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晚，我們全家去听了譚盾指揮墨爾本交響樂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Hamer Hall (海默音乐厅)演出的中國新年音樂會。音乐会精挑细选了中西乐曲，谭盾思想家一般的深刻演绎，加上乐团的精湛演出，妙不可言、精彩绝伦，是不可多得的精神享受。會後我與两位友人交谈，谈到这场音乐会与当代海外华人和中国人的中国文化观和修养。下面是我们之间的对话。

林：谭盾，陈怡和周龙等在美的作曲家都深受原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主任周文中先生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周老先生每周邀请他们一起共进午餐，以佳肴引诱他们读四书五经，他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读过古书，叫苦连天，但是今日都感恩老先生当年的栽培。周龙先生曾经说，原本是冲着老师的美味佳肴而去，结果收获了孔孟、老庄等等中华文化的醇厚甘美（大意）。另外，人民网住纽约记者李秉新、张彬也曾经提到过这三位作曲家曾经说过，他们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把中华文化成功地融入到西洋音乐中，让西方观众从音乐角度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灿烂文明。这离不开恩师周文中教授的长期教诲。谭盾说，周文中教授在他们求学期间，每月一次长达4个小时的中华哲学课程，让三位学生深入了解了老庄、孔子思想和历史、艺术的真谛。正是这种母体文化深深的滋养造就了日后三位艺术家的出色表现。

佳乐：很有意思的分享。确实经过中国文化经典的学习之后，对中国文化领悟的层次不一样，在各个方面都会体现出来。对艺术家来说，可能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

薛：是这样的，这种文化上的滋养是深刻的，是在生命深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有些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领悟或者说态度还相当负面。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想在此简单說兩句關於近代中國人，包括部分海外華人的西方觀，中國觀問題，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等問題。譚盾和我們几代中国人都是在反传统文化，甚至批林批孔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出生和成长的；很多人在世界观，中国观上基本形成了中国，包括中国文化落后，愚昧，中国人素质低等等一大套负面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s）或者话语（discourses），但往往是些空洞的名词、概念，有些问题基本是人性的弱点和通病。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名词、概念套在任何民族，文化，国家身上。那么为什么某些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会这样看中国和中国文化呐？这个问题我观察、思考了10年了。先简单说一下，一方面是上面提到的近几代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在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另外一方面，文革结束后，中国当时的决策者认为中国需要快速“赶超西方”（假设前提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可是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中国某些方面先进，某些方面落后，还是样样落后？），整个国家全面向西方学习，大力引进所谓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整个国家的总趋势，从科技、教育、文化、宣传、媒体、流行文化等等多个方面可以说铺天盖地的话语模式的总趋势是造成了一种话语氛围，这种话语氛围使得西方成了科学，进步，文明等等正面形象的代表，而且用来反衬中国的所谓落后，迷信，不文明等等。任何有一定观察、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的事物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不是那么容易下结论。但作为国家政策，当时的中国决策者为了引进国家和社会变革，出此政策，也无可厚非，在此按下不表。如此等等的社会变革，造成广泛和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对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观，西方观或者说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基本形成了俯视中国，仰视西方；对中国批判，对西方盲信的世界观或者思维模式，有些极端的人甚至凡是与中国有关联的事情就往负面想，看中国和中国文化总是用批判，挑剔的眼光，这甚至变成了无意识；而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态度则正好相反，对一些从影视娱乐，大众媒体，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不假思索的接纳和相信。这种现象俯拾皆是，只要放眼观察一下中国还是海外华人的媒体、流行文化产品，普通人的日常对话和行为模式就非常容易看出，根本不需要举例子。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上有个基本发现，就是人的看事务的角度、模式以及把所观察描述的事物放在怎样的背景下（perspective, model, framing）来看会影响，甚至决定人对事物的认知，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视角看事物，决定了你能看到事物的那些方面，从而构成了你认为的事物的样子。其实，中国人形成此类世界观，其根源基本在五四前后。五四开始形成的世界观，要上溯到鸦片战争时的中国惨败，再到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以及为其侵略、扩张，征服和统治殖民地人民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再从历史回到现实，今天的海外华人和中国人急需在思想上的去殖民化，急需唤醒自我意识。用非殖民化和中正的视角看中国、中国文化和世界。 其实还不仅仅是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问题，世界上很多曾经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害、征服、奴役和影响的民族、文明、文化和国家都需要去殖民化，思想上去殖民化尤其迫切，非如此，无法去除心魔，心魔不除就无法直视世界和中国，当然包括中国文化。

佳乐：很赞同你的观点，这个视角确实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人一般很难跳出大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造成的局限性。

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觉醒，其中有中国人，海外华人和世界各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