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承认我自己很幸运，在时间上和事件上都是。

作为一名80后，我目睹了票证时代，看过黑白彩电，扛过地窖里的大白菜，感受过某平方（虽然那时候只有7岁。不过人恰好在北京一小段时间），小玩过股市，看到了股灾，从电视里见证了中国经济起飞，96年台海危机，99年大使馆被炸等时刻，也同步目击了911撞机（第二架飞机是电视直播撞进去的），参加了伊拉克战争，驻扎过阿布格莱布中央监狱，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顺便还走了两国基础教育系统一遍（中国是小学-高一，美国是因为助教缘故，走过幼儿园到大学）现在还在搞美国社会劳工福利的保障工作，所以对美国社会运行机制开始有那么一点了解。。。这些经历虽然绝对不能说把中美两国运行机制摸了个透，但是至少觉得自己在某些角度上有那么一点点观察后的发言权。当然，我不能保证我的意见就是对的，但是至少是我对解释世界能提供的那么一点个人角度吧。：-）

作为心学的半个粉丝，我得说明两点我个人的底线，一是知行合一，个人解释是任何绝对性假设如果在实际建模中不能达到，那么我不认为模型有指导意义（例如，人都是理性的，或者社会个体的最优化博弈会达到社会的最优化构建），这也是我和经济自由市场派的最大冲突点所在，是因为他们理想化的情况在历史和数学上都被证明为错误过。 第二，存在即合理，我想尽量以中立（我不能保证我自己是绝对客观的）的角度来解释和阐述一些我观察到事情，这个事件中我提到的一些我不赞同的观点不等于说我就认为持这些观点的同学有”改正“的必要性。世界应该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只有人类在不断的反思并完善不同的世界观，才能继续进步。

当然，我承认题目起的有点大。不过这是我一直在观察并思考的问题。之所以将其付诸文章，一个是对自己的长久以来的思路有一个理清和反思，二个是把原来观察并分析的现象进行一个归纳，三个是希望好友圈里的诸位继续提供好的意见和建议。三人行必有我师么。为了节省时间，这个文章会大段摘抄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唯有中华《中国必定要走自己的路》，李零《我的中国观和美国观》，王义桅《中国模式在打破普世价值》，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和古代资源》，以及网文《新皈依者：令人畏惧的虔诚》等文章的章节，因此提前说一下，防止有同学责备我剽窃哈 :-) 不过鉴于我自己的观点和他们均有不同，因此我更多是在用别人的句子来说自己的话，也算人懒人想说事的一种方式。 此外，我也会引用我原来写过的很多状态来阐述一些事实和观点。我人人好友的筒子们继续原谅一下我的懒哈。

之所以用到第三只眼看XX的文章，是因为我自己对社会管理学感兴趣的入门书籍就是那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另外作为人生一半在中国，一半在美国，并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我来说，我更喜欢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第三只眼的角度也符合我的性格。

Again, 题目很大，说的时候难免有缺漏和逻辑不清的地方，欢迎众位朋友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踊跃讨论。

第一部分：割裂的群体，割裂的文明。

首先列个小数据：

2011年中印移民美国成分对比。来源: http://rrurl.cn/6TRC7i

2011年中国大陆移民总数：87016  同期印度移民总数: 69013，

分类别:

FB(家庭签证，如子女): 17840(中) 13527(印)

EB（特种人才，投资）: 17544(中) 33587(印)

Immediate relatives of US citizen (美国公民直接亲属，例如婚姻绿卡引起的公婆/岳父母绿卡): 24374(中) 20472(印)

Diversity (多元化特批）: 25(中) 51(印)

Refugees & asylees (各类难民身份): 27097(中) 1217(印),

Other（其他): 136(中) 159(印)

对于对数字敏感的同学来说不难发现上面数据有个巨大的问题：

2011年中国移民基于子女，特种人才，投资的绿卡数量加起来才能略微超过难民身份。考虑到前者得到绿卡的基础是有良好的教育，经济条件；而后者的最大基础是偷渡，那么不难想象，在美国的华人群体内部，有多么大的一道鸿沟。

事实也是如此，从我个人对美国华裔圈的观察来看，新移民（所谓靠学历，经济条件等移民的）的最大打压方并不是白人群体，而恰好是往上追溯三代的老移民群体。 例如明显对高学历华人移民有利的STEM Act, 最先投反对票的，恰好是报纸上“华人的骄傲”的加州众议员赵美心同学。而且她不仅是投票，还在国会进行演讲，表达她对“多元化”的关心以及对“这种不平等条件“移民的反对。

如果我稍微诛心一点，那么我能不能理解成这些以老移民为基础出身，选区基本是老移民的华人议员们普遍有“老子当年千辛万苦偷渡过来，吃了多少苦才能拿到美国公民，你丫现在读读书，有点从中国带来的破钱，就能拿美国绿卡了？”的“我过的不好没关系，只要别人过的比我差就好”心态呢？

当然，分歧不只在这里。

可以说，除了我们这一代人（80后-00后）以外，往上回溯至少四代人到刚被送来的猪仔劳工，他们来到美国后的第一印象应该都是美国的富足。中国人口基数大和相对密集导致中国人日常生活压力大，资源争夺紧张。因此无论是官方派遣还是偷渡，不少人抵达美国后都会有我能和在中国一样的努力却获得更多资源的感觉。 我仍然记得我爸原来和我形容过的他83年刚到美国的时候，为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物资看的眼睛发晕的感觉。（尤其我们得考虑83年的时候中国仍然是凭票供应时代）

在这种物质生活的冲击之下，很多人不难将对中国的贫穷落后，资源相对紧缺的不满状态归结于“制度”，并认为美国的制度能保障这种富足的生活而给予歌颂的同时对中国制度进行全面的，带有痛恨心态的批判的情况。 这种情况尤其在知识分子界比较严重（考虑到中国49年后将知识分子从原来的舆论控制这位置拉下，并予以劳动改造的情况）。无论是留洋还是海归，某些知识分子甚至到了不顾事实，完全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对中国制度，文化乃至一切进行攻击，从殖民300年，到死也要死在美国精确炸弹之下，再到汶川地震是天谴。。。文章《为什么中国知识精英会堕落成“民主恐怖分子”？》给我们描写了一副生动的画面：

“。。。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 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说穿了，目前中国的某些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如果说这篇文章是危言耸听，那么我们随便去法拉盛唐人街上溜达溜达，一松亭家庭旅馆的地下室里就是中国某党的总部，去听听会议里的谈论，再看看这些人的学历，顺便拿份大纪元，还可以抓份南方报，噢，还可以看凤姐呢。。。你就知道，上文说的并不是虚构。

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其中一部分，老移民群体里更是弥漫着“融入美国社会”的迷梦。而他们融入的方式，就是成为彻底的香蕉，外面留一层皮，里面彻底洗白。 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在很多拉美裔家庭不遗余力的为孩子创造学习西班牙语条件的同时，很多华人家庭都是拼命让孩子别学汉语，学好英语是第一。 问题是老移民的孩子，即ABC却是最被欺负的一群人。他们是夹缝一代。断裂一代。中国人不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而美国白人又有多少人认为他们是自己人？ 有多少人见过ABC骂自己父母说chick English， 又见过ABC不愿意让英语不好父母来开家长会给自己丢脸？ 我小侄女才4岁，就已经知道和我哥哥嫂子说no Chinese了。这不能怪孩子，从心理学来看，孩子开始是generalization, 后面才是individualization。毕竟孩子并不明白多说一门语言的重要性，只知道她在幼儿园说中文就没人和她玩，所以本身就是对中文一个痛恨的开始，脱离语言环境的教学又是额外负担，等长大了，知道中文重要了，再学已经晚了。 只不过我们很少问一句，谁给孩子营造的一个可以痛恨中文的环境呢？ ABC英语再好，glass ceiling对他们就不存在了么？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拿骆家辉，赵小兰，钟云，赵美心来反驳我，我的问题是，无论是赵小兰还是骆家辉，他们究竟是华人？还是有华人皮肤的香蕉？这种少量农转非式的华人政治力量必然无法为华人争取权益，正像上面说的，他们连漂白自己都来不及，更何谈给新华人谋利了。

更有甚者，某些人连黄皮都不想要了，我个人见过不只一例是家长要求闺女必须嫁个白人（无论第一代还是第N代，甚至不少女生自己都有这种想法），这才觉得自己是融入主流社会了。而作为整体性来看这并不是耸人听闻：

2010年03月15日据美国《侨报》报道，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闵丙甲(Pyong Gap Min)和俄亥俄州莱特州立大学(Wright State College)的金治坤(Chi gon Kim)教授通过对2001-2006年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普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分析发现，在1965年以后出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中，高达55%的人是和自己族裔之外的亚裔或白人通婚，其中和其他亚裔通婚的比例仅占9%，而和白人之间通婚的则高达35%。其中具体到华裔群体而言，56.4%的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也即通常说的ABC)选择和非华人结婚，其中选择和外族通婚的男性占52.8%，女性则为59.5%。在和外族通婚的华裔男子中，和其他亚裔通婚的占21.9%，和白人通婚的占26%；而在女性ABC中，和其他亚裔通婚的仅占10.9%，和白人通婚的则高达42.5%，这也印证了人们观念中国女子多和“白人老外”结婚的现象。

可这样就保证你政治上不受歧视么？显然不是。 再者，很多美国白男是Asian girl 控， 不过和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Asian girl 是成为美国人？还是被拿去当战利品被人家作为展示对象了？

至于这个回答，我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林林总总上面说了很多很多情况，有朋友会问，你不是想说中国文化么，为啥扯了半天美国华人？

其实我是想说，这些所有情况都只表达了一个事实：

自鸦片战争使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以来，作为衰败与没落的古老东方帝国曾经无比骄傲的子民一直是被侵略与被践踏。这造成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自卑感。而他们的存在感与认同感，始终是在第一世界经济渗透与文化侵略的霸权下的一种再确认。当代中国文化不自觉而又无可奈何地在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快速增长的泡沫经济之间，在西方世界新黄祸威胁论的唱词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话语体系里，投射着一种延续的“东亚病夫”姿态和后殖民主义焦虑中不少人产生了逆向民族主义的自我否定情结。

在这个情结下，很多华人 -- 中华文化的载体者，失去了对自己所承载文化的信心。 而对西方文明的融入渴望和自身的自恋与自卑，则使很多人落入了另一个心理陷阱，即 新皈依者，令人畏惧的虔诚。

关于这种皈依者心态，网上04年就有很好的文章，这里就不再额外添足，而是 附上链接：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452608.html （附属阅读）

当然，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我其实在前面陈述时，额外加了一个定语，“除了我们这一代人（80后-00后）以外，往上回溯至少四代人到刚被送来的猪仔劳工，他们来到美国后的第一印象应该都是美国的富足。”

这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是以留学生身份等有一定经济教育基础抵达的，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即使不来美国也不至于在国内穷困潦倒。而中国的迅速发展，则让我们不少人对美国的“富足”嗤之以鼻。我至今仍记得某同学作为新生（现在都博士毕业了）刚到UMass Amherst附近住宅小区时候发出的感叹：

“妈呀，这是美国么？ 我不是下乡了吧？”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这一代人明显的比其他群体更有底气。 也更有文化的自信力。从00年我到这里，看不少人拼命留下，到现在的同学基本去留随意，更看重发展前景，我个人越来越能感受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的自信心态。 而每届春晚上越来越多的才子才女的表演，也让我体会到了中国文化随着经济的回复而进行逐步复兴的苗头。

但在这种可喜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忽略西方意识形态对过于几代人，乃至于我们自身的影响。

例子1. 00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问我爸 revolution是啥意思， 我爸很瞧不起我的说，你肯定没好好学英语，你课本第一课应该是 great culture revolution! 我当时就很无语。虽然我爸自83年后就没怎么回国过，不过您老对中国的印象也不至于就冻结在了1983年前吧。。。

例子2. 某同学向我表达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因为在她的印象里，中国文化就是对妇女红果果的压迫。 是烈女传，是三从四德，所以“家里从小不教她任何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这位同学是在中国长大的哟）以避免她受到“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 唯一的问题是，她的相册的名字叫 “天不生大英，犹如万古长夜”。。。

好吧，我只能说，洗脑这东西，如果不被这个洗，就肯定被那个洗。。。

至于我自己，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不太理解为啥很多人只看当代史，而且是割裂的看的。而作为心学爱好者，我觉得如果要反对一样东西，至少要了解对方的出发点，这种不听不听，和尚念经的观点，是不是有点过于宗教崇拜化了？

当然，我在这里说一堆（其实这只是无聊的引子，后面还要说几倍这个的量。。。）并不是为了让朱锋在《我们国际观的脱节和阵营分化》里把我归结成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事实上，作为自己进一半人生旅程中经历过的社会，我个人对西方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者所有的”深恶痛绝“的感觉。我只是希望朋友明白这个制度是针对西方主体国情的适应性制度，而他的建立是在西方哲学体系下，西方传统价值体系下，以适应西方具体国家的社会条件，人口与人文环境等等基础上，只适合于西方国家的实际国情的体制性制度，而且远远谈不上完善。因此在我感受了各种各样的美国／国际文化之后，我自认为对于体验不同文化来说，美国是个完美的地方。但是这并不代表就要去被同化，而因为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并且应该接受所有美国价值观。作为华人群体，我们应该更开放，更国际化，但不是盲目得美国化。

为什么？ 可以从几个角度阐述：

从现实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被划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西方世界的优势包括：

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几乎所有的硬通货如黄金;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的同时是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发并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绝大多数宇航技术和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从历史看，通过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目前的西方世界已经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最高端。 那么它自然有维护这个既得的秩序的动力。因为他们享受着这个秩序带给他们的红利，来给自己国民做全民的福利及社会保障，当这种保障受到威胁的时候，战争，超发，让全世界为他们的全民福利买单都是应有的行为。只因为他们拥有石油货币霸权，价值取向的话语权，强大的战争机器等。。。

但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国，这一切的一切是可持续的么？ 这个地球还有多少资源可供我们掠夺？

而作为华人的一员，我们是希望有朝一日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作威作福，然后我们去做美国的带路党去剥削其他人？ 还是希望中华文明能给世界带来一个不同的格局，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路？ 从而使得美国能走出自己的困境，从而变得更好？

正如李零在他的《我的中国观和美国观》中所说的，

我并不担心中国会不会当老大老二。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强大是不是还是美国式的强大，中国会不会与它联手，共同宰制这个可怜的世界，一块儿欺负穷国和穷人，不管是本国的穷人，还是外国的穷人。

而要走出不同的路，就需要我们首先回顾历史，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寻根，从而找出一条符合我们自己文明的，适应工业化发展的文明价值观来。

正如上文所述，现在有些人把中国历史贬低的一塌糊涂,称之为”专制的历史,吃人的历史”，然后跑到自由女神像下去歌颂他心目中的民主自由。 我只能说这种人既不懂中国也不懂美国。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曾遭到过巨大的历史创伤,以至到现在,有些国民的心态仍然没有恢复正常。每逢一些国内外争议话题,或亢奋的不知节制,或谦卑的缺乏尊严.

如何找回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答案很简单,只有深入理解我们的祖先和历史,抓住我们的文化的根,才能驱散内心深处的恐惧,面对各种来自不同文明的挑战.而理工教育为主,从小学英语比中文多的留学生同学们,你们又准备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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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皈依者：令人畏惧的虔诚

一个故事有特为深长的意味，说到一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久居马其顿，已仿效此国的礼俗和服装，回到他本国以后，把自己当作人，却把亚历山大城的人当作奴隶看待。——蒙森《罗马史》卷三

在希望成为与己不同的人时，会认为自己是他人，这就是一个人发疯的原因。——卢梭《新爱洛伊斯》序言

我们村里的一个女孩，三四年前到了上海工作。之后渐渐地她回家越来越少，她和父母、村人说话只用上海话，而决不使用她自己也用了20来年的本地话。前年她生病了，但坚决不要母亲去上海看望她，怕人知道她有这样“老土”的妈；家里要给她御寒的衣服，她让妈妈去邮局给她寄。她妈要送她，她坚持和母亲分开一段距离，并只送到村口——她妈想多送她一点到公路上，被她训斥回去。在结婚之前，她从没带自己的上海男友见过自己父母；结婚到现在一年，她再没和母亲见过一次。

每次回岛谈起这个故事，我母亲都摇头浩叹。按说她家楼房也盖好了，只是她妈的确观念保守，又不穷，却终年老穿着补丁衣服。这个女孩早年也没什么不孝的劣迹，相反还颇为沉静内向。最离奇的是她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不过是高中毕业了在上海当个超市收银员，却比真正的上海人还要瞧不起乡下人。

她对上海文明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令人畏惧的。我相信她在深夜内心一定交织着强烈的自恋和自卑。仅从道德高度去谴责她是容易的，然而她的表现却代表着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

通常人们认为新皈依者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变节者、非我血统者、投机分子。但事实上，历史上却反复出现这一情形：新皈依者的行为比团体的原成员还要强烈的姿态。其强烈程度甚至有时连团体的原成员也感到吃惊和不解。例如几种斯大林传记都说到，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却表现出比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这一度使很多俄罗斯人迷惑不解。列宁曾批评斯大林：“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斯大林之女也写道：“父亲一生热爱俄罗斯。他深深热爱它。我没有见过另一个格鲁吉亚人象他这样忘记自己的民族特点，这样强烈地爱俄罗斯的一切。”而斯大林的父母，甚至连俄语也不会说。

也许出于一种内心上极度想证实自我身份的想法，新皈依者有时行为极端。早期阿拉伯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阿卜杜拉·伊本·赛伯伊，他本来是也门的犹太人，但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阿拉伯领袖阿里的过度尊敬甚至使后者十分不安，他后来竟成为极端十叶派的创始人。上面那个例子当然也是，我相信即使是很瞧不起乡下人的一些上海人，恐怕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对自己母亲这样。

要解释这一现象不是我能做到的，我只粗略地想到两点：

一是变节者的忠诚。就像《射雕英雄传》里说的：“哲别挺着长矛，一马当先。他刚归顺铁木真，决心要斩将立功，报答大汗不杀之恩。”变节者的表现欲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了避免被盘查往事（这是变节者最怕的事），变节者往往有着旺盛的“将功赎罪”意愿。明末乱世，洪承畴等人导引清军，在征服效率上比八旗军还要高，而当夏完淳提到他往事时，他大怒了。这一内心的耻辱感可能驱使者他们表现出更加卖力地想洗掉自己原来的身份，表现出更狂热的姿态——虽然这经常是徒劳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征服者的军队中，仆从国或伪军（“二鬼子”等）有时表现得更加残忍——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这些变节者的故事不胜枚举，甚至我们可以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实际上是唐僧师徒四人中唯一一个出自妖魔一路“血统”的，但他在取经中表现得最为虔诚，对待原来实际是他同道的妖魔时也最为无情彻底。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引用了美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美国社会中遭受歧视的墨西哥人和日本人，在二战中都很英勇，希望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其中一个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墨西哥人说：“我们都证明了自己，证明我们比盎格鲁人更加是美国人。”而二战中由日本裔美国人组成的第442步兵团则是“美国战史上受勋最多的分队”。正是这种内心的耻辱感加强了他们的表现欲。

另外一类则不易归类，大略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即一种意识形态在其发源地之外的新皈依者表现得更为忠诚。这一现象的发生，或许可以归因为教义在传播中的教条化。大抵一种文化或教义在其发源地有时反而不受重视，大概也是出于“本地无先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样的心理。因而孔子云“礼失求诸野”，盖因在边缘地区，有时反而将中心地区的一切东西都视为珍宝地留存下来，如内藤湖南说的，中原“尉”这样的小官，在边缘地区却当做天一样大地珍视。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日本比中国保留了更多唐代式样建筑、为何佛教在印度衰落而东亚却一直兴盛。另外也可以解释党史早期王明等人为何如此虔诚地、教条地执行莫斯科的意见；而一些全盘西化论者为何狂热地理解自由民主。正如金庸在写到日月神教、神龙教时暗示的，教中新招的少年在教义的执行上远为虔诚和偏激，似乎它一向就是天经地义。

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园，即现在的利比里亚，国名即得自“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身为下贱”的黑人，回到非洲故土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拥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近年利比里亚内战的远因之一。

1890年代，南非金伯利最终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周围大批的黑人被吸引过来，并逐渐形成一个日渐增长的“有教养的非洲人阶级”，“在对国王的忠诚上他们超过了殖民地白人”（Terence Ranger《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他们热爱板球、橄榄球等“包含又传播了帝国观念”的英国输入的体育运动，甚至白人也觉得他们“过于认真地对待帝国理想了”。这一情形并不孤立，在肯尼亚等地，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比白人热情认真地对待英国文化的黑人阶层。

这样的情形印度也存在。印度籍的行政官员在英国度过青年时代后，回到印度时“几乎如宗教般地奉行着”英国的社会习俗和伦理标准，切断了和母体印度社会的联系，“在心灵和举止上他毫不逊于任何在英国的英国人”。（Bipin Chandra Pal《我的人生与时代的回忆》）

Ian Fleming的小说《不博士》(Dr. No）中虚构了一个叫普莱德尔·史密斯的英国殖民大臣，此人说道，在牙买加，有一些中国和黑人混血的人，他们“是被遗忘的粗鲁的种族。他们看不起黑人，而中国人看不起他们。”——这虽然是充满偏见的定型形象的论述，但不幸，这种尴尬处境正是许多类似人群的概述。

在传播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螺旋上升现象：例如在苏联之后，中国、北朝鲜、红色高棉，一个比一个激进。对科技的崇拜本来肇因于19世纪末的欧洲，日本对此信奉得更虔诚（如《铁臂阿童木》里的“阿童木”实际是atom“原子能”的音译，表现出当时日本对科技的崇拜），而中国似乎更加强烈，表现在建国后全民对钢铁（大工业的象征）、高压电线等的狂热追求。在西方人开始质疑西医的缺陷时，我们却要求中医必须考西医课程才能执业。

这种虔诚有时导致暴力和流血。例如在阿拉伯帝国时期，有一部分被称为Mawali的二等公民，他们不是阿拉伯血统，“这部分新皈依者在穆斯林中是地位最低下者……然而，这些新皈依者在信仰上却极其虔诚，有时达到狂热和偏激的地步，他们往往是非穆斯林的迫害者。”（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

日本学者驹込武在其论文《日本的殖民统治和近代》中，也指出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将白人文明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成为现代文明的“新信仰者”，最后演变成向劣势的他者挥舞暴力的角色。“在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作为其行为方式，对不文明种群露骨的轻蔑、对文明种群无羞耻的媚态并存。”

中世纪西班牙的第一任宗教总裁判官Tomas de Torquemada，本是犹太人，但他却于1492年说服当局将拒绝受洗礼的17万犹太人一律驱逐出境，在他任职期间，有2000人被判处火刑。在西藏佛教早期历史上，也有过瞪视僧侣者须被挖眼珠的残酷刑罚——而制定这些刑法的，却是新皈依佛教不久的西藏贵族，他们的措施远比印度的同行强硬偏激得多。

即使在近现代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19世纪中期，贫困且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被本土的美国白色歧视，侮辱地称之为“白种黑奴”。然而，这些二等公民的爱尔兰人并没有和其他“被压迫的阶级兄弟”如黑人等有色人种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远比美国本土白人还激进得多，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1870年代，爱尔兰裔的煽动家丹尼斯·卡尼高喊“中国人滚出去！”因为他们和“黑鬼”一样，是“道德堕落的人种”。1889年都柏林的《周日论坛》还刊登了一篇评论说，“现在一些爱尔兰海外侨民以种族主义和不能容忍其他人种而著称，虽然他们自身也在遭受着种族偏见。”一百多年后的1990年代，美国的国际制衣女工联合会，其成员在受到剥削，工作条件下降到第三世界国家水平时，主要抵制和反对的却是香港和中国的同胞工人。

回到开头的故事。这个女孩的行为大概可以说兼有两种情形：她是变节者，新皈依者，一个Mawali。她那令人畏惧的虔诚伤害了家人，也在伤害着自己。或许可以说她可恨可笑，但她也可悲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