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講好中國故事」的創始人 中共黨史文革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小小老百姓」陳伯達】～ 𣁽省山寨
蒙城老張-101698 12/20 1904.0/1
中国共产党「講好中國故事」的首創者，中共黨史文革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小小老百姓」陳伯達同志。
據證實：
～陳柏達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不堪忍受迫害和折磨，只有自我救贖求生，有一次借故進牢房途中高呼：「我在延安救過毛主席，我救過毛主席，請报告主席，請报告中央..。」獄方將此事上報，後來果然陳在獄中的待遇有所改善。
～刑滿釋放後陳伯達晚年在兒子的交談中，曾經感慨地說道：「所謂的革命，無非就是換一拔人上台當權而已。」
～𣁽省山寨
陳伯達簡介：
陈伯达（1904年7月29日—1989年9月20日），原名陈建相，字尚友，福建泉州惠安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理论家。
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重要文胆，长期担任《红旗》杂志主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五一六”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在毛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1972年7月陈伯达被打倒。1981年，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于1988年刑满出狱。
陈伯达是中共“理论家”、“笔杆子”，他著有《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有《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陳伯達是講「中國故事」的頂級高手。原創許多當代流行觀念：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四大家族；1943年陳把傳統中國與民國歸納成「舊中國」:「 既然舊中國一切都那末好，為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呢？要救中國，必須發揮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如此才幹，专注于为党讲好中国故事的首创者，为党的理论基础扎实打造，並做出重大贡献之人，但在党内倾扎斗争中，也一样沦为牺牲品，为党的建设与发展被做垫脚石，並被毛澤東如丢一块破抹布一样丢弃。
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當然，各位看官可以把它當作演義來解讀這一段，但是不可否認，中國高層政治的鬥爭從來就是刀光血影暗藏凶險，這是封建王朝歷朝歷代都在不斷重複的橋段，四九建政後，紅色中國高層政治鬥爭也脫不了俗。
林彪（左）与陈伯达（右）在天安门城楼上。（圖片3）
林立果在空軍的崛起，顯然是林家犯了大錯。然而，凭什么来确立没有任何从军资历和战争经验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叶群的直接参与下，一种给他们的儿子套上“超天才”的神圣光环的造神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做了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内容分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一定要强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空军作战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调查研究和学习主席思想的方法”五个部分。这一报告是“小舰队”的秀才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的，有不少内容更是直接抄自以往空军军事专家战略研究的机密文件，如〈空军在未来及反侵略中的使用问题〉。这样，在极端闭塞的文革中自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于是，吴法宪和王飞、周宇驰、王维国等“小舰队”成员们立刻相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过了年龄，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宝书，是路线篇、灯塔篇、方向篇、战斗篇、育人篇，站到了时代的顶峰！立果同志是非凡的天才、超天才，是栋梁之才、全国之才、世界之才；是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的天才刚刚外露，过去书上有神童、才子、圣人，现在这种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林立果是世界领袖，将来世界革命有人领。”这里所指的“讲用报告”，当然是指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二级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会上所做的那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但是，林立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军五千余人规模的“三代会”上做报告，继而层层播放录音，出版平装本、精装本、烫金本、袖珍本等多种版本，共714,265册，风头一时紧逼《毛主席语录》。
可能是因为望子成龙之心过于急切，林彪竟然毫无顾忌地直接参与了对林立果的造神运动。平时每天只听秘书讲文件四十分钟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听完了好几个小时的林立果报告的录音，称赞说：“不仅思想像我，连语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京，林彪接见了他。王当着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是天才。林彪听后哈哈大笑。王走后林彪对林立果说：“我说你是天才嘛。王维国都说你是天才，王维国也不简单。”
林彪还身体力行地为儿子造势。如林立果抓的几个科研项目在北京南苑某国防工厂，深居简出、怕风怕光怕水的林彪欣然前往视察。引人瞩目的是：视察中林彪右边是总参谋长黄永胜，左边竟然就是俨然一副“少帅”架势的林立果！
1969年3月，在林彪下决心制造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打倒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时，导火线就是杨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林立果和他的小集团成员。当时，杨成武收到一封揭发林立果的“调研小组”成员玩弄女性，把京西宾馆女服务员肚子搞大的匿名信，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本来如果林彪不理睬，事情也就走一个官僚形式过去了。不料这被林彪看成是对他的“接班人”林立果的极大的挑衅。林彪竟把信转给被告的对象。经周宇驰等人查对笔迹，认为匿名信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所为。于是开始了报复行动。他们抓住在空军工作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和单世充可能有“暧昧关系”为借口，关押了单世充和他的妻子进行逼供。
1968年3月23日晚，杨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林彪当面宣读了他的三大罪状，第三条便是：“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由此可见，林彪决不允许军内有任何对林立果的地位有威胁的行为，哪怕是不经意的不敬也被视为一种挑战。可以想象，只要还有几年的发展，林立果就不仅会是空军的“太上皇”，恐怕很快会成为全军的“少帅”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彪和叶群要违反中央纪律，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发难。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恐怕不仅是对林彪的“接班人”保卫战，也是对林立果的“接班人”的“接班人”地位的保卫战。
有人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其实权力场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绝对不惶多让。林彪和叶群对林立果的种种过分的纵容、直接授权以及参与造神等行为，不仅明显触犯了中国历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权和储君关系的大忌，就中共所谓的“党纪国法”而言，也绝对是大逆不道的。
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平稳的形式。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而在阴差阳错之中，这却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
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超出世袭制中皇帝所有的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一般的封建皇权不同，这一超常的权力常常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不变色”的旗号下，不但决定对第一代储君的抉择，还涉猎对第二代接班人的建言和隔代指定。而林彪作为接班人，在自己还远没有登上大宝，又明知毛中意的第二代接班人是张春桥的情况下，做出了种种要把自己一旦登基后的国家最高权力让儿子世袭的架势，实在是一系列的昏招。因为这不仅把他自己（储君）放在毛泽东（最高皇权）的公开对抗的对立面，而且还违反了中共所谓的“任人唯贤”的政策和路线。更何况，这还可能大大触犯了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
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一般允许储君合法地开衙建府，建立东宫的文臣武将班子，即准备随时接班的第二权力中心。同时，封建王朝中的东宫太子一般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第二权力中心。他当然也不会同意林彪在他眼皮下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作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
林彪自己无法建立这第二权力中心，却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这样一个潜在的中心。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抑或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左臂右膀和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毛泽东为紧紧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文革中连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必须报请他亲自批准才有效。而林立果却要在军内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只忠于他个人和林氏亲军和私兵，并准备用来搞武装政变，这还不就是篡军（党）夺权的滔天大罪吗？在文革中，毛泽东虽然在实际上也搞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来配合他的“战略部署”，并最后默许他们被提升到省军级的职位。但是他都从不为他们配备专门的辅佐班子，更不用说允许他们建立私人武装了。纵容和支持儿子做如此犯忌的事，恐怕在中共建国以来高干中林彪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更迭中，制造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无一不是为篡夺最高权力服务的。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和初期和林彪唱了一出君臣合作的个人崇拜的双簧戏，也是为了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手里夺权，建立他个人绝对的神权权威。古往今来，为了证明他们逆行篡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林彪在对毛的造神运动里也还仅把毛吹捧为“天才”和“第三个里程碑”，而林的年仅二十多岁的儿子竟要被奉为超越了毛的“超天才”和“第四个里程碑”。这对毛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乃至侮辱，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年谱》中有如下的记载：
7月31日（1970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林彪显然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在林立果“讲用报告”后对他的“天才论”的吹捧早已经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仍然滥调重弹，用“天才论”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理论武器。在庐山会议上，除了那几条为林彪的进攻选取的论天才的马列语录外，陈伯达还同时编纂了八条林彪关于“天才”的讲话，称为〈林副主席指示〉，这些都是以往林彪在文革初期吹捧毛泽东的著名段落，如“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可以想象：这八条往日十分赏心悦目的吹捧自己的林语录，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的眼里却显得条条触目惊心起来，因为它们无不是为林立果的“承天命”说铺路的理论基础，而自己则成了被乳臭未干的“超天才”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奠基物。为之，毛泽东勃然大怒，在他反击林、陈的〈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里，原来也是撕破脸皮、点了林彪名的，毛写到：“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八条，如获至宝）”。后来，出于对林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才删去了这括号中的关键性的一句。
其实，毛泽东对对于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没有放松过警惕。仅就今天陆续公开披露的一些史料来看，便可以证明毛对他是一直进行了监视的。例如，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后不久，上海张春桥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报告的文本。毛泽东还一直通过他在空军司令部的眼线，掌握林立果极其“小舰队”的动向。再如，林立果报告后不久，毛泽东办公室就通知了吴法宪，阻止了林立果“讲用报告”在军内的进一步运作和出版。
笔者曾经就此事采访过一位当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舰队”外围成员的空军干部，他评论说：“毛泽东其实并不怕林彪，因为林的健康情况不可能接班。毛担心的其实是林立果。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是一定要搞掉林彪的”。这一说法还是颇有见地的。儿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吴法宪中将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岁月艰难- 吴法宪回忆录》中也证实毛打倒陈伯达与陈靠向林彪有关，纯粹就是冤案，吴中将对别人的冤案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
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
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
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
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後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
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爲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
既然是这样，那爲什麽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
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爲党内第四号人物呢？
这是怎麽共事的呢？
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
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口音不清的陈伯达曾是权势很大的第四号人物，他上面是毛、林彪、周恩来。陈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直接负责运动的领导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关毛林周的传记、文艺作品不可胜数，有关江青四人帮和被打倒的刘、邓、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独对这位四号人物的作品甚为罕见，以专著而论，仅一本叶永烈经过官方审阅的《陈伯达传》，有关陈的记载分散在有关文革的各种文字中。香港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由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是弥补对陈伯达研究之不足的一本重要著作。金鐘先生審校书稿，先睹为快，在此轉帖金先生的讀後观感與個人觀察：
激进知识份子卷入红朝的典型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泉州人，在中共高层习惯称他“老夫子”。他在国共分裂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三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编杂志，写文章，同时研究文史问题，在北京中国大学任教，并发动一场有全国影响的“新启蒙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一年后和毛交流古代哲学研究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从此，在长达三十年期间，他作为毛的一枝笔，参与起草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决议、著作，毛的文章、讲话，也参与某些决策，直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被毛弃如敝屣，点名打倒。
陈伯达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显示了一条知识份子的激进之路，他们投入革命以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革命正需要他们的智慧与论据，以鼓动民众，号召天下，最后，他们知识人的气质与理性多半导致和走向暴政与专制的革命发生分歧，以致被抛弃。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都是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对革命的反省和理论建树大大超过陈伯达。陈投入中共后的角色，容易令人想起明末农民暴动中李闯王的谋士李岩（他编的歌谣“迎闯王，不纳粮”，助闯王打天下，最终被谗杀）。
回看中共，陈独秀分道扬镳，瞿秋白划为叛徒，陈伯达则是“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一九八〇年被特别法庭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十八年徒刑。一九八一年保外就医，一九八九年病逝。和赵紫阳一样，活了八十五岁，但明显不同的是，他保外期间仍不断写作，包括哲学、文史评论，甚至有经济论文。叶永烈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九八年的修订新版陈传还得到陈晓农许多帮助。那么，今天陈晓农再出这本口述回忆录，必然有叶传的许多未尽或歧异之处。我看差别在于，晓农新着更着重在澄清辩正事实方面，因为陈伯达最后八年，仍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其子晓农是朝夕陪伴照料他生活的唯一的子女（陈之长子一九六〇年因与毛女李敏相爱失恋而自杀死），晓农记录了许多与父亲的谈话，成为本书的资料来源。
侍君忠君为君宠：在毛刘之间
晓农以其父一九二五年一篇小说的一段话作为陈伯达一生坎坷的写照：“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悲怜之情，溢于言表。
陈伯达继承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忠君传。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学者，岂能对毛之独裁暴政没有反感？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主导一切，至晚年，他犹对儿子说，毛主席老了，思维不正常了，你们不要记恨他。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还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陈在林彪叛逃当日被抓小鸡式地送进秦城监狱，入牢房高叫“我救过毛主席一命！”此话传上去，他的狱中待遇得到改善，关入三楼，“伙食比外面还好”。救毛之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蒋机轰炸阜平时。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陈被开除党籍，他坐在牢房地板上，边哭边诉：“哪有这样的叛徒特务呀，自己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去救毛主席！”毛死，他在监狱中“哭了几天”。
毛对陈的宠信，在中共阵营的知识份子中，无出其右。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 都出自陈的手笔，一名读书人受主恩宠至此，中国历史上也少见。秀才一只笔能驾御万民，影响全党全国，自然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大权。
书中描述陈伯达对毛刘矛盾的看法与介入，有独到之处。他说，毛刘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认为问题在基层，在下面，毛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在毛刘之争中，陈竟可以施加影响，缓和双方关系。他主动向毛建议由刘总管四清，为毛采纳，即找刘谈话。陈说，刘在外面形象温和，实则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差不多。六五年一月发生过一件刘得罪毛的事。在中央会议上，毛刚发言不久，就被刘打断插话，而且，一路说下去，视毛为无物。毛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后来，毛对斯诺说，那次会议后，他决定刘要下台。
与阶级斗争对立的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说，那次会后，毛要他起草二十三条，他感到毛对刘有“很大意见”，心里不安，便找了王力、彭真、陶铸去和刘谈，盼刘向毛做检讨。为调和毛刘关系，他“做过几次努力”，毛周都很清楚。毛后来批评他在毛刘之间“搞投机”即指此。陈回答晓农问说：刘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肯定，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即刘不会反修，这显然是毛刘的重大分歧。陈说，刘对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六二年至六五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形成，毛有主要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他本人也接受这条路线，帮毛刘记录一些指示，但这条贯穿九大、至十一大的路线的“最重要的文字表达”——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段话，却是王力而不是陈伯达整理的。十大更批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陈伯达在毛时代政治路线上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他的主要罪状的鼓吹“唯生产力论”：
1）起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会后毛表示异议，认为国内矛盾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至今日，八大路线已受到党内外高度评价，认为毛如果遵循八大路线不会搞出一个文革来。
2）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破例地单独请陈吃饭。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陈为此而伤心说，如果采纳他当年的思想，中国经济也不会耽误那麼多年。
3）起草一九六九年九大报告时，陈提出以后要以搞好生产提高生产率为主要任务，又批评过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是伯恩斯坦观点“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被毛派所拒绝，斥为“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毛对陈的草稿，原封不动退回，还说陈是“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指陈要背叛他，不搞运动，要搞生产了。说陈本性难改，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陈伯达本性也不改。”
陈在毛独裁时代，作为御用文胆，无疑也是帮凶一名，但以上这些纪录也反映了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知识人必然和专制权力不完全适应而发生分歧。
对周恩来、江青、陆定一的回忆
陈晓农这本书包含一些陈伯达透露的少见的高层内幕。例如：
a) 为周恩来说情。如前述陈伯达调和过毛刘关系，也为毛周关系解过套。文革初期，一天，邓颖超突来拜访陈伯达夫人刘叔宴，原来周恩来受了毛的重话批评，心情低落已影响日常工作，邓盼陈可以居中调和，陈则多次在毛面前为周缓颊，使周摆脱困境。文革后邓颖超亦投桃报李，应陈要求为陈妻平反，调中办离休。虽然她已与陈离婚，双方终未破镜重圆。
b) 与江青关系。陈在庐山会议前曾与周恩来谈到江青对毛不忠实，她三次对陈说要离开毛，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江说要离开毛去别的地方；第三次在北京西山，解放后。周说第三次，他知道，是毛要周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江来到陈办公室，看到书架上有宋庆龄文集，抽出来就往地板上摔。又一次开会，江辱骂陈攻击李希凡，随即叫李出来，二人抱头大哭，把玻璃杯摔碎在陈脚下，陈只得去拾起一地的碎片。
c)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党内有人反对。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什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最后，毛接受陆的观点，六四年并由陆出任文化部长代替茅盾。不过好景不长，六五年陆因夫人严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连撤职，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党集团。据说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晓农指出，陆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反右运动与庐山会议角色
陈伯达反右运动表现如何？晓农书引证父亲谈话与资料，首先，五七年二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与陈致毛一信有关，而发表的讲话也是陈整埋成文的（记得文革中，笔者看过该讲话的记录稿，与正式发表稿区别甚大）。文中陈伯达原加有“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句，后改为偏左的提法，是毛接受陈正人的意见而定的。反右期间，陈伯达没有写一篇文章，而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反右社论。毛曾派陈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什么不得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晓农书中透露，邓的高升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反高岗斗争后，为团结西北同志，毛向陈谈到谁接替高岗的问题，陈伯达说邓小平有一篇讲群众路线的文章写得不错，也在西北工作过，也有功劳，可以团结西北同志。不久，中央就调邓为中央秘书长。邓到中央后，陈又对推荐邓有些后悔，觉得邓架子大，很不易商量问题。
五九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封写给毛的信，而打了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陈伯达也在山上。批彭之前，他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是否彭自己写的？毛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陈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陈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谈话，把陈都说哭了。后又由彭真出面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毛的威望和压力下“要什么给什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并经毛亲笔修改。
晓农书中对若干党史著作提出异议。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说会议紧张时“这位老夫子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等，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和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与林彪关系的描述都有失实之处。
对陈伯达应予重新评价
综上所述，陈伯达虽长期为毛所用，在毛的政治路线中，尤其是粉饰其独裁本质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晚年也承认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愚蠢至极，负罪很多。”但是，他和那些元凶还有区别，他不像林彪、江青那样野心夺权，也不像康生那样以整人为职志，作为笔杆子也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凶恶。他是一个依附于皇上的高级幕僚、亲信与理论家，他不带兵，不涉特情，没有派系。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上和那条极左的暴力路线屡屡发生分歧，虽然，他在极力适应那条路线，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更主要的角色还是党国体系的一个工具，一个企图使该系统较为协调和理性却终告失败的工具。
陈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在暴烈草莽的中共高层混了几十年，也未脱尽，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恣意打倒陶铸后，遭到老干部不满而嫁祸于左右，在会上严斥陈伯达、江青。陈受不了，意欲自杀，被王力劝阻。陈回答说，他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死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自杀还要先查理论依据，可谓天下奇闻。
因此，如果在毛的暴政中参与更重要决策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能够获得历史的宽恕，并戴上某种光环，那么，我们在接受这本最后陈述之后，应该给予陈伯达一个公正的重新评价，至少可以推倒“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可笑结论。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可以解读为一名有理想的书生，把他的智慧献给了制造中国一场浩劫而身败名裂。颇具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牺牲前写下沉重自白，认为参加共产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场“滑稽剧”。相信陈伯达读过这位先知者的遗书，但两年后，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后才恍悟到是一场悲剧。这是二十世纪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一个教训。
陳伯達之死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人民日報記者：“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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