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外公就是常熟人。不过他十几岁离开家人后，从未回去过。我小时候听他常讲起常熟的童年经历，如“一钿二碗，吃之就穿(泻肚子)”的当地果冻啦，清军在野地、舟船上军事演习啦，他在乡下河里与小伙伴尽兴游水啦，在通往上海的客货运小火轮上当水手时船东是如何吝啬，克扣工钱伙食啦，等等。有一件事情他从来不讲：就是他是如何行船经过苏州乡下的“河滩头”，认识了在水边洗衣服的18岁大姑娘的我的外婆，并说服了她抛下了她死去了父母的弟弟们，只身同我外公到了上海闸北闯世界。我外婆在50年代末终于鼓起勇气回到了苏州乡下重认了两位已在镇上开店、延续祖上诗书人家余荫的地方士绅的、被她“残忍抛弃”的弟弟，尽管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那时的弟弟们再一次家道中落。外婆虽然在逃离家乡时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但几十年都不敢回乡，心里觉得没有做到长姐为母，把自己的弟弟们拉扯成人而一直羞愧。等她50多岁衣锦还乡时，听我替她穿针引线写家书并带她返乡的的大姐说，外婆的两房弟弟们合府远出迎接，把做姐姐的外婆像妈妈一样的迎回了祖屋。我小时候一直很开心外婆时不时地带我们小孩从上海的苏州河坐船，(后来又改换先坐火车，再换小火轮)回苏州乡下。到了那边，亲戚们又是请又是让的，小孩们放到地里带着捉金虫抓蜻蜓，大人们带着大家又是小桥流水、又是庭院楼阁的游玩。苏州真的是我童年时的天堂。1964年是外婆带我去苏州乡下的最后一年。到了65年，不知为何外婆带我去了一趟安徽的白茅岭农场。当时外婆并没有解释，我只觉得坐牛车地、荒山野岭、野地撒尿地很好玩。后来我才得知是我阿姨不是在那边工作，她是在劳改。白茅岭与夹皮沟一样，是全国有名的大规模的劳改营。到了1966年夏天，文革如火如荼，我们家开始被抄家，(只是三次中的第一次！)， 外婆再没兴趣带我们小孩去乡下了。我也离开了北京路外婆家住回南京路边自己家里。那时每次走回外婆家时，常常会看到外婆与邻居一起在弄堂里政治学习，挥舞《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她也再没怎么跟我们提起苏州的往事了。直到她在文革刚结束时过世，也没有向我们小辈讲述她是为何在18岁时，丢下她未成年的的弟弟们，只身跟随河滩边认识的常熟小伙儿，跑到一个叫做黄浦江滩边的地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