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後軍隊政治清洗和政治博弈中的最後贏家:葉參座】 ~𣁽省山寨·𣁽山雪夜溫酒習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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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後軍隊政治清洗和政治博弈中的最後贏家:葉參座】
~𣁽省山寨·𣁽山雪夜溫酒習歷史
文革政治清洗中,最高領導人主要借乘自己的井岡山系部隊和紅一軍團來輾壓軍中各個山頭,解決政治對手之後,形成了以「毛主林副周輔」為核心的井岡山隊伍「雙一軍團」為主的政治軍人核心班底。
但是隨著林副帥的政治聲望和軍中勢力的擴展與日俱增,最高領導人感受到尾大不掉的危險,雙方在政治治國理念上出現嚴重分歧,據此毛對林彪軍事集團的清洗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扶持文革新貴是主席的最終目的,固此必須解決軍人勢力。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排名元帥最後的葉劍英元帥,因此脫穎而出。葉帥作為中共元老,並沒有自己真正的軍隊班底,所以也沒有自己的山頭,讓領袖極為放心,但葉帥又在軍中各山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潤滑力,是無人可替代的。
這在領袖對政治高層與軍隊高層的重要勢力進行清洗的過程中,從彭德懷、賀龍、羅瑞卿、楊成武、林彪、四人幫等一連串事件中,葉帥都是領袖的得力助手以及受益者,他的份量在軍中和政治上越來越重,從協助毛澤東到協助周恩來、協助林彪,也都游刃有餘,得心應手,而且給各方都是最合適的合作者。葉帥無論是軍事幹部還是政工幹部,都可以說是在中國軍隊中難得的將才和政治權謀高手,甚至可以說在整個中國的政治內鬥博弈中,葉帥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游刃有餘地躲過風險,保存自己而最終達到個人的政治高峰,成為開國元帥中最高的得益者、最後的贏家,登上中國實際上的幕後太上皇的操盤者角色。
文革其實是軍隊介入政治最深的一次。毛澤東既需要軍方,也最怕軍方。在高壓環境中,坊間流傳著大量「軍中密會」、「深夜調度」、「將帥互相監視」的傳聞,反映了當時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圍。
毛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必須仰賴軍隊。文革並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而是毛澤東動用軍隊、宣傳、群眾、恐懼所組合的「多層權力機制」。在黨政系統被摧毀後,真正維持中國大陸運轉的是軍隊勢力。
然而,這股力量從不是自治的,它被鎖在毛澤東設計的權力迷宮裡。台大名譽教授明居正的判斷更直白:「文革其實是軍隊介入政治最深的一次。毛既需要軍方,也最怕軍方。」高華也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指出:毛的政治邏輯是把所有力量互相牽制,絕不容許任何力量獨大。
於是,一個矛盾的三角出現了。毛澤東需要軍隊鎮壓、接管、造神,但又恐懼軍頭坐大。林彪是毛澤東最倚重的接班人,也是軍權最大者;葉劍英則被迫在極權黑箱裡維持殘餘理性。
林彪是毛澤東最倚重的刀,也最怕的影子。文革初期,林彪把軍隊變成毛的「個人政治工具」。1966~1968年,國家陷入武鬥混亂,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讓群眾互打並不能真正摧毀政敵的權力根基,真正能做到的是軍隊,於是林彪主導的三個步驟形塑了文革的軍事化:
(1)軍隊有「三支」,支左、支工、支農,並進入社會各領域,接管廣播、郵電、工廠、交通,最後成為實質上的「臨時政權」。
(2)軍隊宣傳部隊推動「毛語錄宗教化」:林彪系統引導全國進入一種近乎宗教式的狂熱,「早請示、晚匯報」、「三忠於、四無限」,毛語錄成為軍隊必讀「聖經」;這不只是宣傳,而是一種政治軍事訓練,把整個國家捆綁進對毛個人效忠的軍事化紀律。
(3)軍隊臨時政府化:革命委員會全國29個省市,大多由軍代表主導。一位當年在地方工作的老幹部回憶(坊間口述史)陳述:「哪裡有軍代表,哪裡就等於是林彪的眼線。」在許多民間記憶中,革命委員會時期也被稱為「林彪時代」,雖然軍方從未正式這樣講,但足見林在當時的分量。
1966年,左起為周恩來、林彪、毛澤東與葉劍英。(圖片)
1969年九大後,林彪成為毛無法容忍的「第二太陽」。林彪被寫進黨章、被指定為唯一接班人。表面上,他達到權力巔峰,但有史學人士指出:「毛把林推上去,是要林替他擋槍,而不是要他真的做接班人。」
到了1970年,甚至有傳言(坊間說法)指「軍中多地向林請示多於向中央請示」。對毛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歷史學者高華曾指出毛的恐懼:「毛永遠只要一個太陽。」
林彪越強,越必然成為被整肅的目標。在林彪事件後,大量坊間傳聞流傳,其中常見的是:中南海深夜會議發生激烈爭吵、毛親信與林系幕僚互相撕破臉、林彪感到被冷落,開始準備退路;軍內曾流傳「接班人被架空」的說法,雖然這些傳聞無法完全證實,但反映一件事:軍方與毛之間的信任早已崩潰。
1971年從合作到破裂。林彪的結局成為文革最大的黑箱。官方版本與民間流傳差異巨大,但有文革研究學者的分析是:「林彪不是叛徒,而是毛決定不要他了。他別無退路。」林彪身亡後,毛立即做三件事:全面清洗林系軍官、重新塑造軍委,由葉劍英接手穩定,暗示軍方「文革永不可重演」。
毛的邏輯是:「軍隊可以用,但不能坐大。」文革最殘酷的地方正在於此。
與林彪不同,葉劍英是深知政治風險的軍人。林彪勢力坐大後,葉劍英成了軍隊的「保險閥」。1969年九大後,毛逐漸借助葉劍英制衡林彪。
葉劍英的作用包括:在軍委會議上維護制度化程序、阻止林系人馬清洗「老軍頭」,保護軍內科技、後勤、教育系統不被過度政治化。雖然如此,坊間仍傳聞葉劍英被監控、被限制;許多在1980~1990年代流傳的口述史都提到:葉劍英的活動受到林系人馬監視、中南海警衛系統多次調整,外界普遍解讀為「防葉」。葉劍英也曾對親近人士說「在劫難逃,只能熬」,儘管高壓黑箱內的權鬥無法完全查證,但反映軍隊內部的不安氛圍。
軍隊內存在兩股暗流。林彪事件後,中央幾乎陷入權力真空。大量軍區指揮官不知道該聽誰的。葉劍英在此时站出來:召集軍委緊急會議、穩定各大軍區情緒、明確軍隊一律服从中央,不自行動作,阻止林彪事件演變成軍隊分裂。這一點符合明居正的分析:「毛需要葉劍英來擦屁股:他製造了危機,再找人幫他收場。」
毛澤東既利用軍隊,也摧毀軍隊。毛與軍方的關係,是文革最陰暗的核心。毛利用林彪擊垮劉少奇,軍隊成為毛的政治武器,造成地方領導全面瓦解,通訊交通被軍方掌控,靠軍隊壓住武鬥並建立革命委員會。高華這樣總結:「毛需要一支軍隊來對付整個黨。」
叶剑英的政治智慧:谨慎与明辨的艺术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叶剑英元帅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成功穿越无数险滩暗礁,而许多昔日战友却在激流中悄然陨落。是什么让他能屹立不倒,一路走到最后?1976年10月2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军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叶剑英站在城楼上,目光深邃而坚定。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瞬间,更是其一生智慧的写照。
本文不作政治或道德评判,仅从为人处世的角度探讨。历史人物的故事虽无太多新鲜事,但其价值在于从中汲取做人智慧。叶剑英的智慧,可浓缩为四个字:「谨慎、明白」。这并非个人臆断,而是源于其领导者毛泽东的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此联出自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题对联,借诸葛亮一生勤勉小心、谨言慎行,与北宋宰相吕端小事糊涂却大事明辨的自勉。宋太宗赵光义任用吕端时,有人反对称其“小事糊涂”,太宗却道:“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副对联用于叶剑英,恰如其分,完美诠释了他的人生哲学。
谨慎,即小心行事,如中国古训“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强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绝不失大局。但尺度拿捏至关重要:谨慎过头,便裹足不前;大事糊涂,则屡犯大错。叶剑英的谨慎,不仅体现在知进退、明分寸,更在于忍辱负重、避锋芒,从而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保全自身并蓄势待发。
忆一段往事:1949年早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这是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关键会议。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委员齐聚,皆为党内精英。晚间简易俱乐部上演京剧《红鬟》,毛泽东未观戏,而是找到有心事的候补委员、兵团司令员王震。王震计划赴新疆屯垦戍边,毛赞赏之,并以“红鬟”比喻,叮嘱“好事不要做过头,做过头人家也不喜欢你,会把你赶出来。”毛指着不远处的叶剑英补充:“像他这样不愿意多做事的人,也会被赶回来。”毛深知部下:王震如猛将冲锋,叶剑英则谨慎持重,避免多余动作。这段对话生动揭示了叶剑英的风格——不越位、不抢功,知道自己應該站在什麼位置,讓自己稳如磐石。
1955年首次授衔,叶剑英获元帅称号,位列十大元帅之末。他谦虚上书毛泽东:“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尽管作为南昌起义功臣、红军与八路军总参谋长,其贡献足称元帅,却主动退让。与一些争要更高衔级的同僚形成鲜明对比。这份谨慎,让他避开潜在嫉妒与纷争。
叶剑英的谨慎还表现在知退让。1950年代初,主政广东时,他点名调来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后因“镇反”中用旧人员,陈泊被指“包庇反革命”,酿成“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冤案”,263人遭捕。公安部长罗瑞卿主导,叶剑英不满,当面质问却无果。不久,叶卷入“反对地方主义”风波,1952年6月华南分局会议上,他无奈检讨:“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葉帥當著廣東地方乾部的面,自嗘其面,苦果硬吞,主動承擔責任。
葉与罗瑞卿的摩擦不止于此。1964年,叶亲自推动郭兴福教学法,召开现场会,向中央军委建议全军推广,获毛、林赞赏。但罗作为总参谋长,另开大规模现场会与大比武,将叶撇开。叶虽为军委副主席分管科研教育,却需向罗报告,无奈忍让。1965年5月军委战备会议,叶准备总结发言,罗未请示毛林便抢先发言。毛知后怒斥罗:“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这凸显叶的忍耐,避免直接冲突。
1943年延安大生产运动,叶纺线劳作,体现其低调作风。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委叶主持军委工作。10月4日,叶亲笔信毛:“我这个人脑子空,水平低,能力弱……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他坦承低能,求教同志,显示极度谨慎。这份谦卑,让他顺利过渡,避开权力漩涡。
除了谨慎,叶剑英更是一位“明白人,”——大事不糊涂。在关键节点,他判断精准、行动果断。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红军仅万余人,四方面军八万。张国焘仗势要权,不遵北上抗日方针。9月9日,张发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立即报告毛泽东。毛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避免内战。毛后来赞:“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就会打起来。”
叶的功劳,毛铭记在心,并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引用对联赞之。
大事不糊涂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共夺权前,叶功勋卓著。更关键的是,文革结束时,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华国锋、汪东兴并肩,掌控军权,一举定乾坤。
薄一波忆:叶“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很了不起”。
随后,叶力荐邓小平复出;华国锋退位后,有人建议叶任党魁,他对邓说:“我自己不当,你也不要当,让年轻人上。”促胡耀邦上台,避免老干部争位,加速干部年轻化。这份远见,体现了其大局观。
此外,叶剑英的善待他人,亦是其政治智慧的重要一环,下属、同僚信任有加,形成保护网。例如,1964年胡耀邦在陕西社教运动中遭批,连续检讨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叶闻讯偕张宗逊、张爱萍飞西安“视察”。宴会上,张爱萍赞:“耀邦对陕西有功!”后,叶留胡:“老弟啊,你斗不过他们,回北京谈嘛!”带胡返京,救其脱险。
另一例:文革中,一红岩村老干部被抓,家属求叶,次日即归。薄一波康复后,叶泪迎,深情相待,体现了“肝胆之情”。
这些举动,不仅源于仁义,更是为自身筑牢人脉,在风雨中屹立。
当然,叶剑英并非完人。因與罗瑞卿的過節矛盾不和,罗跳楼后,叶興至改诗“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稍欠厚道与谨慎。粉碎“四人帮”后,为树立华国锋的权威,用力过猛,助长華个人崇拜思想。至于其他诟病,如“花帅”之称,在江湖八卦流傳,有失個人品德。當然,也有人傳說葉以此向領袖表示自己享受生活,而並無其他追求之心境的表態。
叶剑英的智慧,如其诗云:“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谨慎避险、明辨大局、善待他人,让他从十大元帅末位,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唯一元帅(除朱德外),前者多凋零。他的人生,教我们:在复杂世道,智慧胜于锋芒。
「九一三」事件後,特別組織毛也只是利用葉劍英收拾林彪後的爛攤子,因為林彪事件後的混亂,如果處理不當,極可能形成軍區割據。毛指望葉劍英把危機壓住,同時確保軍隊不脫離中央。而這是毛最擅長的厚黑權術:永遠讓手下彼此制衡、輪流被清算。
坊間傳聞對毛的評價更尖銳,在許多口述史、民間回憶錄、地下文章裡,常出現如下說法:
「毛讓軍人互相抓把柄」
「毛不相信任何軍頭」
「毛用林治葉,用葉治林」
「軍隊是毛的工具,不是國家的軍隊」
軍隊的三重角色:工具、權力、受害者。分析軍方的角色,可更清楚理解文革的權力運作:其一,軍隊是毛澤東的「鎮壓工具」;沒有軍隊,文革頂多是一場群眾運動。有了軍隊,它變成一場國家級的權力清洗工程。其二,軍隊成了林彪等軍頭的「權力來源」,在革命委員會時期,許多地方領導人名義上是「三結合」,實際上軍代表說了算。軍隊第一次掌握如此龐大的政治資源。
當然,助紂為虐反害自身也是天理,最後軍隊自己也成為文革的「受害者」;林彪事件後:軍內大清洗、大批軍官遭調職、審查,軍隊威信下滑,軍事現代化倒退十年以上,軍方既是文革的「執行者」,也是「被犧牲者」,可以說文革是軍隊被政治利用最徹底的一次。
文革是一場軍權與極權交織的悲劇。林彪是毛手中的刀,也是毛最終要丟棄的刀。葉劍英在極權中只能做殘餘秩序的守衛者。在中共體制中,軍隊從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黨的軍隊。黨的軍隊從不是集體的軍隊,而是最高領袖的軍隊。
文革不只是歷史,它揭示了中共建政政權運作的一貫底層邏輯:
利用→壯大→清洗→再利用。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對黨忠誠永遠比能力更重要。文革中的軍方勢力,只是這個循環裡最典型、最悲劇、也是必然的例子之一。
(𣁽省山寨·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