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哑巴之外，人说话十分容易，不过是上下嘴唇一碰撞，加上舌头一搅和，话就脱口而出。这说话虽然容易，但说得是否中听却是一门大学问。有的人会说话，颇得上司的赏识，而升官，而发财。有的人会说话，能获选民们的欢心，而当选，而连任。有的人会说话，而博得异性们的喜欢，而恋爱，而结婚。有的人不会说话，而招灾惹祸，或丢官，或破财。有的人不会说话，而因言获罪，或下狱，或掉头。一个人无论他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最重要的是要慎言。曾经有人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说话的是我初中的一位语文老师。这语文老师很有才华。他教我班的语文总共只有一年，却使我班很多同学的语文水平大有提高。班里好几位同学的作文常常被送到公社其它学校当范文传阅。当然他的脸上也因此而增色不少。我在县一中念高中时，学习成绩尚不错，每次班上学习成绩排名，我的名次总是比较靠前，连班长和学习委员都谦让地居于我之后。但因我年龄较小，个子亦小，满脸稚气，被认为缺乏领导干部风度，从未被结合进班级领导班子中。可由于我初中时打下的语文基础比较扎实，却也得以一直盘踞着班级语文课代表一职。我的作文也曾不止一次被传至别的班级当范文展示。初中和高中每个学期结束那天，我拿着成绩单和各科作业本刚一跨进家门，我父母除了要看成绩单外，总是还要追问一句：“你的作文本呢，拿过来瞧瞧。”而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作业本则免了。

语文老师不仅教学很好，文才也十分难得。学校的墙报、黑板报上登的大都是他的文章和诗作。他的诗作还曾经发表在当时唯一的省级文艺刊物<<湘江文艺>>上。那时候的刊物少如凤毛麟角，能够在省级杂志上发表作品，在我们那小地方老百姓的眼中他就如同天神一般。

他不仅文才好，字也写得好，是宣传标语的写手。那时候兴写标语，墙壁上、田埂上、山坡上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猪多肥多粮多”，等等。这些大都是他刷出来的。因为写标语不是用笔，而是用毛刷或排刷，所以写标语都不叫写标语了，而是称为刷标语。我校曾经有一个班级在当地的一座高山上，伐倒大树，砍掉灌木，铲光青草，用石灰水在五个不同的山坡上浇出“农业学大寨”五个巨大的白字，人在几十里外的地方都清晰可见。真是大手笔，气势十分恢宏。

记得有一次星期一上语文课，进来的却是数学老师。她说头一天语文老师在学校高墙上写标语时，人站在梯子上，一手提着石灰水，一手拿着大刷子刷字，不小心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把腿摔伤了，正在家里休养，所以语文课改上数学课了。下完课我们立即跑到教室外面去看高墙上语文老师刷的标语，只见墙上写着四个大字：“农业学大”。原来那“寨”字还没有开始写，语文老师就摔下来了。

据说语文老师差一点因此而倒了大楣。过了几天语文老师伤愈之后，大概是因为心有余悸，不敢去把那“寨”字添上去，结果就一直让那“农业学大”在墙上摆着。刚好过了不久，公社书记下来视察工作，老远看见“农业学大”四个大字，顿时怫然作色，对陪同的大队书记说：“是谁胆敢篡改毛主席语录？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吓得大队书记连忙解释说，这是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写标语时，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故而没能写上“寨”字，确确实实不是故意搞破坏。再说语文老师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光荣负伤，应该表扬鼓励才是。公社书记说：“那赶快找个人把‘寨’字写上去。要是这事传到上边去了，我们都要倒大楣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寨”字一直没有加上去。十多年后我回国探亲，经过家乡的学校时，“农业学大”四个字还十分醒目。

语文老师是我家乡有名的才子。但他年近三十了，还孑然一身。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长相太差？不是。虽然他说不上长得帅，但绝对不难看。再说理想的姻缘是郎才女貌，有他这份才，也就足够了。是因为他身体有残疾？也不是。是因为他家太穷？也不是。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相对来说他家还算不错的。是因为那儿缺乏女子，男女比例失调？也不是，当地蠢蠢欲嫁的女子遍地都是，要从中找一个应该不难。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具体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爷爷在解放前曾经干过地主。当时在农村人的眼中，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贵族集团，他们是城里人。其实城里人的差别也很大，但在农村人的眼中，他们都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离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一步之遥。第二阶层是平民集团，这些人是农村中的贫下中农。第三阶层是奴隶阶层，他们是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没有人身自由，处处受歧视，动辄就要挨批斗。比如说大队召开春耕动员会，却要把全大队的老少地主富农都召来排成一行站在台上，批判一番，以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对于地富反坏右们的子女，虽然被定义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从“可以教育好”这几个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永远还是尚未被教育好。他们同样是低人一等，和地富反坏右没有什么两样，处处受歧视。

那时候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劳动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革命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实际上干不同种类活的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不说人民和他们的公仆之间社会地位大不相同，光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就有着巨大的差别。城里人有星期天可以休息，可以休病假，而农村人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有收入。城里人看病由公家出钱，农村人看病得自己掏腰包，没有钱看病的话则只有活活等死。城里人有退休金，农村人则得干到动不了时为止。城里人有公家的住房可住，农村人则得自己建房子，绝大多数人都是因建房而背上沉重的债。城里人干不干活，干好干坏都是旱涝保收拿工资，而农村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秋后有没有收成还得看老天爷是否开恩。物质决定意识，爱情这种意识也不例外，因此那时候农村自认为稍有姿色的女子都拚了命的要嫁城里人，即使那城里人是个缺胳膊少腿的也在所不惜。而地富反坏右的女子则非贫下中农不嫁，这样即使自己仍是出身不好，可自己的孩子总算是出身于贫下中农了（那时候是出身随父亲，户口随母亲，也算是男女平等吧）。如此一来，地富反坏右的儿子们就只有一辈子打光棍的份了。语文老师虽饱有才学，但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头上既没罩着吃商品粮的光环，身上也未披有出身好的外衣，于是就成了没毛的凤凰不如鸡了，连出身不好的女子都不愿意嫁他。

其实语文老师的母亲为他的婚姻还没少操心。语文老师找对象困难重重，这一点他母亲也心知肚明，但是她仍不甘心。他母亲说了许多好话加上送礼，恳求村里一个老掉牙了的业余媒婆为语文老师介绍对象。这媒婆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巧嘴，有把稻草吹成金条的本事，托她说媒的人踏破门槛，所以她喏大一把年纪了还在情场上奔波。媒婆为语文老师母亲的诚心所打动，明知事情难办，还是一咬牙（应该说是一咬牙帮子，因为她已经老掉牙了）答应帮忙试试。媒婆先后联系了好几个远乡的女子，家庭出身也都是地主富农之类。对方一开始听媒婆说此人才高八斗，是民办教师，长得很帅，家庭富裕，都跃跃欲嫁。但在追问之后听说此人同样是出身不好，便立马缩了回去。有的委惋地表示那厢文化水平太高，不敢高攀。有的则直截了当地说这辈子受够了出身不好的苦，宁死也不能嫁给同样出身的人了。媒婆连遭挫折，只得据实回复语文老师的母亲，说因为语文老师成分太高，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语文老师的母亲见是这种情况，也只好作罢。那媒婆是个嘴上没把门的人，把给语文老师介绍对象的经过全都对人说了出来，以至于连学校的学生们都知道了这些情况。

倒是语文老师本人曾经在这方面取得过突破。那时候语文老师还没有教我班的语文。当时我校有一位青年女教师，虽然说不上很漂亮，但长得确实还不错，一对长长的辫子十分好看。她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是根正苗红的那一类，也是民办教师。她性格开朗大方，对学生也很好，学生们大都喜欢她。不知怎么搞的她看上了语文老师，一有空就往语文老师的办公室跑。语文老师那时候的情形可以说是正处在爱情的严冬，这珍贵的爱情无疑是雪中送碳。过了不久，就传出他俩谈上了恋爱的消息。

女教师的父母就住在同一个大队，得知此事，便拚命反对，强令女儿与语文老师断绝来往，甚至以性命相威胁。可女教师是吃了称砣铁了心，说什么也不从。于是女教师的父亲到学校来找学校领导，要求学校领导出面帮助做女教师和语文老师的思想工作。学校领导做了什么样的思想工作我不得而知，只是思想工作并未见效，女教师依然时常往语文老师的办公室跑。后来听说女教师的父亲又去找过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还去语文老师的家叫骂过。有一天中午，女教师的父亲突然闯进了语文老师的办公室，对着语文老师劈头就骂，骂了许多难听的话。其中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地主阶级是火烧芦苇心不死，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想复辟资本主义”，“地富反坏右想叫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地主阶级想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坚决不答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甚至还威胁说如果语文老师不和其女儿断绝来往，他将要了语文老师的命，这也是消灭反动派，为无产阶级专政立了大功。当时语文老师的窗外和门外都挤满了学生，还有几个老师也夹在其中，只是没有看见女教师，自始至终也未听见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我当时听了女教师父亲的骂词，一方面有点同情语文老师，另一方面心里还暗暗佩服女教师父亲骂人的水平很高，政治词汇记得那么熟。但是女教师父亲的这通叫骂并未凑效，甚或是适得其反，因为在此之后，女教师和语文老师的来往更加频繁了，午饭时还常常看见女教师端着饭菜跑到语文老师的办公室去一起吃。

自此再未有过风波，看来女教师的父亲是默认了这门不称心的亲事。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过了一段时间，夏天就到了，双抢（抢收抢种，农村常用词）也跟着就要开始了。照例大队又召开了全体社员都要出席的双抢动员大会。照例大队主要领导又念了一大通双抢动员报告。照例全大队的地主富农都被召来排成一行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接受批判，以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语文老师的父亲也站在台上的那一列队伍当中，显得很憔悴。那一天女教师也坐在台下开会。大概是台上语文老师父亲的狼狈相震动了她，使她联想到以后这一辈子都得和这个站在台上的人联系在一起，或者是联想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将来都将逃脱不了站在台上的命运。也许是她和语文老师因别的原因闹了矛盾。反正自从这次双抢动员大会之后，就没有再见她往语文老师的办公室跑了。接着便传出了他俩吹了的消息。到了下个学期，她就到另一个大队的学校教书去了。

后来情形起了较大的变化。右派的帽子全部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成分也被取消了，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我考上了大学，语文老师也被调到公社的另一所初中任教去了。我大学一年级寒假回家过春节，在家时遇到语文老师因事找我父亲。于是我也陪在旁边聊天。我父亲曾经在公社教革办（教育革命办公室，相当于现在的教委）干过多年，对语文老师所在的中学很熟悉，当时他已调到县文化馆去了。很自然地，我父亲逐个问到该校各位教师的情况，如目前教几年级，教哪一科，讲课水平怎么样，等等。当问到一位叫徐××的老师时，语文老师拉长声调说：“她呀──，一个绣花枕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把人比作绣花枕头，当时虽然不大知道象绣花枕头的人是什么样，也不认识这位徐老师，但对这个比喻感到很新鲜，因而这个场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第二年寒假我刚一回家，便听说语文老师新近结婚了，娶的是同校的一位女教师。我暗暗为他感到高兴。春节之后，两个从前的初中同学来约我一道去看望语文老师。一是给他拜年，二是祝他新婚快乐。对我来说，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想看一看他的新娘子。我们刚一进门，语文老师夫妇俩便笑吟吟地迎了上来，我的目光立即被新娘子吸引住了，心想：“好漂亮的新娘子呀。语文老师这些年的光阴没有白费。有这么漂亮的新娘子，再多等十年也值啊。”这时语文老师开口说道：“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徐××。……”

听到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差一点惊叫出来：“这不就是一年前语文老师所说的那个绣花枕头吗？”

绣花枕头有两个用途：一是供人观赏，令人赏心悦目。二是供己睡觉，得以早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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