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想说点什么，但又无从说起。翻开大学日记，摘录两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晴

        晚上没去上课，去大饭厅听刘晓波的讲座。人很多，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感冒了，头有些晕。本来想听刘晓波的讲座轻松一下，但是，听他的讲话是相当紧张的。一串串直感的、无逻辑的、犀利的、赤裸裸的语言向你袭来。你来不及思索，只是为他那彻底否定的，甚至有点撒泼的论点目瞪口呆。他骂这个，骂那个，有些话很难听。大概他认为文质彬彬是虚伪。时而会有一些有哲理的精彩片刻闪出来，博得一阵掌声。他的偏激态度激起大家一种发泄的快感，尽管有时他本身也走向矛盾，也漏洞百出。

        他可以做一个鲁迅、柏杨式的人物，做一个批评家，去挑剔别人，否定别人，但他不会成为一个科学的学者。太爱走极端，尽管他欣赏这一点，但这是缺乏理智的。人毕竟是社会人。不考虑别人的看法、不考虑后果、纯个人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那是一个充满躁动、激情和思考的年代。现在看来，当时刚上大三的我，也不是盲从和迷信的。虽然逃课去听刘晓波的讲座，但对他的观点却有自己的认识。

        后来，我87年暑假去新疆搞社会调查，二个半月的时间里，结识了一群维族朋友，甚至学会了简单的维吾尔语。回校后，我又和这些朋友在北京的亲朋好友联系上了，经常相聚。1988年5月18日，是伊斯兰的开斋节。中央民族学院的维族朋友举行大派对，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女孩也应邀参加。通宵派对，来了许多人，喝酒、唱歌、跳舞、做游戏.....

 “回到板房，人走了许多。剩下的睡的睡，一些人仍在跳，扭了一会儿霹雳和 DISCO。和一个北京出生，基本汉化的男生“京生”聊天。他懂的很多，又担任不少社会职务，谈得挺起劲。”

        那天深夜和“京生”长谈，聊的挺投机。过后也就忘了这事。那时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每天都会遇到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京生”就是一个短暂的过客而已。

        又过了快一年，就进入了那段跌宕起伏的日子。事后回想起来，其实离刘晓波和“京生”都挺近的。但是都只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再后来，六月的一天，在电视上看到通缉令，我大吃一惊。他怎么会是“京生”！

        一晃眼，快三十年过去了。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知他现在是否“平和”了一些。而“京生”则一直流亡国外。

        今天，翻开日记，才发现，原来，我还遇到过那样的人，经历过那样的事，有过那样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