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秘的智囊机构“九号院”解秘】～蒙城老張有话说

       1980年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在由文革前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的班底搭建而成，承担重大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重点为最高层政治局献策，由邓力群主持工作。由于邓力群同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为了更加接地气，反应社会国情同时也是思想开放的一个标志，邓力群积极推进支持下，由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成员王耕今，陈一咨等筹建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民间自发组织的形式，采集资料向高层献计献策，提供研究政策的解决方案建议，由邓力群直接送交交中央政治局和最高领导人参考，这一直达天庭的组织管道，统称为“九号院”。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这句话代表了八十年代中共改革的氛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如此评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上任以来至今，机构改革的脚步也一直未停，一些部委几度沉浮，一些部委彻底“消失”。回顾那些“消失”的身影，它们曾走出一大批智囊精英，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他们也为国家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社会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而前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便是其中的一位。

       文革后智囊机构重获新生，中国自1978年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总共进行了至少六次大刀阔斧的政府机构改革。当然这些目标，都是围绕着“精简”进行的，但比精简更重要的是部门本身对于国家、社会所起的作用，能否公平地提供优质服务，这就是一些智囊机构存在的价值所在。

       当年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指点下，探索着改变中国广袤农村面貌的道路。当年他们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号院，也因为出台诸多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闻名于外。在那个神秘、简朴的院子里，年轻人们毫无顾忌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觉中已经将自己收纳的资料和观点反映到了最高层。当年杜润生创造性地在九号院采取了小组制的安排，组是一个局级单位，但是年轻人可以当组长、副组长，局级的老同志可以当组员，各地的这些准备提拔到省级岗位上干部也被安排到组里边跟大家一块搞调查研究，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间所有人发表意见都是没有任何级别概念的。翁永曦告诉凤凰财经，对这些桀骜不驯的、自命不凡，充满激情、胸怀天下的年轻人，杜老不靠封官许愿、物质激励，而是给他们为农民办事、改变现实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投身改革洪流，在变革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这个不简单。

这种机制下，某年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联络室的蒋中一看来，"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正是早年这样的经历，翁永曦写出了杜老"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的联句。

       智囊机构对于一个国家政策的正确制定、及时修正和灵活执行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重视智囊机构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智囊机构发展现状远远不能满足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其实，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有了中国政策研究机构的萌芽阶段。1949年设立的参事室，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甚是以个人身份提供意见的专家学者形成的个体政策研究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之后还出现了像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这一阶段的政策研究机构作用不大。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革中被打倒、遭受冲击发展不前的政策研究机构重获新生。包括当时的国务院研究室（不同于现在的国务院研究室），两年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现有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最早的前身之一，承担重大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与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作用有相似之处，负责人是邓力群。

在进入中央书记处之前，已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同时还在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1980年秋，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王耕今、陈一谘等，发起筹设“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发组）”，得到邓力群的支持。他不仅给农发组拨款，而且还允许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到全国各地调查。

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属智囊机构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人员多有交叉，职能也有重叠，已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同时还在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1980年秋，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王耕今、陈一谘等，发起筹设“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得到邓力群的支持。作为一个自发民间组织，农发组因其得到的高层支持，可以“通天”。

就在这段与中国改革紧密相关的特殊历史时期，同上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行的另一个独立的直属中央的智囊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成立。由杜润生领导这个机构，由于办公地点在西皇城根九号，一般被称为“九号院”，王岐山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所形成的开放、包容、平等的风格留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农研室最为人所知的成果就是5个中央一号文件。在1980年代，这里的年轻一代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年轻学者的思想和热情能够有效转化为建设性的政策。“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翁永曦表示。

1980年在翁永曦的引见下，王岐山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接见。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常一起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国家农委。

另一方面，1980年陈一谘调研14个县后，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1981年，他们利用国家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省滁县调研，随后起草了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结束了持续30年的争论。1982年中共领导层人事调整后，决定精简机构，撤销农委。由于农村发生大变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调查，杜润生因此请示中央领导成立一个精简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得到批准。

此后，在杜润生等人的主导下，1982年4月9日，中央决定撤销国家农委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改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2年5月7日成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年4月改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此期间，王岐山曾任（战略研究）暨联络室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职务。

1989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消失”。农研室所在的这段历史，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给有思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创造了展示的舞台，通过实地调查和真实信息的反应，让他们在政策形成中具有成就感。比如，王岐山曾经所在的办公室就是年轻人的聚集地，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中共重塑“九号院”风格，时至今日，已发展成熟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被公认为中共高层智囊机构之一，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制定政策，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及理论等。不久前，曾被三任中共领导人重用的“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在十九大后晋升政治局常委，外媒有分析指出，中央政研室渐受倚重，宏观层面上，或多或少反映中共执政思路的转变。

当然，这些也取决于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农研室的“情结”。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前，农村政策研究室都邀来习近平、刘源等在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讲述基层情况，习、刘等人同时被聘为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这段经历也许加深中共核心对政策咨询及理论研究重要性的思考。

其实，在中共现今的执政风格中已经出现了农研室的“影子”。十九大后，中共政治局首次全体会议就对全党改进调查研究进行部署；2017年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中国各地在学习的一个习近平批示中也有印证。其中，习近平对福建的批示是，“大力弘扬才溪乡调查精神，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这也源于毛泽东1933年所做的调查。如今，习近平重提调查研究精神，意味深长。

此外，中共执政进入新时代，对理论体系建设的需要，已经前所未见地突显出来。中共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背后，是庞大的理论缺口。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共应继续汲取历史的经验，培养官员阅读、思考、实地考察收集最真实的细节，就像杜润生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重塑“九号院”风格，这应该也是必然的最高层意志和趋势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