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来到纽约之后，我一直目睹著美国历代富豪慷慨捐赠的遗迹；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纽约绝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全世界的首都。联合国总部的地皮来自石油巨头小约翰-洛克菲勒的无偿捐赠；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oMA)和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分别来自洛克菲勒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的慷慨解囊；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同时接受著无数富豪的捐款，它们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依靠捐赠基金；钢铁大王卡内基为这里的每一个公立学校捐献了图书馆；比尔-盖茨则给所有的公立学校图书馆免费安装了网络连接，这一切在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的文化艺术机构长期缺乏运营资金，我们的珍贵文物缺乏最起码的保护，我们的学校只能依靠盘剥学生来维持生存，我们的公立图书馆系统基本不存在，更不要提网络连接 的奢望。为什么?因为中国过于贫穷吗?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产生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和弗里克的土壤吗?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中国是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三大市场，价值100万美元的宾利豪华轿车在中国长期供不应求。中国的富人以消费“10万美元一瓶的葡萄酒”、“5000万美元一匹的赛马”或者“1亿美元一套的超豪华住宅”为荣。中国不存在遗产税，富人们甚至逃避最起码的所得税；2003年非典蔓延的时候，中国富人总共捐献了大约7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真是一个够大的数字!在美国，巴菲特刚刚捐献了370亿美元的巨款，而比尔-盖茨每年都要捐献15亿美元用于艾滋病的防治和研究。700万人民币还不够支付巴菲特捐款的一天的利息。

在来到纽约之前，我并不明白“贵族”这个词的含义，我不知道世界最顶尖的富豪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不知道所谓的“西方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以为纽约会比北京、上海更加奢华，更加挥霍无度，纽约的上流富豪会比中国的暴发户更加热衷于炫耀性消费--然而我完全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我低估了美国富豪的道德水平，尤其低估了他们对财富的深刻认识。他们可能热爱名车，喜欢美酒，但是他们绝不会用“100万美元的宾利轿车”或“10万美元的葡萄酒”来向世人显示自己的“高贵”与“上流”，也不会向新闻记者炫耀自己住宅的装修有多么昂贵。与此相反，他们用持续不断的慈善捐赠来证明自己的高贵，用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自己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社会的支柱”。100年前，卡内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今天，巴菲特说：“我的一切都来自美国人民，我没有理由 不把这一切交还给美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