦，无论勃举还是虚垂，形式都缺乏美感。是啊，这就是我的性倾向。标准的异性恋普通人。我该怎样对待石亭松的垂青呢？难道性爱的方向也是可以培养的吗？那天告别的时候，我曾主动地向他表示，今后我将会劝戒世人宽容、合理地对待同性恋人。我也很喜欢石亭松的学问和人品。或许他酣睡在我的衣袖上时，我也不忍心推醒他的好梦。可是我没有丝毫与他体肤相拥的欲求。想到他与我握手时，那掌中的体温和那深情的眼神，我感到几分歉疚，几分遗憾。我感到比“使君有妇，罗敷有夫”更难堪的无奈，如果真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倒也好办了。在爱情自主的今天，我还可以再作一次严峻的选择。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常常又为自己解释，《聊斋志异》里不是也有好几位端庄淑雅的美人（妖魅）吗？她们愿意与公子诗词往还，剪灯共话，却始终不及于乱。或许石亭松能够原谅我，也让我扮演他学问生活中的文友，而不是他起居生活中的贤内助？

　　读他的信也是一种乐趣。他从来不想到投稿。可是他的文笔就是自然流畅的散文：

　　“暑假以来，我在美国旅行。华盛顿特区的都庞圆环最让我留连忘返。许多条街道交汇而形成的圆环，外围有长长的木椅绕成圆形的公园。园内有喷水池、草地和树林。人们聊天，读书。有人在远处敲击着皮鼓，节奏分明，还有悠扬的长笛，如诉如怨。这里是美国同性恋者的‘恋爱角’。许多同性的恋人并肩散步，有的则坐在草地上窃窃私语。阳光明媚，气氛和谐。……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昨晚我们在晚会上高歌痛饮，通宵达旦。虽然大家主要讲英语，偶尔也有人讲法语和日语。可是我的耳边脑际萦绕不绝的却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情怀。…。”

　　另一封信说他怎样“拔刀相助”帮助香港朋友大胆地向父母兄妹表明心迹。可是这位朋友后来还是在环境压力下自杀了。

　　有时他也打来电话，叙述他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爱他的人不少。可是他觉得对方的素养层次太低。他甚至告诉我，有一个求婚者简直跟我长得一样帅，（我帅吗？）简直就是我的“复印件”。可惜完全不懂古典文学，艺术趣味也差得远。他拒绝了。另一位是来自南越的华侨，能写一手好字，国画也能挥毫。可是追求者太多了。这个越南仔竟嫌石亭松长得不够帅！他们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星期，还是分手了。

　　去年以来，我的几封问候信都没有回音。他已经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了吗？或许已经有了美满的家庭？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的单位名称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开一看，是一张信纸的复印件：只有两行大楷墨迹，是李商隐的两句诗：

　　“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下面的签名“石亭松”三个字，还是那颜真卿的笔意，却无端地露出一丝儿苍白。

　　另一页是一纸德文公函。大意是说，希尔德·施坦因（石亭松）先生于前年五月罹患艾滋病。经医治无效，于今年九月三日逝世。按照死者生前的要求，特将此页中文信函复印件以及由他生前在科隆定制的一件礼品寄赠给您。敬请妥收。

　　下面是艾滋病人道救助中心主治医师的签字。后面还附有一张该救助中心“欢迎捐款”的银行预制汇款单。

　　亭松，你竟这样英年早逝！

　　第二天，来了一个邮包。是科隆玩具公司直接寄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男娃娃，放在一个精致的玻璃盒中，娃娃全身衣履整齐，唯有左臂的衣袖被不整齐地剪去了一大半。

（＊注释：时佩普，中国男同性恋者。七十年代与一名法国男子结成性伴侣，获准前往法国。后来因间谍罪被法国安全机关逮捕）

□　寄自德国

刊登在 1997 华夏文摘 cm9711b.　

·彭小明·

　　在同济大学出国德语培训班，我的德文会话能力不好。倒不是发音不准，而是听力太差。我无法适应德文的句型，很难把句子腹部的宾语跟句子末尾的动词合起来理解。语法测验我总是满分，听力测验几乎不及格。上完听力课，是午饭时间。我总是心里烦闷，不愿意跟同班的学员和老师一起吃饭。宁可到普通大学生的大食堂去吃饭。不巧，这位德语老师也到这里来吃饭，他主动坐到我的对面，好象知道我的烦闷。“我们不讲德语。其实我更爱讲中国话。”他的汉语说得太好了。简直听不出是外国人。好象是一个北方的小伙子，略带一点儿东北口音。“我来到中国头一年就在吉林大学。到上海来教德文，纯粹是客串。我的兴趣是阅读中国古典文学。”这句话立刻撩起了我的心病，我的兴趣原本也在文史，甚至痴心喜欢书法和篆刻。可是被运动和文革折腾了半辈子的父母和长辈们异口同声反对我考文科，终于进了机器制造专业。开始了另一种“金石”的生涯。如今快要出国进修了，梦里还常把金相图和光谱屏幕想象成浓墨重彩的写意山水画幅。

　　他是追求东方文化的雅趣来中国的。他的名字叫Ｓｃｈｉｅｌｄ　Ｓｔｅｉｎ．汉名竟是石亭松。这姓名起得如此道骨仙风，令人仿佛看见一片松竹山崖，亭台鹤影，又仿佛听见苏东坡的《松风亭记》。“不要叫我老师，叫亭松就蛮好了。”他当时正在重读王力的《古代汉语》。我告诉他上海话里面古代入声韵尾依然存在。他立刻对上海话发生了好感。他感慨地说：“没有人说出到底为什么洛阳的‘洛’字和严格的‘格’字部首相同，发音不同。汉代〈方言〉的作者为什么仍要写作扬雄，不作杨雄？其实王力已经认为应该是姓杨。或许中国人觉得写作‘扬雄’更富有诗趣？”他的问诘恐怕不是一般理工科学生足以应对的。我觉得跟他很谈得来。他告诉我，德语文句，口语中有时“破框”，常常是自然的表露，句尾动词已经给出，修饰语再作补充，并没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他，“风雨大作”的作和“洗手作羹汤”的作不同在于，前者是兴起，后者是则是普通的劳作。下课以后，他常来找我。去游泳，还在五角场镇上上过一次小馆子。一个妇人乞丐伸手讨钱，他竟一次给了她两块钱。

　　德文班结束了。我到了德国。当时分手时他给过我一个地址。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没有收到回信。转眼一年过去了。留学生活新鲜而又紧张。德方专业协会安排我们作一次周末旅游。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大概都只知道两个德国人，一个希特勒，一个马克思。于是我们被安排去特里尔。大客车直接开往马克思故居。不远处拐角上就是一家性商店，霓虹灯照着香艳的丰乳肥臀，一闪一闪，Ｍａｒｘ　和　Ｓｅｘ　近在咫尺，给我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进入博物馆，我不想费神去听懂解说员的说辞，因为我觉得仿佛这里的一切我都似曾相识。马克思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拉法格的马克思回忆录，都是一代青少年必修的课外读物。老马的生卒年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间，谢谢。我想了解的是马克思在今天的意义。一看到那张依然挂着的《华国锋游览特里尔》水墨人物画，人人都露出调侃的笑容，就知道这里不会有我需要的信息。我翻开出口处的留言簿，看看那些胆儿大的中国人在上面写些什么冒犯的词句，才多少感到不虚此行。匆匆走出老马故居，我在特里尔的大街上倘佯。忽然我发现对面有个熟悉的面孔，高大的个子，深凹的眼睛。他是石亭松。我叫了一声：“亭松！”他也看见我了。还是那淳厚的东北口音。“真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你。”他现在在萨尔布吕肯一家法国公司做翻译。那里需要法文、德文和中文。今天他是顺便来特里尔度假的。天下真小。

　　他成了我真正的导游。用中国话解释所有的名胜。黑城门，当年的修道院，大教堂，巴洛克式的花园。罗马人当年的角斗场和贵族浴池。直到我们的大客车要返回科隆了，他才把我送上车。我从车窗里探头问他在萨尔布吕肯的地址，他说了Ａｌｌｅｂｃｈｅｒｓｔｒａｅ．１　，又加一句，你记住，“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就行啦。车上的中国人都听见了他的话。大家都忍不住赞叹，小伙子的中国话讲得实在太棒了。

　　过了一个月，他刚好要到波恩来办事。抽空来到我的宿舍。我们坐在小房间里天南地北地神聊。我说的是出国的感受。例如，在中国最威严神圣的马克思，其故居竟跟最下流无聊的色情小铺遥遥相望。这种“和平共处”在中国是几乎不可想象的。我还问他，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因为离我的宿舍不远就是本地同性恋者的俱乐部。“你知道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吗？”我发现他完全没有表情。沉吟了片刻。他才反问我：“你听说过吗？”我听说过。岂但听说，我还见过。那年我分到农场工作。连队里的一个同事忽然被逮捕了。他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同政见，不至于参加什么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了监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鸡奸犯罪。亭松望着我出神。那时候我是连队的宣传干事，是连长的“秘书”。那小子在预审室里的口供和认罪书我都看了一遍。后来他被保释出来了。我悄悄地问过他，他说，他们的同道，互相会认得出来……“除了这些小百姓，其他的同性恋传说在中国还有吗？有的。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听说，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就是。京剧戏班里面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张欣辛的《北京人－－－１００个故事》里就有含蓄的描述。但是无论城乡，人们都把这件男人们的事情当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公开建立俱乐部。这就是民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吧。接着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关押过两年。他在监狱里也结识过一位难友，此公不是政治犯，而是一名同性恋罪犯。他在狱中非常照顾我父亲。他常常代替父亲去抬粪桶，有时还把自己的口粮分一点给我父亲。因此我从心底里也同情他，也对同性恋问题感到好奇。“后来这位朋友怎么样了？”他后来也出狱了。我父亲被平反之后，去看望过他。他结婚了，还有了孩子。亭松一直沉默着。听到这里忍不住摇头。“你也接触过这样的人吗？”他抬起头，看了我几乎一分钟，然后冷静地对我说：“或许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我惊呆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苦笑了一声。“你说得真诚，我也不瞒你。”

　　“那是我上中学以后，我逐渐发现，我跟别人不同。我对女性不感到吸引力。反而对男孩子感兴趣。我暗中喜欢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肤色比较黑，有点象亚洲人。我觉得他很美。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类型就是所谓“东亚浅黑型”。我也很喜欢你。因为你是真正的东亚浅黑型。我喜欢跟你谈话。当你刚才开始跟我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心跳荡得厉害，因为有一些同性恋的朋友就是通过这样的试探，来寻找同志的。我多么希望，你也是……直到后来从你的话中听出来，你不是。可是我感到你没有歧视心理，或者说，比平常人少一些。所以我向你坦率地承认。人们对同性恋有许多鄙视的看法，你的想法已经属于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了。

　　我开始学中文完全是偶然的。我住在汉堡。我的姨父在英国工作，他的业余爱好，是学一点中文。他常回来度假，我跟着他开始认“人、手、口、刀、牛、羊”。他发现我的语言天赋比他强得多，很快他就不能再教我，而是我教他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后来我从英文书中看到，中国有一本小说叫作《品花宝鉴》。同性恋被描写得非常风雅，充满了诗情和雅趣。从此我学习中文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追求，一种期待，一种陶醉。古代的中国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那时的中国同性恋人可以自由地行乐，并且相当真实、优美地记叙了他们的性生活。

　　十七岁以后，我知道就在我们的汉堡，有一家同性恋游乐场。那是一座庞大无比的地下宫殿。买票踏进拱门，立刻进入了完全的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不再感到自己是异类，大家都是Ｋａｍｅｒａｄｅ同道。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自由地交接朋友，聊天，游戏，唱歌，表演。有的人特地穿上自己最招摇的衣衫，显示那斑驳的色彩，凸显他独特的姿态。电影场里放映着同性恋人物的电影。影片的导演和演员多半都是同性恋者。有的影片的艺术趣味非常高雅，也有普通的成人电影，然而过分的暴露无遗，也就失去了含蓄的美。在这里我们感到有一种志同道合的知己之感。只因区别于常人，于是就更容易相互接近。这里有最高雅的咖啡厅，茶客们坐而论道，经天纬地，也有隐秘的芙蓉城，好友们耳鬓厮磨，细语叮咛。”

　　“恕我直言。我无法体验你们同性之间的那种爱情。”他大概听惯了这种评语，但是肯定我决不带有恶意。“我也读过许多异性相爱的爱情故事。我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故事。因此我也能够非常准确地翻译我们之间产生的爱与情，译成你们异性恋者的语言。”

　　在游乐场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我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队伍里拥有许多世界上有名的画家、作曲家、服装设计师、作家、导演和演员。我们虽然是人类中的少数，可是却拥有许多杰出的人才。既然人们热爱这些人材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或设计，为什么不能容忍他们的断袖之癖呢？什么，什么？你说，你们的欲念叫作断袖之癖？是的。不，不是！记得我的母亲跟我谈起过她对“断袖之癖”的评语。

　　那是在文革的枯寂之中。父亲关押在大牢里。家里的书籍全部被抄没一空。只剩下一本三十年代出版的老《辞海》上下两册。胡乱打发饮食睡眠之余，我的妈妈就拿一本辞海当作阅读材料。遇到有趣的典故，便给我讲评一段。“断袖”的典故就是那时的一课。汉哀帝的宠臣董贤，少年得志，二十二岁就官拜大司马。整日与皇上坐卧起居在一起。董贤爱睡午觉，有一天皇上已醒，欲想起身，可是董贤仍在梦中，压住了皇上的衣袖。皇上爱才，不忍将他推醒。于是抽取宝剑，将衣袖割断。这段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董某并不是什么贤卿名相，倒是个权奸弄臣。他操纵朝政，假公济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兴宅第，造坟墓，费钱以亿万计，吮尽民脂民膏。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还能够世代流传，经久不衰？汉哀帝因为身份是皇帝，断袖一举又不失风雅，于是一件小事就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但是使之真正得以传播的，应该还有它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太低。女孩子不得入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之间在学识见地方面的距离越拉越大。古时的男性知识分子知音难觅，异性之间能够如赵明诚那样获得李清照这样的红颜知己，其几率绝对不到百万分之一。于是真正清雅脱俗的读书人，注意在男女欢爱之余，培植友谊，诗词酬唱，以文会友，方得尽兴。断袖雅癖正是男性知识界这种无奈心理的忘形之举。

　　石亭松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舒展的笑容。你的母亲对“断袖”作了非常儒雅的解说。或许还寄托了她自己身为中国女性的忿忿不平，听了你的这番说辞，我都失悔没能在上海时去你们府上拜见她老人家一次。或许以后我还有机会？不。她已经在去年故世了。啊。对不起。愿上帝保佑她的在天之灵。原谅我无意中触及了你的悲伤。不，恰恰相反，谈论母亲，正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我们继续下去。谢谢。恕我冒昧。我觉得你母亲这样的解释，恰恰是儒家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典型表现。我记得，孔夫子曾经把中国古代神话人物“夔，一足也”做了“合理化”的解释。不是“他只有一条腿”，而是“有这样一个人物就够了”。殊不知这样一解释，原本“只有一条独腿而行走如飞”的神话人物不见了，远古的神话色彩顿然尽失。或许作为欧洲人，我觉得文学应当避免这样的“合理化”解释。至于断袖，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化”的常规解释。站在非同性恋的角度，看待同性恋事物，推理出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而且清雅有致，可圈可点。然而又是一个欧洲人，弗洛依德提出了性本能的原始驱动力量。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这种驱动力量是存在的、强烈的。这种解释才是真正合理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年首先引进的就是弗洛依德。我们已经不需要再为他作进一步论证了。我觉得我们不应当把爱情、性爱想象得太清纯、太圣洁。爱欲本身就是一种欲，就是一种肉体也要加入的参与。为什么不能承认哀帝和董贤都是同性恋者？他们之间除燎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呢？

　　同性恋者并不是怪物。我们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只是爱恋的对象不同罢了。我能把我们的思想感情非常真实地翻译成你们的语言。我重复这句普通的话。只是想说明你我之间仍有共通的感情。当年希特勒对同性恋者格杀勿论。当代德国的同性恋者都非常感激我们的总统，封·魏泽克先生。是他听取了各方面的研究和信息，认为同性恋者的不同点是基于一种生理上的要求，应当给予尊重。结果终于在德国同性恋者不再成为刑事罪犯。可惜这一点在中国还远远无法办到。

　　我看得出，他很激动。他的话使我感到狼狈。我觉得我过去太缺乏宽容。想到他曾经在中国住过两年，岂不是每天都可能成为刑事罪犯？你在中国的感受是什么？你接触到了中国的同性恋朋友吗？当然。我刚到桂林，就来到漓江岸边，真是江山如画。忽然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央求我，脱下外衣，到江中去游泳。他说，他很想看一看一个外国人男子汉的身体是什么样子。我立刻感觉到，他就是一位中国的同性恋者。在北京，我也遇到过好心的朋友。他们从我的目光里认出我是他们的同道。我问过，你们能在什么地方聚会呢？可怜的人。他们只能在公共厕所里寻找短暂的欢娱。我甚至打听到了，是哪一座公共厕所。噢，我的天。当我深夜到达那里的时候，那里简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我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把我当作最亲近的朋友来欢迎。他们还告诉我，其实公安局离这里并不太远。在吉林，我只向一位朋友吐露过心曲。我喜欢东北人。东北人豪爽，说一是一。他是我的同学，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什么叫中国人的“义气”。他了解我的心性。接我到他的老家去住。在东北的农村，他们一家人把我当作家里的人。那个倒写的“福”字底下，有一种特别亲昵和谐的气氛。在他的老家，我就跟他睡同一个炕头。现在他很久没给我来信了。他已经结了婚，有了小家庭。他停顿了片刻，又接着说。到了上海，我变得很寂寞。我很喜欢你。因为你也是东亚浅黑型。我打从心眼里爱看你的一举一动，听你说出汉语的每一个词。而且你的中文基础也比别人坚实。心里烦闷的时候，我经常去游泳。在大学游泳池里我可以看到许多年青男孩子的身体。那对于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就好象你们看到了健美的小姐矫健的身体。他的话引起我的回忆。我想起刚刚到达德国的时候，对于成人电影和色情小铺的好奇。他接着说，在香港，我终于读到了心仪已久的《品花宝鉴》。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可以把梅子玉和杜琴言的对白和心性写得那般风流缱绻，为什么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人会这样残忍地惩治梅子玉和杜琴言的后继者？我时常发现，好几个年轻人，那五官相貌，那颦眉笑眼，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梅、杜的原型。可是他们的言行态度却一点也没有那种温柔，那般浪漫。

　　每个同性恋者都是一个心怀创伤的人，尤其是在中国－－至今同性恋仍然不合法的国家。在中国许多同性恋者变得十分世故。他们中绝大部分都跟女人结了婚。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周围的环境。如果他们反抗这样的命运，他们就要接受永无止境的歧视，乃至最严厉的镇压。

　　歧视，我也是在文革时期才有了真切的体验。父亲被抓进监狱。我从过去著名编辑的儿子忽然变成了反革命子弟。简称“反属”，或称“狗崽子”。那种侮辱是难以洗雪的。可是文革结束，父亲恢复名誉。歧视也就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政治的歧视是强加的，随着政治风向而发生变异。可是同性恋是生理的表露，与生命相连，它不是可以除去的标签，只能期待世界上更多的人们采取宽容的态度。而旧有的宗教、传统偏见和意识形态都阻碍着这种宽容。这种宽容的普遍实现，简直又遥遥不可企及。我感到十分羞愧，因为我曾经跟许多人一样，毫无心肝地以意念或言辞侮辱过同性恋者。

　　窗外早已夜幕低垂。我们一起煮面条和白菜肉片，充作晚饭。石亭松继续滔滔不绝。

　　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或许凭我的语言文字的能力，我可以在中国、在北京的研究机关找到很好的专家位置。可是我不能忍受政府对人的摧残。刑事处分条例中，把同性恋行为作为罪犯处置。可是在对外交往中又利用这种关系。时佩普事件中竟以允许出国为交换条件，换取他为中国机关收集情报。结果害了时佩普＊。

　　每隔一段时间我仍到汉堡游乐场去一次。可是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只是在这里，同性恋者才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其他地方，歧视和鄙视依然随处可见。真是这样吗？在德国，尤其是在美国，同性恋已经合法多年了。怎么你还说有歧视呢？是的。合法了。可是歧视依然存在。法律只是纸上的文句，要化为每个社会上各个角落的气氛，这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能不能举例说明，这些歧视表现在哪里？唉，怎么说呢？比如，当艾滋病魔袭击世界各国的时候，德国的卫生部门希望同性恋者、可能的带菌者都去检查身体。我平时绝对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可是对于医生，我无法隐瞒。那天医生检查的时候，整个过程行将结束，医生只问了一句话，“你……也吸毒？”这个“也”字用得这样凶残，道尽了世人对我们的偏见。他说完这句话，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吃饭。他完全象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往我的碗里挟菜。我忽然联想到，他怎样和他所爱恋的其他男子一起吃饭？互相爱悦，不分彼此，眼睛里充满了热情和关切。

　　夜深了。我送他出门。他告诉我一些他谈恋爱的成败。因为人数少，接触机会少，不得不借助于同性恋报刊的广告。然后再互相通信，约时见面。他追求的朋友，仍旧是以东亚浅黑型为优先。文化上最好是至少兼通中德两种语文为上。他的一位笔友，远在香港。可怜这位落落寡合者只是自己知道是同性恋者，却至今没敢向家人道破一切。要在东方的香港冲破一切樊篱，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他说，一有机会，他将到香港去，会见这位悲苦无告的朋友。分手的时候，他热情地拥抱了我。他在我的背脊上深沉地拍了几下。我感到了他对我表现出来的谅解和同情，表示由衷的感谢。我问他，关于你未来的个人生活，你有没有和我类似的生活理想呢？比如说，建立一个小家庭，拥有一个孩子…。当然。我也希望找到一位年青有为，长得也很帅的生活伴侣。生活上互相体贴，事业上互相支持。德国或许在未来几年内就要通过法律，承认同性恋者的婚姻。

　　他回到萨尔布吕肯去工作了。过几个月，就给我来一封信。钢笔字里透露出每夜临摹颜真卿大楷的功力。萧统的《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他都读完了。他的英语、法语和日语也都如此流利。一个挚爱国学，学贯中西的中国人，其学养造诣大概也不过如此吧。石亭松已经完全达到了。

　　我常常回想起他那天滔滔不绝地诉说心中不平的表情。为什么他深情地对我强调，爱欲是身心共同的参与？为什么他和我拥抱，拍我的背心？为什么他提到“义气”？他很爱我。可是，我反复地揣摩，测试过自己。我发现我对男性的身心表现都毫无特别的兴趣。我发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我读过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可是在高中二年级的一次物理课上，我无意中看见前座女生的柔嫩的耳根，注视那白晰的肌肤，纤细的绒毛。一秒钟以后，我立刻谴责自己，怎么会在自己最喜欢的物理课上走神，而且走到了最不该走的地方。多年以后我才醒悟，那一天正是我“性觉醒”的转折之日。这个转折明白地告诉我，我不是同性恋人。结婚已好几年了。每当和妻子一起洗澡的时候，我仍然爱看她“美人出浴”的体态。乳峰浑圆，肌肤骨肉亭匀伸展，体毛柔而不乱，如水就下，交汇于两股之间。正面含而不露，最是引人遐思。记得高考前夕，全班同学接受体检。男生组全裸检查时，一位同学不知为什么脱下衣裤后，那阳具昂扬勃举起来，越紧张越无法松缓。同学们和男女医师都忍俊不住，轻轻笑出声来。我看到他尴尬的面容和那笨拙勃举的阳具，觉得男人的器官实在非常难看，凸出而毫无遮拦，无论勃举还是虚垂，形式都缺乏美感。是啊，这就是我的性倾向。标准的异性恋普通人。我该怎样对待石亭松的垂青呢？难道性爱的方向也是可以培养的吗？那天告别的时候，我曾主动地向他表示，今后我将会劝戒世人宽容、合理地对待同性恋人。我也很喜欢石亭松的学问和人品。或许他酣睡在我的衣袖上时，我也不忍心推醒他的好梦。可是我没有丝毫与他体肤相拥的欲求。想到他与我握手时，那掌中的体温和那深情的眼神，我感到几分歉疚，几分遗憾。我感到比“使君有妇，罗敷有夫”更难堪的无奈，如果真的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倒也好办了。在爱情自主的今天，我还可以再作一次严峻的选择。可是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常常又为自己解释，《聊斋志异》里不是也有好几位端庄淑雅的美人（妖魅）吗？她们愿意与公子诗词往还，剪灯共话，却始终不及于乱。或许石亭松能够原谅我，也让我扮演他学问生活中的文友，而不是他起居生活中的贤内助？

　　读他的信也是一种乐趣。他从来不想到投稿。可是他的文笔就是自然流畅的散文：

　　“暑假以来，我在美国旅行。华盛顿特区的都庞圆环最让我留连忘返。许多条街道交汇而形成的圆环，外围有长长的木椅绕成圆形的公园。园内有喷水池、草地和树林。人们聊天，读书。有人在远处敲击着皮鼓，节奏分明，还有悠扬的长笛，如诉如怨。这里是美国同性恋者的‘恋爱角’。许多同性的恋人并肩散步，有的则坐在草地上窃窃私语。阳光明媚，气氛和谐。……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昨晚我们在晚会上高歌痛饮，通宵达旦。虽然大家主要讲英语，偶尔也有人讲法语和日语。可是我的耳边脑际萦绕不绝的却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情怀。…。”

　　另一封信说他怎样“拔刀相助”帮助香港朋友大胆地向父母兄妹表明心迹。可是这位朋友后来还是在环境压力下自杀了。

　　有时他也打来电话，叙述他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爱他的人不少。可是他觉得对方的素养层次太低。他甚至告诉我，有一个求婚者简直跟我长得一样帅，（我帅吗？）简直就是我的“复印件”。可惜完全不懂古典文学，艺术趣味也差得远。他拒绝了。另一位是来自南越的华侨，能写一手好字，国画也能挥毫。可是追求者太多了。这个越南仔竟嫌石亭松长得不够帅！他们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星期，还是分手了。

　　去年以来，我的几封问候信都没有回音。他已经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了吗？或许已经有了美满的家庭？

　　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的单位名称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开一看，是一张信纸的复印件：只有两行大楷墨迹，是李商隐的两句诗：

　　“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下面的签名“石亭松”三个字，还是那颜真卿的笔意，却无端地露出一丝儿苍白。

　　另一页是一纸德文公函。大意是说，希尔德·施坦因（石亭松）先生于前年五月罹患艾滋病。经医治无效，于今年九月三日逝世。按照死者生前的要求，特将此页中文信函复印件以及由他生前在科隆定制的一件礼品寄赠给您。敬请妥收。

　　下面是艾滋病人道救助中心主治医师的签字。后面还附有一张该救助中心“欢迎捐款”的银行预制汇款单。

　　亭松，你竟这样英年早逝！

　　第二天，来了一个邮包。是科隆玩具公司直接寄来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男娃娃，放在一个精致的玻璃盒中，娃娃全身衣履整齐，唯有左臂的衣袖被不整齐地剪去了一大半。

（＊注释：时佩普，中国男同性恋者。七十年代与一名法国男子结成性伴侣，并以成为国家间谍为代价，获准前往法国。后来因间谍罪被法国安全机关逮捕。）

□　寄自德国

刊登在 1997 华夏文摘 cm971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