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生“占中”主要还是媒体事件，让人忧虑、焦躁、兴奋，我可以担保，即使是一个温和的反对占中的人，只要到现场，许多人很快也会卷入其间，成为其中一份子，享受成为正义伟大群众的光荣。但我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现在开始“占中”，由于离2017年时间稍远，反而会为2017成功建立中共版的普选清除障碍。

曾为码头工人的美国作家爱立克·霍佛（EricHoffer），长期参加各类平民政治运动，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有一天醒悟，写了一本《狂热分子》（TheTrueBeliever），于1951年出版，到现在仍为社会科学经典之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这本书大力赞扬，并买了许多送人，从这一点可以说，再也没有比群众运动叛变者所写的书更吸引统治者了。对于艾森豪威尔（其实是所有统治者）的赞赏，霍佛讲了一句与他这本书相称的刻薄话：“这说明小孩子也能读懂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内容实质上是贬损群众运动。他总结了从古到今无数群众运动，得出结论认为，积极投入群众运动的往往是失意者，将生命托付给一个伟大事业让他们感觉不错，集体运动的整齐划一可以掩盖他们的责任、恐惧与无能。他认为参加群众运动的人都是社会上畸零的人，他们基本做不好自己的事。但这些人为什么积极参加那些和他们生活其实没有关系的伟大运动呢？他从一件小事悟出了道理：他当码头工人时，有一个最笨的工人，什么事也不会做，没人愿意与他搭档，他与别人在一起搬运一垛货物时，采用一人一半的方式，省得他影响别人，但霍佛发现，他总是愿意搬到人家那一半来，霍佛起先搞不明白，后来突然想明白了，原来自己应份的工作做不好是要被人耻笑的，如果做份外事，再笨拙也不会被人指责。这正是人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推动力之一。 

香港的学生身在香港，与大陆人相比却诸多不得意：在校读书读不过大陆学生，上街买东西拼不过大陆人、求职求不过大陆海归，买房被大陆人抬高了房价，只有参加伟大的普世价值运动才能让他们没有犯错误之虞，摆脱自己的无能，产生创造历史的感觉。1964年美国伯克利大学生争取言论自由，他们喊出了“我们不学历史，我们创造历史！”的口号，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爽快正义、同时又摆脱学习无能的口号吗？没有了！香港学生参加伟大运动一样，除了摆脱无能以及无能为力外，还能出一口对大陆的鸟气。还有，更能感到自己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当然，这种幻觉几年之内就会消散。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加剧了群众运动参与者的这种感觉，正如媒体是恐怖分子的共谋一样，媒体也是所有平民参加的群众运动的共谋。 

中央和港府与他们说道理是没有用的，群众运动自有其逻辑。正如霍佛认为的，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信仰无比坚定，他们认为自己全是正确的，别人全是错误的，他们不会为危险、障碍而却步，反而会增加他们的信仰，这正是特区警察拘留学生反而会增加人们勇气一样。法国哲学家HENRIBERGSON说，信仰的力量不在于可以支使人们去移山，而是在于有神奇的力量让人们根本看不到有什么山要移。不管什么群众运动，不管什么宗旨的群众运动，参加者其实都是“一家人”，用什么理由参加群众运动不是件要紧的事。 

回到现实层面，我认为学生现在“占中”可能对中央2017年实施现行普选方案产生正面影响。中央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学生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长期僵持，产生两个后果，第一种后果是没有引起动乱，这种情况中央不会管。因为香港属于权力边缘，无论发生什么事不会对权力中央产生影响，如果在北京上海发生，倒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平息。没引起动乱的学生运动只能说明，当影响渐弱，拖到最后可能已经没有动力，再加中央在一些细节上作一些让步，就解决了。如果香港产生动乱，中央也不会管，但后发制人。由于中央政府代替了原来英国人的位置，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67年左派暴动。当时左派受到不少香港人支持，因为港英统治实在是对中国人不好，只有港英“走狗”一类华人受益者才反对群众，如资本家、积极讨好英国当局的媒体编辑记者、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势力等等。但左派太过分了，搞到后来放炸弹，香港民意一下就转了，都支持港英镇压，于是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当然事后也要做一些弥补，这就不要紧了。 

如果这次学运演变成社会动乱，情况也一样，只要存心不去处理，让它延续一段时间，甚至出现暴力情况（人一多，被抓的可能性一小，被抓后变成英雄的希望越大，暴力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越多），香港民心就可能转为支持中央，支持稳定，民意一转，那些本来就想妥协又不太敢的议员就会转胎，到时中央的方案就可能通过了。当然，问题还是存在的，这就需要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