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各种研究文章，回忆录..，等等，将过去的历史记录，告知后人。但对文革却不这么简单，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好多当事人，经历者，受害人等都还健在，文革后遗症对中国的影响不用多说..，它有可能重来，或者说是局部的一些现象重演..，这不是担心祘命，而是不翻土，不除根，还会长出毒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强国诸多退休高官官僚背景之人，重返高校，玩玩文化高雅，在高校讲坛上重现当年在位时，高谈阔论的感觉，谈文化、谈教育，谈强国护彊之策，当然也要来谈论反思文革，这当然是好事，是进歩的表现..，当然你也不能要求太多，这个大家都懂的...。但我始终认为，能够谈论比不谈好，能够反思或者说反思只到某一个程度，比不反思好..，这是我个人的一贯主张。我建议强国的牛人大腕在最后一讲都加上一节，对自己文革的反思，对自己家庭在文革时的反思，对你的父母在文革的反思...，说一说你在学校有无打过校长，在革命的激情下有无踩断你老革命父母亲的肋骨，有无吐口水在老师脸上..，有无写过告密信..等等。说说嘛，每一个中国家庭..，每个中国人都说出来，中国一定进歩！我深信个人的反思反省，自我启蒙，我深信人性的善良，我深信不移中国会进步，明天会更好！                                                                                                          在此摘录陈伯达父子的言论，非常值得一读，这是主要文革小组成员及家庭对文革的反思反省，深刻忏悔..，以及恢复了正常人性后，对文革的思考与深刻批判...。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口音不清的陈伯达曾是权势很大的第四号人物，他上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直接负责运动的领导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关毛泽东林周的传记、文艺作品不可胜数，有关江青四人帮和被打倒的刘、邓、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独对这位四号人物的作品甚为罕见，以专著而论，仅一本叶永烈经过官方审阅的《陈伯达传》，有关陈的记载分散在有关文革的各种文字中。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是弥补对陈伯达研究之不足的一本重要著作。

       陈伯达之儿陈晓农说了一段很深刻、很到位的话，如下： “很少有人谈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就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否定。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重新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中国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所有的人想出国就出国，没有控制的，很自由。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1949后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游离在社会底层想造反的一些地痞、流氓，说好听点是造反者、革命者，说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和一些口口声声搞革命的小文人，吸收到所谓的革命队伍中来成为骨干分子，最后这些人掌握了政权，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现在他们的子孙统治着中国，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的绅士阶级还有点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常识，而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官僚吃喝嫖赌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用“腐化”来形容，今天的中国官僚腐化程度，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达到登峰造极的“!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泉州人，在中共高层习惯称他「老夫子」。他在国共分裂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三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编杂誌，写文章，同时研究文史问题，在北京中国大学任教，并发动一场有全国影响的「新启蒙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一年后和毛泽东交流古代哲学研究而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此，在长达三十年期间，他作为毛泽东的一枝笔，参与起草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决议、著作，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也参与某些决策，直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被毛泽东点名打倒。

陈伯达保外期间仍不断写作，包括哲学、文史评论，甚至有经济论文。叶永烈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九八年的修订新版陈传还得到陈晓农许多帮助。那么，今天陈晓农再出这本口述回忆录，必然有叶传的许多未尽或歧异之处。我看差别在于，晓农新著更着重在澄清辩正事实方面，因为陈伯达最后八年，仍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其子晓农是朝夕陪伴照料他生活的唯一的子女（陈之长子一九六○年因与毛泽东女李敏相爱失恋而自杀死），晓农记录了许多与父亲的谈话，成为本书的资料来源。

晓农以其父一九二五年一篇小说的一段话作为陈伯达一生坎坷的写照：「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悲怜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陈的信任，在中共阵营的知识份子中，无出其右。毛泽东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 ...... 大多出自陈的草稿。

书中描述陈伯达对毛刘矛盾的看法与介入，有独到之处。他说，毛刘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认为问题在基层，在下面，毛泽东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在毛刘之争中，陈竟可以施加影响，缓和双方关系。他主动向毛泽东建议由刘总管四清，为毛泽东采纳，即找刘谈话。陈说，刘在外面形象温和，实则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泽东差不多。六五年一月发生过一件刘得罪毛泽东的事。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刚发言不久，就被刘打断插话，而且，一路说下去，视毛泽东为无物。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那次会议后，他决定刘要下台。

陈伯达说，那次会后，毛泽东要他起草二十三条，他感到毛泽东对刘有「很大意见」，心里不安，便找了王力、彭真、陶铸去和刘谈，盼刘做检讨。为调和毛泽东刘关系，他「做过几次努力」，毛泽东周都很清楚。毛泽东后来批评他在毛泽东刘之间「搞投机」即指此。陈回答晓农问说：刘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肯定，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即刘不会反修，这显然是毛泽东刘的重大分歧。陈说，刘对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六二年至六五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形成，毛泽东有主要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他本人也接受这条路线，帮毛泽东刘记录一些指示，但这条贯穿九大、至十一大的路线的「最重要的文字表达││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段话，却是王力而不是陈伯达整理的。十大更批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起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会后毛泽东表示异议，认为国内矛盾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泽东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破例地单独请陈吃饭。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

　 起草一九六九年九大报告时，陈提出以后要以搞好生产提高生产率为主要任务，又批评过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是伯恩斯坦观点「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被毛泽东派所拒绝，斥为「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毛泽东对陈的草稿，原封不动退回，还说陈是「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指陈要背叛他，不搞运动，要搞生产了。说陈本性难改，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陈伯达本性也不改。」

陈晓农这本书包含一些陈伯达透露的少见的高层内幕。例如：为周恩来说情。如前述陈伯达调和过毛泽东刘关系，也为毛泽东周关系解过套。文革初期，一天，邓颍超突来拜访陈伯达夫人刘叔宴，原来周恩来受了毛泽东的重话批评，心情低落已影响日常工作，邓盼陈可以居中调和，陈则多次在毛泽东面前为周缓颊，使周摆脱困境。文革后邓颍超亦投桃报李，应陈要求为陈妻平反，调中办离休。虽然她已与陈离婚，双方终未破镜重圆。

　 与江青关系。陈在庐山会议前曾与周恩来谈到江青对毛泽东不忠实，她三次对陈说要离开毛泽东，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江说要离开毛泽东去别的地方；第三次在北京西山，解放后。周说第三次，他知道，是毛泽东要周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江来到陈办公室，看到书架上有宋庆龄文集，抽出来就往地板上摔。又一次开会，江辱骂陈攻击李希凡，随即叫李出来，二人抱头大哭，把玻璃杯摔碎在陈脚下，陈只得去拾起一地的碎片。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泽东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党内有人反对。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甚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最后，毛泽东接受陆的观点，六四年并由陆出任文化部长代替茅盾。不过好景不长，六五年陆因夫人严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连撤职，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党集团。据说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泽东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晓农指出，陆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反右运动与庐山会议角色

陈伯达反右运动表现如何？晓农书引证父亲谈话与资料，首先，五七年二月，毛泽东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与陈致毛泽东一信有关，而发表的讲话也是陈整埋成文的.文中陈伯达原加有「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句，后改为偏左的提法，是毛泽东接受陈正人的意见而定的。反右期间，陈伯达没有写一篇文章，而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

了多篇反右社论。毛泽东曾派陈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甚么不得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

任。」

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晓农书中透露，邓的高升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反高岗斗争后，为团结西北同志，毛泽东向陈谈到谁接替高岗的问题，陈伯达说邓小平有一篇讲群众路线的文章写得不错，也在西北工作过，也有功劳，可以团结西北同志。不久，中央就调邓为中央秘书长。邓到中央后，陈又对推荐邓有些后悔，觉得邓架子大，很不易商量问题。

五九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而打了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陈伯达也在山上。批彭之前，他在毛泽东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泽东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泽东是否彭自己写的？毛泽东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陈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泽东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陈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谈话，把陈都说哭了。后又由彭真出面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毛泽东的威望和压力下「要甚么给甚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并经毛泽东亲笔修改。

晓农书中对若干党史著作提出异议。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说会议紧张时「这位老夫子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等，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和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与林彪关系的描述都有失实之处。

陈伯达晚年感慨：“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忏悔之余

晚年陈伯达在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曾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

不仅仅是忏悔，经过监狱生活的陈伯达，确实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彻了很多。

在与周扬见面后，陈伯达曾将他的作品《求知难》托付给《读书》，于1982年第10期发表。不久，胡乔木也批示将其《认识的渐变与突变》发表于辽宁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2期)。允许尚在保外就医的“犯罪分子”公开发表学术文章(虽然署笔名)，这似乎是“法外开恩”，但陈伯达不这样想。他说，“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对于周扬冒着风险与自己见面，陈伯达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产生了一些感想。他对儿子陈晓农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

笔者很关心，作为跟随毛泽东长达31年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到底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翻阅由其子陈晓农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面记载了很多父子间坦诚直率的交谈，陈伯达不曾对毛泽东有半句非议。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还是在毛泽东已经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陈伯达都没有片言只语埋怨毛，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倾倒肚子里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纸起诉书送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手上时，这位76岁的老人哭了。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还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

(资料摘自叶永烈，金钟 ，陈晓龙。原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