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结构巨变，单一的家庭模式日益无法承担养老重任时，用什么钱养老、在哪里养老，成了社会和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和选择的严峻考验。无论在中国还是加拿大，养老都是一个我们都要面对的重要人生课题。

　　很多七十年代生人也许都有这样的少时记忆：爷爷奶奶上半年住在自己家，下半年则去叔伯家住，一年之中，似乎总是在不同的子女家流转。也有些虽然有好几个孩子，却一直在其中一家居住的，这个时候其他子女会分担部分费用，或者，默认这个负责养老的孩子将来会继承财产。

　　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纵然感受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温馨，却也担忧其中的不稳定：如果家庭成员间互相体谅，即便有些小的磕磕碰碰，总算也都过得去，可世事多变，一扯到钱很多事就变了味，生活质量如何就更不在自己的掌控内。

　　小时候曾亲见邻居一位80多岁的老人，得到外地难得回来探亲的孙辈一床簇新棉被作为礼物，却被负责照顾的儿子收了起来，说：“老了也用不着这么好的，不要浪费。”至今回想起来，都有种挥之不去的惊恐感，好像老了就没有了价值，就要靠施舍过活一样。

　　我曾经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怕老了孩子对自己不好，为什么不一直保持经济独立，自己的日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可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简单：直到现在，中国社会整体的社保养老金替代率也仅为40%左右，在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又有多少能有足够的资产和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撑晚年？

　　当自筹资金成了养老的主要渠道，和家庭成员同住，除了情感上的慰藉，何尝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经济实惠的养老方式？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作为多年辛勤工作的回报，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了养老保险，有了医保，也习惯了儿女们异地上学，四处辗转，不在身边多年。可如果有一天，这些相对“年轻”的老人们也衰老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有多少子女能够心有余力地继续传统的几代同堂的代际养老转移？举目四望，又是否有足够的、能负担得起且信得过的养老场所供他们选择？

　　“以后指望孩子是指望不上的，养老院也不是想进就能进，再说有些条件也很不怎么样。请保姆？到时说不定保姆费比退休工资还要高了！哎！再说吧！”

　　我和父母关于这个主题的谈话，往往以这样无解的结局告终。怅然若失中，我也想到一个事：倘若我长居加拿大，老了后和子女间又将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模式？

　　在加拿大长大的华裔孩子，不会再有 “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做父母的也会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向他们解释 “万事孝为先“中的”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标准。父母尽心尽力将孩子养大成人，孩子成年了就离开，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种离开不止是身体的，而且是经济上、思想上、家庭责任上的全面离开。如果说在中国，身为家长是一辈子的责任，在这边的华裔父母，假如你愿意放下，孩子一成年，这一责任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的一个朋友，儿子上了外省的大学后，立刻将儿子的房间改成了GYM(健身房)，而原先地下室的GYM则改造成影音室，好像自此儿子就不回来了一样——事实上，儿子上学、打工、交了女友，的确也很少回来，偶尔回来小住，也真的是客人了。

　　这种看起来有些冷漠的代际关系，背后有着价值观的支撑。在很多加拿大人看来，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和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等等。基于这样的认识，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非常独立，也不因此而觉得有何不妥。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得“家庭”这一单位在养老中的经济作用不再凸显。

　　加拿大人到了退休年龄后有老人金，工作过的人还有公共退休金，不少人还有企业年金以及通过RRSP(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等延税工具攒的钱，加上免费的全民医疗，日子都还过得去。事实上，刚退休的这段时期，身体尚健康，又没有大的负担，甚至可以说是人生中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时光。

　　等到日渐衰老，老人们开始面临用什么钱养老、在哪里养老的问题。不少老人会选择把自己的住房卖掉，然后住进各种各样的老年中心去：生活仍能自理的，可以住老年公寓，既有私营的，也有非营利机构和政府补贴管理的，丰俭由人；等到无法自理了，则申请入住护理中心，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提供照料，不过这得排长队，典型加拿大特色。对于那些还在轮候、得不到妥善照料的老人，政府也资助一些上门服务项目，比如一周两天帮忙洗澡、做饭、整理家务等，但要想更周全、快捷，还是得靠自己提前计划、早早储蓄。

　　虽然加拿大一些省份也有规定，如果子女未成年时得到过父母的抚养，而父母老年后陷入贫困，则子女需要提供一定的资助。但事实上，这条法律很少被应用过，甚至有法律专家质疑，这样的规定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加拿大还没有设立普遍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时至今日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说的也不无道理：如果社会保障和自我保障都比较完善，应该很少父母会提出赡养要求，那么法律又何必如此刻薄呢？

　　既然父母不靠子女养老，那么子女对于来自父母的经济帮助的期待，相应也就淡了很多。本地的孩子，很多从读大学开始就是助学贷款，毕业后找工，还贷款，自己租房，存好多年的钱付首付，和父母的经济账算得很清楚。传统中国家庭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着带孙辈的情景，在这边当地人中也很少见。

　　记得刚来加拿大时读个人金融方面的课程，做退休规划的案例分析时，往往需要假设老人退休后的生存跨度，每月预计开销，当下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再计算现在需要先存多少钱——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是把FV(终值)设为零，也就是吃光用完花光是最佳模式，现在想想，这恐怕也是经济独立，互不指望的一种表现。

　　对这样的代际相处模式，有些华裔虽在加拿大久居多年，在理性上表示认同，但在情感上，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

当然天下父母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很多人也愿意给子女留一些资产，算是念想。但和中国不同的是，这里很少会有人在健在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资产当做礼物馈赠一空。律师们也常常苦口婆心劝告，自己的生活自己做主，千万不要给孩子们拿了钱就翻脸的机会。不少子女从上一代继承到遗产时，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在社会打拼多年，过了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了。有是福气，没有也正常，或许是这边的一种常态。

　　进一步思考，不需要“养儿防老“，是不是也是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

　　做父母的，在孩子的未成年阶段需要全身心付出，而孩子成年后，我们希望他们继续爱我们，却不能强迫他们回报我们。也许只有真正接受和认同这一点，我们才有生儿育女的勇气和坦然面对老年生活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