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部门仍然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色彩明显的有利于私人和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改革政策，仍然继续重用那些声名狼藉的带有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在替未来的颜色革命煽风点火。  
 

未来两年中国爆发“颜色革命”的概率  
 

——2014大势简析  
 

来源：华夏网  
 

马钟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  
 

2015年2月19日  
 

（作者注：此文主要内容原是2015年初为一次形势研讨会所作的提纲。其主旨是对各个层次的“主流舆论”所忽略的问题做一点提示。针对复杂的局势做出准确的预测，是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此文对未来中美俄三角关系、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国内经济走势、中国未来几年颜色革命爆发的概率等问题的判断可以说都是简单的、初步的，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夹杂直觉因素的。之所以发表出来，主要是想发挥一丁点预警之用。如果在若干问题上不幸言中，则纯属巧合。）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是理想信念的动摇，还是“颜色革命”风险的滋长，都与当前中国所遭遇的意识形态危机密切相关。假如当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全面渗透和泛滥的态势不得到遏制，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很大程度的动摇，经济政治改革也会误入歧途，在这种局面下“颜色革命”的发生就几乎是一种必然结局。“颜色革命”的国内条件成熟后，它与何时爆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取决于境外敌对势力选择何时与我“决战”。综合2014年国内外安全态势的新特点可以看到，未来两三年内即2017年前后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危机的概率已经大大提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一、从2012到2015，美国对中俄两国态度的对调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华盛顿表示，美方已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2月6日同一天，美国白宫发布了最新版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分化中俄关系的用意更加赤裸裸。奥巴马在报告开篇就史无前例地攻击俄罗斯进行了侵略，并且将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霸权的严峻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国家安全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塑造明天的机会。暴力极端主义和不断演变的恐怖威胁，使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面临遭受攻击的持续风险。对网络安全的挑战不断升级、俄罗斯的侵略、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以及传染病的暴发，都使人们对全球安全感到忧虑。我们必须对这些挑战和其他挑战保持清醒的头脑，并认识到美国具有独特的动员能力，能够领导国际社会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正在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协调一致，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使其付出代价，阻止其未来的侵略。” 

 随后，报告中又在多处批判所谓的“俄罗斯的侵略”，并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这些复杂的时期表明了美国在世界上不可缺少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地位。我们动员并领导全球作出努力，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削弱并最终击败‘伊斯兰国’，从源头抑制埃博拉病毒，制止核武器材料的扩散，并减少全球碳排放。我们的政界形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即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发挥领导作用，而是我们如何引领未来。”在全报告中，直接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侵略的文字，多达八处。 

 报告在最后一部分则点出了当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即在将俄罗斯视作最大敌人的同时，又为将来美俄进入缓和进程留有余地：“我们将继续通过制裁等手段让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以质朴的真理反击莫斯科的欺骗性宣传。我们将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警惕其战略能力，在必要时帮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抵制俄罗斯的长期胁迫。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敞开大门，与俄罗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条件是，它选择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民主发展的和平合作道路。”  

对于中国的态度，美国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客气的一次。奥巴马在报告开头部分这样对两国关系定性：“这样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前所未有，我们同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 

而在最后一部分，报告则更加具体地展示了美国对中国高度警惕但却又极力拉拢的的复杂心态：“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我们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这种关系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好处，并促进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安全和繁荣。我们寻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增长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共同区域和全球挑战上的合作。虽然会有竞争，但是我们认为不一定发生对抗。与此同时，我们将从强势地位管控竞争，同时坚持要求中国在从海上安全到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我们会密切留意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同时想方设法减少发生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关于网络安全，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护我们的企业，捍卫我们网络，防止为商业利益窃取商业机密，不管是私营部门还是中国政府。”  

与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及五角大楼公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军事战略报告相比，美国面对中俄的态度已经进行了很大的策略性调整。在3年前的那次表态中，中国和伊朗一样，被美国明确定性成美国最大的威胁和对手，其中明确提到中国的是如下三次：“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必须要在更明确地澄清其战略意图的前提下进行，以避免引起该地区摩擦。美国将继续进行必要的投入，保证我们能够按照条约和国际法维持地区进入和行动自由的能力。”“为了有效地威慑潜在对手和阻止他们达到目的，美国必须要维持在我们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地区的力量投送能力。在这些地区，对手可能会使用不对称能力，包括电子战和网络战、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先进的防空、地雷和其他手段来影响我们的作战意图。如中国和伊朗等某些国家将继续追求利用不对称手段来遏制我们的力量投送能力，同时推动精密武器和技术的扩散活动，让这些武器甚至可能落入非国家行为人手中。” 

然而，2012年初的这份报告涉及俄罗斯的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与俄罗斯的接触也同样重要，我们将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建立合作关系并鼓励对方在其他领域做出应有贡献。”  

总之，在2011年末2012年初，美国分化和拉拢俄罗斯，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付中国的态势更加明显，这与三年后的表态刚好相反。   

二、美俄冷战之后很可能是美中冷战--中国颜色革命爆发的国际气候日益成熟  

美国对中国在打压的同时又极力拉拢的灵活手腕，还在2014年的台湾、香港事态上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2014年对中国产生很大冲击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本质上都是颜色革命的预演或者说“准颜色革命”，其背后则是中美之间的博弈。香港、台湾的敌对势力都是由美国所一手扶植和培养起来的。这两场“准颜色革命”，都是由美国策动起来的，而且也都是一定程度上由于美国选择合适的时机将其刹车而终止。例如，2014年4月4日，美国政府于太阳花运动高潮时，针对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公开表态，认为学生和抗争的民众应该“负责任的使用自由”，以文明方式表达立场。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美国“非常希望学生和示威民众能负责任的运用自由，作法也要符合文明与平和，当然更要避免暴力”。随后，台湾“太阳花运动”于2014年4月10日随声落幕。再例如，针对香港“占中”事件，奥巴马2014年11月12日公开表态：“在香港问题上，……我毫不含糊地说了，美国对（香港）那边所发生的抗议活动，在煽动这些事情上没有任何参与。因为这些问题最终是由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决定的事情。”随后，香港“占中”群体之间针对运动是否继续下去发生巨大分裂，其态势愈发低迷，2014年12月12日，香港“占中”运动在警方清场中结束。 

美国之所以将台湾、香港的动乱先发动起来，又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扑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2014年显然还不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决战”的时间点，美国颠覆中国政权的各种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美国发动这两场运动，主要的动机是对港台的亲美反华势力进行练兵和进一步的培植，以为将来的“决战”打基础、做准备。政治博弈技巧捻熟于心的美国政治家们明白，在“决战”之前过度使用自己的力量、暴露自己的动机，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白白损耗自己的实力、浪费自己的机遇。例如，2008年美国假如不通过瑞士银行曝光陈水扁的敛财账号并把不听话的陈水扁送进监狱的话，陈水扁的“入联公投”很可能就会导致中国大陆采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由于此时的美国尚未准备要与中国摊牌（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将使之前的和平演变工作功亏一篑），陈水扁激进台独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使台独势力彻底覆灭。2014年的情况也类似，假如美国扶植的港台敌对势力过度强硬不知收敛，但却又无法彻底颠覆中国，其下场很可能是遭受重创乃至全军覆灭。 

2014年之所以不是美国对中国“决战”的时机，是因为美国（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在这一年的博弈对抗已经陷入了白热化程度，其烈度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今日美俄对抗的烈度，一定程度上是未来中美对抗烈度的参照体系。正如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一样。  

今天，美国为打压俄罗斯已经竭尽全力，2014年石油价格的暴跌和1986年的暴跌是如此的相似——后者是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假如2014年美国在香港、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也采取全面进攻的态势，其后果如何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将迫使中俄形成牢固的联盟，而自己只能败下阵来。因此，美国在2014年对俄罗斯采取全面进攻和高压措施的同时，对待中国的态度则是软硬兼施、硬中带软。2015年初美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以及其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展示的态度，都是明证。在涉及台湾、香港等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本来有实力制造更大的动乱，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害，美国的主动撤退一定程度上带有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进而阻止中俄同盟形成并在中俄关系中钉入楔子的显著意图。 

美国的这种“楔子战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1949至1950年，美国就曾想通过分化毛泽东的中国来分化即将形成的中苏联盟，例如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发表声明和讲话假装要放手台湾、艾奇逊还在声明中公开挑唆声称苏俄是中国及亚洲最大敌人等等。然而睿智的毛泽东没有上当，中国利用五十年代宝贵的时间在苏联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援助下完成了初步的国家工业化。随后美国便调转矛头，转而影响、拉拢、分化苏联的赫鲁晓夫，1956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妖魔化，到1959年又与毛泽东大谈他臆想中的“戴维营精神”（美苏版的G2），进而提出了“三和路线”（即与美国“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随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美国通过硬中带软式的影响、拉拢赫鲁晓夫的方式，成功地在中苏联盟间打进了“楔子”。 

今天，美国显然又在故技重施。当前，中俄之间的同盟关系还远远没有牢固确立。美国对俄罗斯的长期基本战略当然是通过各种制裁和压力最大程度削弱普京政权，壮大俄罗斯内部政治反对派的实力，从而削弱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当前美国最起码的目标则是试图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收获满意的果实。然而，美国也很清楚，普京政权短期内崩溃是小概率事件，就连布热津斯基也一直将肢解俄罗斯的算盘打在了俄罗斯的下一代身上。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美国在获得初步战果后，很可能就会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即开始尝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甚至发动“决战”。美国有可能将时间点选择在2017年前后，因为如果美国在此时无法得手，可能将不得不被迫吞下承认中国崛起的苦果。

对于俄罗斯的普京来说，他所主要考虑的，是且仅仅是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是一个实用的民族主义者，假如有可能，普京很希望俄罗斯能够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只不过是有尊严地融入而已。普京执政俄罗斯十几年了，但是俄罗斯仍然没有从苏联解体的灾难中真正缓解出来。虽然普京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对美日趋强硬，但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自由主义化的亲西方势力所把控，俄罗斯摆脱经济依附、谋求经济独立的步伐迟迟没有迈开，其背后的战略考量恐怕仍然是没有最终放弃与西方尤其是欧洲妥协和融合的打算。2013年俄罗斯的经济遭遇重创增速显著放缓，前总理普里马科夫于2014年1月曾指出：2013年俄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而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者还在继续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虽然今日俄罗斯和北约的政治关系已经恶化，虽然中俄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合作潜力巨大，但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寡头们仍然在加大与欧洲的经济融合进程，而与中国的经济融合步伐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却步履蹒跚、犹犹豫豫。俄罗斯似乎更多地把中国因素当做迫使西方“接受”自身的筹码。在北约中，欧洲一直有“消化”和“融合”俄罗斯的打算，只是由于美国的干扰和阻扰而尚未实现而已。 

斯大林于1924年执掌苏联政权时，苏联仍然是个农业国家，但是13年后1937年时苏联工业已经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二。普京于2000年执掌政权时俄罗斯的相对工业条件远胜于1924年的苏联，但13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工业没有根本性的起色。所以，普京并不是斯大林那样对西方有致命威胁的对手，也绝不是斯大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美国对待普京的态度和当年对待斯大林本质上将是不同的。正是这个原因，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史无前例地攻击俄罗斯的同时，也做出了如下姿态：“我们将继续敞开大门，与俄罗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条件是，它选择不同的道路———也就是尊重邻国的主权和民主发展的和平合作道路。”

在美国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如果美国离间中俄关系成功，如果中国给予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远远不能弥补美国的制裁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中俄经济融合没有迈出实质性的关键步伐，那么当美国决定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时候，俄罗斯及民族主义者普京可能很快就会倒向美欧一边，在未来的中美冷战和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甚至倒向美国。当然，假如普京政权及俄罗斯被根本性削弱这一小概率事件发生，那么未来的局势对中国更加凶险。 

因此，2014年俄美冷战及其相关的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可能都是战略“虚子”，真正的问题是中俄同盟关系是否能够借机得以确立和巩固。如果这一战略目标没有实现的话，无论普京政权最终结局如何，在未来的中美冷战中，中国将遭受比今日俄罗斯更大的压力和冲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自身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超强的工业实力构建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防止共产主义革命的蔓延，美国不得不援助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发展，以防止日本和西欧“变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相对工业实力大幅衰退，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瓦解。美国不得不充分发挥自身的军事优势、金融优势和意识形态优势与沙特等中东石油国达成协议，要求确保中东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并使石油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美国。美元通过与石油挂钩的方式延续了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也从一个“军事-工业复合体”转变成“军事-金融-文化复合体”。此后，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和大宗商品（其他如矿产、粮食等等）价格便由美国的华尔街在五角大楼的辅助下一手掌控。美国决定对苏（俄）施压时，经常唆使沙特等盟友通过抛售石油、提高产量的手段，配以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等方式使石油价格暴跌，以加剧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困境。1986年（准备肢解苏联）、2008年（应对俄格冲突）以及最近2014年（应对俄乌冲突）的石油价格暴跌，都有美国遏制苏联（俄罗斯）的因素。然而新世纪以来，美元货币一直高额超发，石油价格短期暴跌之后，必然意味着长期性的高涨，从而带动矿产和粮食的暴涨。而美国则会在这一阶段加大对石油和粮食进口国如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例如2007年前后、2011年前后，中国在政治交接的敏感时期都处于高通胀阶段，而国际因素是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之一。 

石油价格于2014年暴跌后，很可能在2015年、2016年和国际粮食价格一样维持在低迷状态以稳定和刺激中国的进口份额。当俄罗斯向美国妥协两国关系缓和后，国际石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很可能在2017年前后迎来新一轮的暴涨。由于盲目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尤其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的非理性推进，此时的中国很可能遭遇2014年俄罗斯所遭受的金融打击——货币贬值、资本外逃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由于地方冒进的土地流转政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的农业已经日益陷入危机，粮食进口量逐年大幅上升，国内粮食的价格已经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再加上2014年以来美国操纵的敌对势力以珠三角为基地，显著地加大了对中国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渗透力度……这一切都将给2017年前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 

三、“决战”到来的信号弹--2014年“太阳花运动”和“占中运动”的警示   

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强调利用民间社会、利用底层劳工的民生问题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例如，奥巴马在报告开篇就将美国的劳动者和企业并列，强调劳动者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还受益于一支年轻和不断壮大的劳动大军以及富有弹性和多元化的经济。我们的劳动者和企业的创业精神巩固了我们的经济优势。”报告还提出要在全球化中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通过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我们将塑造对美国工人有利的全球化。” 

整个报告总共有十五次谈到其他国家的贫困问题，三次谈到经济不平等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例如：“我们正在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国际社会在2015年之后的日程，以消除极度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优先考虑妇女和青年。”“为了防止冲突和促进人类尊严，我们还将奉行消除极度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我们将捍卫频繁遭受暴力、虐待和忽视的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流离失所者和流动工人。”这体现了美国执政精英对他国底层劳工和弱势群体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报告整个第四部分是“价值观”问题，其中明确指出要在世界“赋予民间社会和年轻领导人力量”。报告指出：“民主不仅仅取决于选举或政府机构。通过民间社会，公民走到一起，让他们的领导人负起责任，应对挑战。民间社会组织常常推动创新，提出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尽管如此，民间社会和个人活动分子还是在世界许多地方面临挑战。技术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围绕反腐败和推进法治乃至环境行动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动员起来。专制国家，甚至一些有较多民主传统的国家的政治精英正在采取行动限制民间社会的空间。”随后，报告明确强调：“美国应对这个趋势的办法是对民间社会给予直接支持，主张废除破坏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法规。我们还支持扩大信息获取途径、促进言论自由并在世界各地的这场斗争中把民间社会团体连接在一起的技术。全世界50％以上的人口在30岁以下。在治理失败的国家，许多人为生计而斗争。我们正在采取主动行动，与世界上的年轻人建立关系，确认政界、商界和民间社会的未来领导人，让他们彼此建立联系，获得他们蓬勃发展所需的技能。” 

透过《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看到，美国未来对对手国的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政界和商界，它更注重对其他国家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尤其是贫困阶层及其领导人的直接支持，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动颜色革命，借以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霸权。这种对对手国民间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历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是少见的。这意味着颜色革命战略在美国整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在上升，而美国颜色革命战略本身也在发生深刻转变。 

1、“太阳花运动”和“占中运动”真正的可怕之处  

美国《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的新战略，在2014年的中国港台地区已经有所印证。  

港台地区敌对势力制造的针对“中共”的所谓“运动”历来频繁，但是以往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自由”、“民主”、“人权”与“独裁”、“专制”、“暴政”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之中，其参与主力主要是极端亲西方的政客、知识分子和部分中产阶级，大大小小的“运动”过程更多的像是松散和混乱的“嘉年华”。然而，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中，参与者的阶层范围和组织化程度与以往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主动给自身贴上“底层”、“草根”的标签，其组织者以维护底层阶级利益、关心民生、反对贫富分化、反对大财团、反对官商勾结的立场出现，将中共抹黑成大财阀的政治代表和“政商勾结”的“贪官富豪共同体”。 

例如，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联在罢课起动宣言《抗殖反筛选 自主港人路》一文中，沿用了四十多年前香港学联的“反资反殖”的口号，鼓动普通民众反抗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但是，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学联是爱国的社会主义力量，而今日的香港学联则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控制下，“以子（共产党）之矛攻子之盾”。这篇宣言认为，“所谓殖民，是一套制度，更具体的讲，就是一种利益与政权勾结乃至分配不公，却又把市民大众排除于政治之外的体制。……直到今天香港依然未完成解殖。”这篇宣言批判港府的亲资本、亲财团立场，认为和港英殖民政府一样，“‘行政主导’、‘小政府大市场’被今天的港府奉为圭臬”。宣言指责香港建制派“为之辩护的理由是‘保障资本主义的良好运作’，‘工商利益是香港基石’”，指责香港经济维持稳定，是“对政商勾结联盟而言”的稳定。 

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集会发言时更是煽动称，“普选与民生息息相关”，“假普选让政策倾向大财团”，他认为人大常委的政改决议，是排除大部份港人意见，让红色资金垄断提委会，“这样只会令香港贫富悬殊成为全球首屈一指。”周永康还慷慨激昂地朗诵题为《自主命运誓不认命 罢课重奏未来凯歌》的大专学界罢课誓言，其内容有：“今天，看着香港我城被中方暴政压碎，72万个热炽灵魂被一巴掌掴，繁荣与未来在中国政府与大财阀的贪欲下分崩离析，请问这是否就是香港的明天，我们未来将相伴数十年的家园？……公义民主的政制若被否定，将如同宣告香港人未来三十年必须继续活在中国政府与大财团的殖民与玩弄下。” 

显而易见，香港“占中”谋划者的基本战略，就是将中共与大财团、大财阀绑定在一起，以反抗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为借口，鼓动香港底层民众反抗&*中共政权。由于香港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很多不明真相的底层民众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被裹挟进这场大潮。 

2014年3月份开始的台湾学运、社运相结合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共振”，它以反服贸为由头，但却最终被附加上了浓重的“反中”色彩。2012年以来，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台独势力的一个明显战略转变，就是试图给其台独路线包装上一层谋求“公平分配”的正义外衣，将国民党尤其是共产党抹黑为仅仅代表大财团、大资本利益的腐败政党。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台湾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大背景下，将台湾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绑架到台独的战车上。“太阳花运动”宣言即《318青年“占领立法院”，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一文（即3月18日青年学生占领台湾立法院后发表的宣言）非常明显地展示了台独势力的这一战略，其要点包括： 

第一，自称代表上班族、小农、工人、小商的“阶级”利益，反对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主张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服务贸易协定的本质，和WTO、FTA、TPP一样，这些国与国的经济协议，都是在去除国家对人民的保护。服贸协议，不管统独、不管蓝绿，这是一个少数大资本吞噬多数小农小工小商的阶级问题，更是所有台湾青年未来都将面临的严苛生存问题。”“未来，台湾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即将面临资金充裕、整合上中下游一条龙模式的中资企业来台竞争，不管是上班族、小农、工人、商人，生存都将面临威胁。” 

第二，反对经济自由化和跨海峡的大资本、大财团。“反对服贸，不是‘逢中必反’，服贸最大的问题在于，自由化下只让大资本受益，巨大的财团可以无限制的、跨海峡的扩张，这些跨海峡的财团将侵害台湾本土小型的自营业者。” 

第三，将其对立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抹黑成跨海峡的政商统治集团和权贵统治集团。“各位青年朋友，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他们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找寻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我们要强调，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只是不愿意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我们不愿看见我们未来的生活掌控在这些少数权贵统治集团手里、我们不愿我们的工作都被大企业家、被跨海峡资本家控制”。

2、“颜色革命”来敲门——“左翼自由主义”等特异思潮浮出水面   

分析香港“占中运动”和台湾“太阳花运动”可以发现，虽然美国仍然在鼓励乃至强迫中国接纳新自由主义理论、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然而美国及其扶植下的敌对势力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以及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传统主流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广大的工农大众中间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等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还有内在的、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没有工农劳动大众参与，任何种类的“颜色革命”都是难以成功的。所以，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所依据的理论思想和运作模式，都已经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范畴。如果非要用一个学术术语来描述其指导思想，可能正是香港“占中运动”理论家兼组织者周保松所提出的“左翼自由主义”最为合适。香港“占中运动”及台湾“太阳花运动”，都是在类似“左翼自由主义”的话语和理论指导下的准颜色革命。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周保松1969年出生于广东，1985年移民香港，是策划和指导“占中运动”的主要学者和智囊。9月22日，香港学联组织了百万大道罢课大会，随后大会安排三场公民讲堂，这是占中运动主要的群众动员活动，其中打头炮的便是周保松，他于新亚圆形广场举行主讲“民主实践与人的尊严”，动员民众参与占中对抗&*中央政府。2014年12月12日，警方对占中清场，周保松和李柱铭、黎智英、周永康等都是最后一批被逮捕的、坚持到最后的占中骨干。 

在占中运动爆发前的2014年七八月份，周保松等人就曾竭力向中国大陆输出“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周保松就在香港与大陆的自由主义分子多次联合召开会议，他们举起“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试图将大陆底层民众反对贫富分化、谋求劳工福利的诉求与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相嫁接，鼓励大陆自由主义学者采纳“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和理论发动底层民众进行颜色革命。周保松还在香港自己家中组织了“左翼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周末沙龙，两岸三地的知名自由主义学者参加。大陆某新生的媒体是唯一一个受邀对“左翼自由主义”研讨会进行采访和报道的媒体，随后该新闻网站对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和相关研讨会进行大力传播，试图将“占中运动”的指导理论和思想在大陆推广。 

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运动”以及“左翼自由主义”理论的浮出水面，似乎正是美国为完成中国版的颜色革命而特意设计的“临门一脚”。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思潮、普世价值等传统自由主义思潮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学术界、媒体界、中产阶层和党内滋长扩张。然而，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有影响力，这就使底层民众基本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西方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大障碍。 

西方敌对势力为了迷惑执政党，尤其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误导底层工农大众参与他们发动的颜色革命，特意整合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宪政等思潮，提出了“左翼自由主义”理论。周保松等“占中”理论家所主张的“左翼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它试图利用西方的约翰%0%0密尔、罗尔斯、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资源，在“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维护底层权益”、“消除两极分化”、“进行财富再分配”、“反对分配不公”、“反对财团政治”等话题上，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底层民众的民心，进而通过“底层维权”、“劳工运动”、“独立工会”、“独立NGO”等草根实践边缘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传统社会主义思潮在底层民众中的影响，为中国颜色革命的到来做好最后的铺垫。

非常明显的是，“左翼自由主义”理论并非真正的左翼，也并非对底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的真正关怀和代言。它以反对权贵资本和大财团的姿态吸引普通民众，但却不反对美国的垄断资本以及明显亲美反中的富豪（如黎智英）等等，仅仅是定向的、选择性地反对中国大陆的资本和财团，并且将其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它高调地谋求民生、反对贫富分化、分配不公，但是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依靠美式政治模式实现“劳资和谐”，其本质上仍然是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左翼自由主义”匪夷所思地将中国贫富分化现象的主因归结于中国的政治结构，而非新自由主义对经济改革的干扰和误导。所以说，它是一种伪善的、对中国民众进行欺骗的意识形态武器和极其特殊的异端思潮，与生俱来就带有显著的“颜色革命”使命。

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在深度、广度上有全面化扩张的态势。从社会阶层上看，以往受错误思潮和敌对势力影响的阶层，主要是四个中间阶层：专家、学者、教授、高层智囊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学术界；以新闻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为代表的媒体界；以大学生和职业技术白领为代表的中产阶层；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资本阶层。现在敌对势力的影响有明显的向两头扩张的趋势，一个是党内干部乃至高级干部，一个是底层工农大众。这些都是颜色革命来临前的种种征兆。 

3、从香港、台湾到西藏、新疆，敌对势力在统一指挥下步调一致   

台*独、港*独等敌对势力进行的策略变化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美国进行的统一的战略部署。疆*独势力近几年一直将中央政府的新疆政策污蔑成“政治压迫、经济盘剥、文化歧视”的“殖民统治”，将中国共产党抹黑成代表资本和富豪阶级的政党，宣称“维吾尔人正遭受汉族资本家和老板的奴役”。 

种种迹象显示，除了港台的敌对势力外，疆&独、藏&独等势力为了吸引更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其分裂乃至暴力恐怖主义活动，也在进行策略调整。几股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采取了统一的策略，他们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与大财团、大财阀、大富豪、大资本绑定在一起，将中央政府在西藏、新疆、香港等地区的合法治理权力污蔑化为“殖民”，将自身分裂国家的罪行披上谋求社会公正和“民族、族群解放”的面纱。 

例如，2015年1月达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宣称：“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主义强调平均分配，这很重要”。2014年7月，达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发表了如下观点：“我很喜欢社会主义，或者再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我对它很赞同，因为卡尔·马克思并不只讲经济，而是讲要发展更为平等的社会经济。这是令人起敬的想法。……资本主义本身，它关心的只是赚钱、盈利。……拿今天的中国为例。它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什么都不是。我认识一个人，是赢得过国际和平奖人，很出名。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他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几年前碰到他，问他今天的中国还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说，‘不，不是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独裁国家。’然后他作出厌恶的表情。……如果看看毛泽东思想。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当他在延安，甚至当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好的。和他一样，很多共产党领导人，当初都是真心实意关心社会，特别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 

达赖的这些公开言论和姿态毫无疑问是伪善的，如果和其之前的一贯的政治立场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近期采取了更加明显的追求经济平等、反对资本主义、亲近底层的立场，其目的是将当今中国污蔑成一个“独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诱使更多的底层藏民参与其分裂活动。这反映了敌对势力妄图在底层民众中与我党争夺影响力和主导权的新动向。

四、“颜色革命”发酵的内部机理   

二战以来，美国先后遭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后，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为了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战场。几十年来，美国利用颜色革命、信息心理战等非暴力战争的方式颠覆中国的努力不仅没有停顿，反而愈演愈烈，其核心环节就是意识形态战争。在当前的中国，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日益发展壮大，它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试图干扰、误导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种局面不得以纠正，未来的中国很可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 

社会意识总是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中国当前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之所以愈发泛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有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即私人尤其是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富豪寡头群体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矛盾冲突面前自然而然地采取了非常明显的“亲资本、远劳工”的立场，这就使党和政府面临阶级基础被掏空的危险。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富豪（虽然其财富主要来自大陆），由于其阶级本能，大多数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采取否定、怀疑以及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矛盾之间，他们则采取投机主义的策略甚至直接站在后者一方——少数富豪在特殊条件下可能会超越其个体和阶级利益而将国家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但是认为整个阶级都能如此无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幻想。 

无论是针对苏联、东欧、中亚、拉美、中东还是中国，美国制造颜色革命的方式、手段和步骤主要如下：  

第一，向目标国输出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即所谓“民主和平论”、“全球化和平论”、“永久和平发展论”等等），麻痹目标国政府及军队对敌人警惕心态和斗争意志，利用对目标国尝试“缓和”和“接触”战略的时机进行渗透和分化，以最终达成“遏制”“围堵”的目的。假如美国与目标国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如美国与朝鲜和伊朗之间），那么通过意识形态战争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通过美国政府部门和各种民间基金会进行学术和教育的交流和援助，控制目标国的高等教育，控制其知识分子阶层，进而控制其政策智囊、影响其国家政策设计。   

第三，是向目标国输出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使目标国经济私有化、自由化从而依附于西方垄断财团，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也随之两极分化，这样目标国的资本阶层会亲西方，而底层民众则对本国政府也积累大量不满。   

第四，激烈的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必然打破目标国原有的、传统的、适合国情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模式，使政治权力获得最大程度的寻租空间，从而滋生难以解决的腐败现象，而腐败的泛滥则又进一步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和催化剂。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彻底否定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人民利益对市场经济和资本进行干预和监管的合法权力，反而却进一步刺激资本反噬和控制政治权力，这将使原有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制度化。 

第五，制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毁灭目标国原有的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凝聚整个国家民族的信仰、信念及文化传统，使腐败和溃烂现象遍及整个社会。   

第六，输出“新闻自由”等理论，控制目标国的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  

第七，推动所谓的“公民社会”转型，控制目标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   

第八，向目标国输出美国及西方的法律和法学理论，通过宪政民主式的政治改革破坏其政治体制，用变相的美式法律机制约束执政党和统治阶级的手脚，并在其执政党和政府内部扶植代理人乃至代理部门，例如利用所谓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控制其司法部门等等。（在各国颜色革命中，首先投敌叛变的往往是“法律党”，这是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宪政理论和西方法律观念的结果。） 

第九，上述条件成熟后，美国会选择合适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时机发动*颜色革命。以反对&*政府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名义，在上层和内部代理人的配合下，用“非暴力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武装异议反抗群体，利用各种NGO和大众媒体煽动底层民众反抗本国政府，最终扶植起彻底亲西方的傀儡政权。 

近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影响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然而，美国向中国输出和推销的理论，很多都是美国本身已经抛弃的教条化、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些现象的背后不是通常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场纯粹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战争。 

比如，在美国外交及国际关系领域及在美国决策层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现实主义传统，美国时刻警惕着其他大国实力和权力的增长会危害美国的霸权，并积极采取软硬各种手段进行肢解；美国历史上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导致美国工业崛起，但是却拼命向中国推销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理论，使美国的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没有丝毫障碍，美国压迫中国开放自己的金融及工业，而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则严格限制；引导二战后美国及西方走向经济复兴的是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即便是八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抬头，但美国及西方从未彻底摧毁国家福利体系；美国对外民主、自由、人权口号喊得震天响，强迫中国承认境内亲美的颠覆性政治力量的合法化，但是美国对内镇压异己政治力量（比如共产主义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伊斯兰势力）从来都是极为血腥的…… 

同俄罗斯、东欧、拉美、中亚、中东等地区一样，美国与中国非敌非友的“和平”关系的确立，以及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滋生、壮大及其对改革的干扰，本身就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争的“开局”和“中盘”，眼下这场战争可能即将面临“收官”和“决战”的最后阶段，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可以视作某种程度上的信号。 

五、预防颜色革命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恶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要解决好执政党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任何颜色革命的阴谋都不用害怕。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危机。 

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问题，要注意治标和治本相结合。西方发动颜色革命、制造社会动乱的操作，一般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今天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阴暗面进行夸张、夸大，甚至是制造谣言，借以制造动乱。这一层面问题可通过健全法律、加强监管，通过爱国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斗争，基本可以解决，但这只属于治标。更严重的是，假如出现经济分配两极分化、腐败泛滥、民心党心涣散等社会肌体本身的问题，即使执政党在知识分子和舆论媒体上能够有效把控，但仍然会丧失民心，敌对势力仍能够通过地下行动、秘密行动掀起巨大的风浪。因此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不光是在意识形态、舆论宣传领域做文章，党建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要注重。 

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关键要夯实执政党的阶级基础。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看，第三世界的私人财团和新兴资产阶级一般都具有明显的依附性、买办性特征，在国内执政党和西方霸权国家之间采取投机态度。以中国的情况为例，香港、台湾富豪大都在内地赚钱，但回去之后仍表现出两面性，例如很多在大陆发家的台湾富豪支持台独等等，试图在美国和共产党之间两面投机讨好。即便是中国本土的富豪，也愈发展露亲西方的迹象。关键时刻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从根本上还得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及中产阶层。如果中国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发展越来越严重，底层民众在动乱时刻就不会站在党的一边，就容易受西方敌对势力的误导和影响。这会是将来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着力点。

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其政治危害远甚于经济危害。前者相当于得重病，尚能康复，但后者一旦发酵，则是致命的绝症。当前，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把执政党与少数资本寡头和富豪进行挂钩等同，对民众进行误导。这种误导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归根结底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不良影响和干扰。当前一些部门仍然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色彩明显的有利于私人和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改革政策，仍然继续重用那些声名狼藉的带有新自由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在替未来的颜色革命煽风点火。执政党应高度重视敌对势力抹黑自身政治形象的问题，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是继续加大力度强调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继续加大力度强调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继承。然而从根本上看，要彻底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经济恶果和政治恶果，需要在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上双管齐下，使包括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真正相信执政党仍然是一个真正代表底层劳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