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经济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麦克.勒丁博士是里根时期的白宫顾问，他最近在《远东经济评论》五月号撰文《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只看表面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告别了共产主义，更像本主义，麦克.勒丁博士说，这种看法不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在于自由，而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自由这个价值之上，才得以有正当性。中国给与的一点经济上的自由，没有丝毫政治自由，只能证明是法西斯主义经济。“最接近中国目前体制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也有一些私产”。麦克.勒丁博士说，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

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以毒攻毒，用比苏联共产主义好一点的法西斯主义，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当到了六七十年代，即使东欧进入后极权时代，这个后极权时代也是接近法西斯主义的。

先经济后政治，是一种将错就错。先甜后苦，给一点点私人空间的经济自由，但后确实更为强大有效的政治空间控制力，以及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从文革之后私人空间退出，反而是政治权威的加强；深入私人空间的，并不是一个强国家，而是一个弱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从大时间尺度，虽然初期有去政治化的的诉求或舆论压力，结果并没有去政治化的效果，相反带出来不断增长的期待革命，完全是一种饮鸩止渴。

我曾经写一个帖子《主流经济家露出专制的本性》，揭发当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采取专制手段。

对于一个政治自由主义来说，手段的合目的性，是首要的，而意图和动机相对居于次要地位。有的时候坏的想法，也能达到好的结果。如果没有手段的合目的性，好的动机和意图，往往是坏结果。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像政治自由主义那样，对“手段的合目的性”有一个紧迫的认识，也就是说，因时因地而变。

当自由手段适合时，需要从专制独裁手上解放出来，就假惺惺鼓吹自由，主张放权，反对管制。当相反时，就鼓吹集权专制独裁。例如张五常鼓吹专制，郎咸平鼓吹加强中央集权。面对中小企业危机，主流经济家悍然喊出救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手段是受到必然性支配的，必要的时候就翻脸，也能说得头头是到，总之是他在理。经济自由主义者，变为激进极右翼指日可待。

改革派在关键的地方，无不显示自己是看不见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厉以宁宣布，当下的成就都是改革造成的。劳西宁在《虚无主义革命：警告西方》中说，纳粹并不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造就中的新秩序，而是对一代代劳动成果累积而成，不可替代的物质、道德、精神资源的浪费性、毁灭性开采。

经济改革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只配是法西斯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于二奶，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专制的二奶，还是未来自由的老婆，并不取决于一厢情愿。市场经济作为二奶，在权威的床上欢快，不时地给你抛一两个媚眼，就让你死心塌地非她不娶。改革派用别人的二奶，在意淫中来装饰自己的家庭，完全是意识形态中的梦语。改革三十年完全是在做梦中疯言疯语。

市场经济可以是最不坏的理性选择，却不是完美的梦。就象你的初恋情人，你的梦中人和她具体个人，是可以区分得开来的。

市场立宪展开勾引二奶的革命行动，就以为就是自己的老婆，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如果按照原来当局改革的原初政治意图，由社会主义极权褪色到法西斯主义，自以为是给添加自由立宪的终极目标，不过是改革派的一厢情愿。

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定性，完全悬而未决的：改革三十年是褪色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走向自由立宪。理想中是走向自由立宪，而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理想中是一百步，实际上只走了五十步，可是把这五十步当作了即将走到一百步。

给改革三十年写成赞美诗歌，而形成色盲，意识形态的色彩遮蔽了残酷的现实。渴望被大大提前当作了现实。例如厉以宁宣布穷人是待富者那样，改革目标被不顾一切地提拔到当下，当作现实或者即将实现的现实，就美化了当下。这样一切与目标相反的反目标性，所不愿意见到的，都被他们心中过滤排泄掉。即使存在很显目，也被当成可以消除的，却没有想到确是一剑封喉的致命伤，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

渴望自由的激情，并不是自由。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就是用理性为非理性开辟道路，就是刺激了渴望自由激情，而不是自由本身。所以对改革目标的进一步渴望，例如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诉求，造成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