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

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元朝

1122年中国人口9347万，元灭宋后降至887万。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明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而露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

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孟子》“民为贵、君为轻”被朱元璋删除。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朝

到了清朝，中国人的野蛮程度进一步加剧。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

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

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后世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