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爸爸年轻时非常，非常帅，在黑白照片里英气逼人，是我此生见过最帅的男人。我想，一个男人最大的英俊就在于他并不知道自己长得英俊。

记得我刚上初中时，有一次听到敲门声，赶去开门，结果爸爸赶在了我之前，一个阿姨站在门口，说是来找妈妈的，却愣愣地站在那儿。

爸爸客气地把阿姨让进来，妈妈迎出来，爸爸就回书房了。我离开客厅时，阿姨悄声对妈妈说，“龙老师，你平时也跟着我们一起说'我屋里老头子'，那哪儿是'老头子'啊？勒么帅！”

妈妈自然少不得笑言，“瞎说！”

我偷听了，心呯呯直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一个男人帅，而那个男人是我的爸爸。

现在想来，那个阿姨不过是现在女孩子常常犯的“花痴”。但只能想象，如果爸爸现在28，走在街上一定会被星探和花痴连连绊倒。

爸爸却是个典型的理工男，竟然不知道自己长得如此周正。

爸爸八岁丧母，父亲又有残疾，是长他六七岁的二姑带大的，所以至今视姑姑如母亲，感念和尊重是一辈子被爸妈视作掌上明珠的我难以想象的。

爸爸是厦门人（艾蒙郎），十八岁离开家乡去东北读大学，开始了一生的漂泊，可是无论从口音还是饮食，总是不肯改也改不了对家乡的留恋，一说起热带水果、福建小吃和海鲜，总是一脸痴迷向往。

来美国与我们同住时，偶尔遇到台湾人，他就会欣喜地用已经结结巴巴的闽南话找别人搭讪，不容分说地攀作老乡。我有时又好气又好笑，说他，“爸爸，厦门和台湾隔着几百个陈水扁好不好！”

他会呵呵地笑笑，照旧攀亲。我大学同宿舍有个鼓浪屿来的丫头，也是我爸爸唯一记得的，因为是他的“小老乡”。

爸爸语言天赋极差，离家六十年，依然一口胡建普通话，但他却是个极有天赋的化学家。他师从唐傲庆，大学一毕业就登了省报，成为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在1959年，这跟姚明在NBA第一轮选了秀差不多，因为那时即没有跟章子怡出去喝顿酒，也没有跟马云打场高尔夫可以炒作。

但两年之后，也正是这个科研标兵称号给了他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加之有海外关系，（厦门人谁家没有个七大姑八大姨在海外），我们家唯一值钱的那台半吨重的收音机成了收听敌台，里通外国的证据。因为爸爸的“间谍”嫌疑，我们一家下放到海城的农村，然后又到了营囗的一家工厂。本以为就了此一生，但天生有才难自弃，四十岁之后，爸爸又回到大学任教，参与了国家几个“星火计划”项目，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许多难题，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是他的领域里不可多得的天才。

当然，这都是我成年离家后才隐约听来的。我眼中，他一直不过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爸爸，还有时被日夜操劳着拮据生活的妈妈念叨，“我这辈子......”我记得曾经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嫁人绝对不会嫁爸爸这样的，不然我这辈子，也......

然而几十年之后，我坐在人生的田埂上回望，老公FB简直就是爸爸的八十年代版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竟然也是化学专业。我终于读懂了什么叫宿命。

爸爸一米八二，于是在那个年代就名正言顺地在他所有读过书的学校的校队里打篮球和排球。还自学了二胡，在我小时候也手把手教过我。有一次，五岁的我坐在窗台上吱吱嘎嘎地拉二胡，一个年轻的音乐家路过，敲开我家门，自荐要收这个徒弟，此后他把自己的小提琴和扬琴搬来我家，每周免费教我。当然，几十年之后，我不过就是个中年仲永而已。只是回想起当年的点滴聪明劲儿，应该是爸爸基因中残留给我的。

爸爸虽然在他擅长的专业技能上资质很高，接人待物也极随和友好，但不善言辞和人际，因此人生从未借过力或抄过近道。但因为豁达和谦卑，好像不知道自己长得帅一样，他似乎也并不知道自己本可以成为什么人物，所以他总是乐观开朗，从来不觉得生活亏欠了他，倒常常数算他一生的幸运和福气。

我是爸爸最小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宠爱有加自不在话下。他也同样爱哥哥，且十分为他骄傲，但因为是男孩儿，因为小时候调皮，总还是拍过几巴掌的，而我这一辈子，爸爸从没说过一句狠话。

记得青春期时也有过，情绪来了，风起云涌，无缘由地说着什么委屈就声泪俱下。爸爸会在屋子里团团转地走来走去，搓着双手，不知所措地说，“唉，不要哭，不要哭。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嘛。”当然，他的话不会有任何效果，但我泪雨滂沱之后自然雨过天晴。

爸爸是个不会表达的理工男，我从小到大，未听到他对我和哥哥说过他爱我们，也从来没有拥抱过我们。这在他们的年代并不稀奇，我也早已习惯了被叫作“黄慧”。

但是今年，当我敲开家门时，苍老了的爸爸激动地张开双臂，一把将我搂入怀里，紧紧拥抱着我。啊，这个我等了四十几年的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